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思想评论简报

近年来，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但底子薄、基础弱、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明显。新时期新阶段，重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共享，成果显著。一时间，重庆模式纷纷被模仿和热议。今天《人民日报》头条文章《重庆探索共同富裕》，选举与治理网站转载题目《党报头版总结肯定重庆治理经验》，再次对重庆模式进行了肯定。

重庆模式从被人们误解到接受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使萧功秦在最开始也对重庆模式表示担忧。萧功秦等在重庆杨帆组织研讨会上发言（观察者网《萧功秦：重庆也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左》）时指出，一开始，对于重庆模式，和很多知识分子、学者甚至包括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确实曾经有过很多担忧，原因在于担心重庆模式会被利用，可在亲自参观了重庆之后态度发生改变。重庆模式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公租房、其次是打黑，此外，在他参加了重庆的警察沙龙之后，他发出感慨：重庆的警察沙龙和警察文化是要把专制工具的功能转变为维护现代国家的文明秩序的功能，不是简单的阶级镇压的工具。

近来，重庆狠抓民生，“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高原，武广汉，陈雪，王海侠在《开放时代》发文《“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重庆农村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指出，本文认为，该工程在政策层面有两个核心，一是政府主导推进农业产业化和产业链建设，作为农户增收的基础；二是创新性地提出了"户户增收"和"均衡增收"的目标，以实现经济发展的民生导向。与之相应的，政府助推增收工程的实践既有宏观层面的"招商引资"、“产业规划”，也表现为微观层面的"户为基础"、“入户帮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显示，政府可以通过微观层面的某些经济介入改善农户的经营环境，提高其经营实力。

相比从实践层面分析重庆经验，崔之元则在《开放时代》发文《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与葛兰西 》，从理论视角分析重庆实验，他指出，重庆实验展示出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国进民也进的可能性。通过干部“大下访”和“三进三同”、进城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唱红歌”，以及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公租房等等，重庆试图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相比对重庆模式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的文章来说，苏伟，杨帆所著《重庆模式》一书则对重庆模式整体进行了解读（观察者网《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正如该书序言中写道：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重庆模式”及其意义的专著。“重庆模式”已有原创性的开端，其意义是全国性的，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上是有普遍意义的。它的历史意义，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