自杀：中国的沉默长城 - 彭博社
bloomberg
作者：布鲁斯·艾因霍恩
到现在为止，《商业周刊》的读者无疑已经习惯于看到文章称赞中国作为新的经济超级大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引领世界。最大的手机用户群体。增长最快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制造业圣地。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地点。这个名单还在继续。但有一个标签，中国政府可不想要： 中国，自杀中心。
根据北京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的资料，官方的《中国日报》在11月1日报道称，中国每10万人中有22人自杀。全球平均水平为每10万人15人。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情况更糟。在中国13亿人口中，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每10万人中有30名女性自杀，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健康经济学教授胡德伟表示，他最近共同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抑郁症经济成本的报告。
市场潜力。
胡教授与几位同事上周在香港参加心理健康会议，他表示，高自杀率不仅是个人悲剧的问题，还有经济后果。胡教授是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的首席研究员，该报告得出结论，自杀和抑郁症的其他后果每年给中国造成至少3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仅次于美国。
美国的数字是430亿美元，但中国的经济要小得多。此外，35亿美元是一个初步的——而且是低端的——估计，胡教授认为。“我们想要保持保守，”教授说。“我们预计[实际]数字会高得多。”
多年来，西方制药公司一直将中国视为抗抑郁药如百忧解、帕罗西汀和佐洛复的潜在盈利市场（见BW在线，04/24/02，“致命缺陷的态度”）。事实上，赞助胡研究的组织，抑郁症的社会与经济负担倡议（简称SEBoD），是一个亚太地区的团体，获得来自辉瑞制药（WYE）的资金，该公司生产抗抑郁药Effexor。但即使市场显然存在，企业在中国也很难立足。
“可耻。”
一个原因是中国人传统上以简单的方式对待心理疾病——通过忽视它，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首席医生何燕玲说，她与胡教授一起参与了SEBoD报告。“中国人通常认为心理问题是羞耻的，不愿提及，”她说。
这对农村女性尤其危险，她们属于中国自杀风险最高的群体，她补充道。“通常，女性的教育水平较低或没有教育，”何解释道。有时她们的丈夫去城市工作——并且组建第二个家庭——把妻子留在农场，那里她们容易接触到致命的农药。那些女性“获取信息和寻求帮助的知识更少，”何说。
由于农村缺乏紧急医疗护理，医生很难在那些女性自杀未遂后挽救她们的生命，因此自杀未遂往往会成功。
别人的疾病。
多年来，中国人出于政治原因否认国家的心理健康问题。SEBoD创始人诺曼·萨托里乌斯，前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项目主任，指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往往将抑郁视为困扰其他地方而不是自己国家的问题。
“这是西方的问题，”他说道，指的是这种论点的表述方式。“美国人有抑郁症。英国人有抑郁症。这是他们的疾病。”中国每10万人仅有1名精神科医生。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萨托里乌斯表示，在欧洲，平均比例在1比3000到1比5000之间。
这也是69岁的萨托里乌斯两年前发起SEBoD的原因之一。其目标是帮助中国和其他七个亚洲国家的医生对抗这些观念，帮助抑郁症患者获得所需的帮助。（SEBoD的赞助商辉瑞可能希望看到这种意识的提高转化为抗抑郁药的销售增长。）萨托里乌斯的团队正在努力教育医生和政策制定者，减少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并强调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更好的培训。
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北京更愿意采取行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何教授表示，政府于2002年启动了首个国家心理健康计划，重点关注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痴呆症。同年，中国在北京的回龙观医院开设了首个自杀预防中心。上个月，国务院（中国内阁）公布了其心理健康政策，重点提出针对高风险群体的资源配置建议，并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治疗。
中国也在升级其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培训。直到最近，医生无法轻易专攻精神病学，她说。“如果你在精神病医院工作，你就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她说。这种情况现在正在改变，医生们现在正在接受专业培训。
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以及中国开始处理艾滋病的方式表明，北京在健康政策上开始表现得更加负责任。事实上，在非典疫情期间，政府从假装医疗紧急情况不存在中吸取了教训。
人口统计的冲击。
然而，尽管立法者对中国心理健康需求的问题给予了关注，但仍然没有强烈的紧迫感。她说，保护患者权利并提供更好护理途径的提议心理健康法已经酝酿了15年，而短期内取得任何进展的机会微乎其微。“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事情，”她说。“我们希望它能在五年内通过。”
与此同时，中国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谈到抑郁症，人口统计并不在这个国家的有利一方。“中年人越多，抑郁症就越多，”萨尔托里乌斯说。而一个社会越富裕，人口就越容易受到风险。“随着你的发展，抑郁症变得越来越突出，”他说。
由于抑郁症已经是一个主要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防止其公民自杀，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艾因霍恩 是 商业周刊的亚洲经济记者，驻香港。每周在BW在线上关注中国日报专栏
编辑：帕特里夏·奥康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