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起欢迎垫 - 彭博社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欢迎外国企业。领导层认为，启动这个缓慢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简单方法是引进国外的技术和知识。而外国人则蜂拥而至。

然而，最近这种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如今，非中国公司越来越被视为想要从大陆榨取利润而不愿回报的入侵者。中国似乎在说，它已经吸收了足够的技术，谢谢，现在是时候回到中国早期期望外国人进贡的习惯了。

中国的报纸和博客显示出对外国商人及其如何改变中国的许多怨恨迹象。投诉包括对垄断的普遍攻击，然后特别指出外国公司作为主导某个行业的例子。最近的报纸文章谴责将中国银行的股份出售给海外金融机构，并抱怨中国品牌在被外国人收购时消失。

更糟糕的是，政府显然支持这些观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卡特彼勒（CAT）收购一家中国公司的传闻反应消极。5月中旬的新闻报道说，国务院计划禁止外国人在某些中国机械制造商中拥有多数股权。在数十年里，省长们向跨国公司展示宣传册和CD，宣传在他们当地投资的优势后，这是一种新的策略。

对双重交易的厌烦。

所有这些都是对外国投资者日益反感的症状，以及一种感觉，即这个国家不再需要外部援助（或干预）来发展。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美国和欧洲批评中国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但中国大陆仅生产40%到50%的出口商品内容。大多数外国制造商倾向于从日本、台湾或韩国进口高科技零部件；然后在中国，他们用进口原材料制作外壳和铸件——并出口结果。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控制：外国人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污染中国环境，同时进口原材料如石油和铜，并消耗过多的能源。然后，世界不仅不欣赏中国的贡献，还指责大陆肮脏、操控汇率，并生产过多廉价商品。理解这种怨恨并不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公司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正在努力建立全球组织。描述中国高管在寻求海外发展时面临的紧张局势，Mansour Javidan和我在去年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预测了民族主义行为的增加。在一项跨国调查中，中国高管是唯一认为“世故”是管理者的负面特质的回应者。

重生的强硬派。

对他们来说，“世故”带有被外部势力污染的含义，因此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人是否仍然忠于他的中国传统。几十年来，跨国公司雇佣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来管理中国的业务，假设共享的文化背景会确保成功。相反，这些归国人员常常受到当地人的怀疑，他们认为这些管理者“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中国人”。

大陆人对自己高管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有复杂的感受。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受到赞扬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在国际活动中占据中心舞台。他们觉得中国应该与领导者并肩而立。

但另一方面，花太多时间与外国人交往的首席执行官被怀疑背叛了同胞，变得过于不同。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国际化的高管回国后，拒绝与外国同行在中国见面，并对来自国外的公司、政策和举措采取特别强硬的立场。他们几乎超越保守派，以“证明”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中国人。

龙觉醒。

胡锦涛总统的政府似乎支持这种倾向。与早期政府不同，胡及其高级副手在国外花费的时间很少；他们的根基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和改善农村生活水平上。他们很少会见外国商业代表团，并鼓励对垄断的怨恨，他们将其等同于外国工业。

怨恨也在另一方流动。在美国和欧洲，尽管有大量相反的证据，广泛的民众和一些政府仍然将亚洲视为当地失业的原因。欧盟对中国鞋类和纺织品征收关税，而美国政府已禁止联想-IBM的个人电脑接入政府网络。无论在哪里，这都不是一个美好的画面。

但是中国人增加了一个转折，使他们的怨恨轻易转变为傲慢。他们将自己的崛起视为历史的必然，过去200年的贫困只是历史画面上的一次运气不佳。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安格斯·麦迪逊的一项研究，1820年的中国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到1950年，这一比例降至5%。但到2025年，预计将恢复到25%。在这种背景下，很容易理解中国人觉得希望进入大陆的西方公司可以越来越被忽视。

墙要起来了吗？

这些变化对跨国公司意味着什么？美国和欧洲投资者在寻求启动或扩展合资业务时，面临与国有企业更艰难的谈判。即使是与特定合作伙伴有着长期历史的公司，也对缺乏开放性感到惊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原本计划在大陆扩展业务，但已悄然降低了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其他亚洲国家。

这对中国有影响吗？在高科技和研发等领域，外国投资将继续带来中国所缺乏的知识。但越来越多的经验教训来自于过去二十年大规模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投资，已经被吸取。中国组织是否能够成功应用这些教训，或者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模式，仍然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正在回归清朝时期的假设，即中国不需要西方技术，并可能关闭自己与国际商业的联系？似乎事态发展已经走得太远，但压力正在加大，投资中国的外国公司可能会发现，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研究政治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