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圆桌会议1：增长：中国与印度 -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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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商业周刊聚集了我们能找到的13位最聪明的人，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和印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在线圆桌讨论。在八天的时间里，我们发布了一个新问题。经济编辑彼得·科伊主持了这次讨论。专家们就从地缘政治到代际差距的各种话题与我们和彼此进行了交流。现在我们将这次讨论分享给你，并邀请你提供意见。请注意，并不是所有13位专家每天都参与讨论，评论经过了风格和清晰度的编辑。
印度会像中国一样快速增长吗？如果会，那将如何发生？
苏布罗托·巴基
我认为印度不应该试图“像中国一样快速增长”。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增长必须在相关国家的背景下进行。印度有自己独特的过去，截然不同的现在，并将绘制自己未来的版本。在那个未来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保持民主的安全。
在过去近50年中，普通印度人学会了重视自由。这要求印度在采取许多行动之前进行社会化——这对速度有其自身的影响。在增长问题上，人们必须从长远的角度看待时间，我看到印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整体上取得健康的进步。这会与中国当前的增长速度相匹配吗？可能不会。不必如此。一切都有代价。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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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申卡尔
至少在未来几年，印度的增长速度不太可能赶上中国。中国在外商投资方面领先印度，外商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比例为10比1，因为可以将资金投向任何地方的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看到更多机会和更少障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的民主被视为相对于中国的威权政权在其自由化市场和温顺工会方面的稳定性的一种障碍。印度也缺乏香港和台湾这样的邻近技术和资本中心，这些中心与大陆丰富、廉价且高效的人力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互补。印度在追赶中国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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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卡·陈
印度正在觉醒并迅速赶上。我不会惊讶于看到印度的增长率更高。然而，印度在市场规模和绝对增长规模上赶上中国将是困难的。中国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在国内拥有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印度在技术/IT服务方面实力强劲，虽然可能价值高但量不大。然而，随着印度开始进入生产领域，以及中国公司开始收购印度公司并在印度设立生产基地，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如果印度要比中国增长得更快，就必须在市场规模和奢侈品潜力方面提高对投资公司的吸引力。印度消费者在消费上更加节俭和理性。中国消费者更愿意为品牌和奢侈品支付，这对市场营销人员来说是一个梦想。这从星巴克到路易威登等奢侈品牌在中国与印度的普遍存在中得到了证明。
因此，如果印度市场要比中国增长得更快，印度消费者需要被鼓励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并支付与商品成本无关的价格。毕竟，市场增长是品牌增长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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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迈拉
印度会像中国一样“快速增长”吗？第一个问题是增长“什么”或“在什么方面？”正如另一位参与者所指出的，单纯的经济规模增长可能不够。印度的其他方面也必须随之改变和增长，他建议，在平衡计分卡的方法中，如果在其他维度上有增长，经济规模的较小增长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让我现在专注于经济增长。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印度GDP增长的制约因素似乎是投资不足——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最常被引用的投资制约因素是政策变化的混乱和缓慢，以及官僚层面的混乱和迟缓，这与中国方面的“专注”形成对比。
因此，如果能够缓解这一制约因素，并且印度系统内有更多的协调，根据这种观点，印度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比其他情况增长得更快——或许能够与中国的GDP增长率相匹配。因此，如果加强在关键增长要求上创造足够协调的流程，印度将会增长得更快。
为了获得一致性，有必要面对并解决关于发展目标的问题。通过提出和解决问题获得的一致性将创造出更不脆弱和更持久的一致性（即使获得这种一致性的过程看起来艰难而混乱）。
因此，我认为，印度目前关于发展目标和适当增长模式的辩论有助于实现我们需要加速的（甚至）经济增长。事实上，这让我更加充满希望，而不是减少希望，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以更全面的方式和更快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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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ni Bakshi
正如阿伦·迈拉所说，关键问题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增长？印度和中国在追求更高GDP方面的竞争是一个短期关注。然而，地球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印度和中国重新定义增长本身的能力，并创造新的、生态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印度和中国都有知识基础，可以朝着可持续性方向发展。它们是否能够以显著的方式利用这一点，将取决于决策者将广泛的替代方案与创新市场机制结合的能力。
印度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和富有创造力的非政府组织（NGO）部门，这个部门现在越来越愿意与市场力量协同工作，以推动经济民主，即在多个层面上实现公平竞争。
中国在其政策上似乎具有更大的连贯性。而印度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将其试错的混乱转变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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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夫·阿迪卡里
如果采取一些关键的宏观（政策）和微观（在公司和个人层面）举措，印度的增长速度可以与中国相媲美。
首先是宏观举措。自1991年改革启动以来，仅仅过去了14年，这比中国的邓小平时代改革晚了十年左右。政治的钟摆现在已经移动到中间，以至于这些举措无法被任何政治左翼所阻止或反对。因此，印度在任何政府下都应该看到稳固的宏观举措。这将导致外部认知的显著改善，同时内部改革也在进行中。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驱动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其次，一个稍微被低估（和理解）的关键要素，使我对印度能够与中国的增长相匹配甚至超越充满信心，就是微观层面的变化。印度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越来越要求在各个层面上提供更好的服务、产品和治理。这确保了一种“市场/消费者/个人”层面的革命，这并不是由国家主导的。这将以非常显著的方式推动增长。
是的，我非常有信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印度的增长故事将与中国一样引人注目，即使考虑到统计上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是增长模糊解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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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斯特拉兹海姆
印度将继续滞后，直到政府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教训并加快经济改革进程。这正在发生，但需要时间。印度必须进一步改革，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他们远远落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人才、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些与资本本身同样重要。
印度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存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软基础设施”，或者我所描述的“制度资本”，这是发达经济体所接受的标准——法治、商业法典、数据的真实性、公平对待所有各方、根除腐败、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破产程序、有效且易于理解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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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夫·巴特库利
印度的增长速度没有中国快，但似乎在未来十年印度可能会增长得更快。这两个国家增长的关键差异有两个。首先，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印度的增长则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其次，印度的增长是在资本不足的时代中出现的，而中国的增长则是通过不断投入大量资本实现的。
在电力、电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道路/高速公路和港口方面，印度似乎正在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外资所有权现在也不再是一个问题，除了少数敏感行业。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展，印度的增长也将随之增长。到目前为止，它仅限于少数几个行业，如信息技术和制药，这些行业相对不受基础设施缺乏的影响。因此，印度现在似乎准备实现多行业增长。
例如，在纺织品领域出现了新的大机会，尽管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纱线生产国，但由于配额的限制，印度曾受到阻碍。配额现在已经被取消。汽车行业可能是另一个推动力。印度的发展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是最低的之一。印度在两轮车领域已经拥有了三个世界前十的制造商的庞大本土基础。在乘用车方面，印度也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出口中心。尽管与过去十年由服务业主导不同，未来十年可能会看到印度由制造业的增长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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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比尔·戈卡恩
中国的年增长率大约为9%，投资/GDP比率约为40%。印度的年增长率约为6%，投资/GDP比率约为25%。这表明印度在资本使用上更为高效，因为它在投资上获得了更多的增长回报。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增长驱动力是服务业，而服务业通常比制造业资本密集度低，而中国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
如果印度的制造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可以加快其增长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几项政策变革。在我看来，两个关键的变革是劳动市场改革——目前的劳动市场法规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而对服务业的影响相对较小——以及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电力和交通。
推动劳动市场改革的政治意愿并不明显。基础设施方面有一些进展，但极其缓慢。没有这些，投资的增加，无论是在基础设施还是制造能力方面，都是加速制造业增长所必需的，这根本不会发生。
印度可以像中国一样快速增长，但需要突破一些相当严峻的障碍。好消息是，这些障碍是人为的，可以通过正确的政策干预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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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中国和印度将在未来保持增长明星的地位。中国可能比印度稍快。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未来10到20年内能够保持超过7%的快速增长。中国能够保持稳定和快速增长的原因如下：
快速发展的前景将建立在国家的弱点上，即沿海东部与内陆西部之间的发展不均衡。这将使中国在寻求东部产业升级的同时，保持在劳动密集型出口方面的优势。双引擎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多动力。
中国拥有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体制。中国仍然是一个一党制的宪政体制。但执政党对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求非常灵活和开放。经济自由得到了更多保障。国家正迅速朝着法治和依法治国的方向发展，未来几年将更加真实地营造出一个更具投资友好的环境。国家能够在经历巨大的转型和不均衡发展时，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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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然
印度正在加快步伐，距离过去25年中国的低于平均增长率（6%到9%）并不遥远。尽管印度潜在的更高增长率可能基于与中国迄今为止所驱动的因素不同的一组因素，但重要的是要关注中国的经验，以及印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造类似的条件。
首先是面对所谓的“农民问题”。在如今谈论高科技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经济改革和随后的腾飞是从农村开始的。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繁荣的不是城市而是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释放了当时70%中国人口的巨大活力，并为后来的城市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民落后并被抛在了后面，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所谓的“三农”危机——农业部门、农业地区和农业人口的危机——给中国的整体发展带来了严重问题。如果印度想要创造自己的可持续增长奇迹，可能需要解决其广阔农村地区的一些根本问题。
第二是以牺牲公平分配为代价追求高GDP数字。邓小平的名言是：“致富光荣”，以及“我们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曾经是贫穷但平等的。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涓滴效应”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并没有奏效。今天，中国是一个比印度更不平等的社会。
印度会推动更高的速度，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吗？虽然中国有数亿农民，但印度有1.6亿“不可接触者”，他们遭受严重压迫。快速增长的一种方式似乎是将他们抛在后面——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第三点是创造有利环境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合资企业和贸易伙伴，并给予大量优惠待遇。国内可用的资本有限，因此为了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拥有一个“开放政策”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做得很好——远远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等前任，并在这场竞争中远远领先于印度。即使在今天，它仍然继续为外资提供更好的激励。如果印度在这一领域做得更好，就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快速增长。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中国的案例中，上述任何一项都无法在没有强大国家的情况下实现。而中国的国家既是非民主的，又完全致力于增长。虽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威权强国与高增长率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将民主与强劲的经济表现联系起来。显然，印度可以从中国学习一些经验教训，但中国的一些因素是印度无法模仿的。
参与者
索拉夫·阿迪卡里
HCL科技公司战略副总裁
印度
苏布罗托·巴基
首席运营官，MindTree咨询
美国和印度
Rajni Bakshi
活动家和作家
印度
Madhav Bhatkuly
管理合伙人，新视野投资
印度
Viveca Chan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Grey Global Group
香港
Subir Gokarn
首席经济学家，Crisil Ltd.债务评级机构
印度
Wenran Jiang
副教授和副主任
阿尔伯塔大学政治科学系，加拿大
Jiang Li
研究经理，媒体传播组，微软亚洲研究院
中国
Arun Maira
董事长，波士顿咨询集团（印度）
印度
Oded Shenkar
管理与人力资源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
美国
Manoj Singh
首席执行官，德勤，亚太地区
香港
Donald H. Straszheim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Straszheim Global Advisors
美国
Wang Yong
副教授，国际研究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