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在“志愿者”的大帽子下——汶川震后志愿者素描
2008年6月2日，我独自背包前往四川地震灾区。孤身状态没有持续多久，灾区随处可见自发赶来的志愿者，有请假的职员，有退伍军人，也有农民甚至和尚，大家自由组合在一起。这些非官方组织的志愿者是灾区独特的风景线，想要描绘甚至占有这道风景的力量很多，相当一部分舆论比如《南方周末》欢呼这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强调私有财富和公民社会意识是促成志愿者行动的最大功臣。而一些左翼网站则宣称这是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遗产的复兴。
在“公民”或者“群众”的抽象愿景之下，我看见的是志愿者们的真实面孔。当东北大妈背着几百个馒头赶赴灾区，当种蘑菇的农民尹春龙冒死救出废墟下的活人，当许许多多零零种种志愿者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无论统统装入“公民社会”还是“群众路线”的筐，恐怕都会削足适履。他们人员芜杂，很多来自现代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如果以为他们是经过多年公益、责任、创业、成功教育的熏陶才成为志愿者未免一厢情愿。他们同样不一定是共产主义遗民。他们展示着一个更加丰富特殊的中国社会。事实表明，仅仅用一些西方概念简单把握志愿者行动是缺少历史感的，也会错过问题关键。
我且放下理论，用一些亲身经历来勾勒这些志愿者的轮廓，赶在他们消失于我们的视野之前。
第一站：安县永安镇
永安镇的田间安置着北川灾民。每个大帐篷里都挤着七八个人。
晚上，在一个大帐篷里横七竖八躺了十多个志愿者。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退伍兵，农民，和尚，公司职员。虽然没有一个是现役军人，却大都穿着自己的军装。他们大部分在5月就进入灾区，热衷于体力活。坐在一起常会交流彼此经历，这个说在绵阳一号仓库突击队干过，队长是某某大校，那个说在二号突击队干过，队长是空军少将等等。嗓门都比较大，晚上曾惹来旁边帐篷居民不满。不过指挥部的人很喜欢他们，常给他们送水送食物。
北京阳哥
阳哥身材不高，湖南人，３0岁出头，在北京一个大地产公司上班，大约５月２０号左右请假入川。事先在网上看到某书店在永安镇有志愿者据点就来了，但是很快代替书店员工成为实际的志愿者领袖。
这群志愿者有些乱，有的还像顽皮的孩子。名义上的组织者沉默寡言，与大伙有隔阂。晚上开会，阳哥大嗓门一吼，把大家都招进帐篷。可是半天安静不下来，阳哥生气地喊：“怎么回事啊？开会有点效率好不好，我们是个团队，我们要做事，不是来玩的！”大家不好意思地安静下来。阳哥让大家先汇报一天的工作。一会儿书店的小李接到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似乎醉了，说不清楚。阳哥拿过电话，又冲那边吼上了：“谁叫你们送那老人去医院的？有没有和大家商量？要有团队精神。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们随意做决定，要是担不了责任怎么办？”电话那头是预备役武警小刘。阳哥敢这么吼是有一定基础的。关键就是六一儿童节的事情。
５月３１日，大伙筹划六一给孩子们办联欢。根据多位志愿者说法，当时书店人员拿不出办法，先是坚持要给志愿者和孩子们佩戴毛泽东像章，遭到大伙拒绝，然后又担心另一个志愿者团队会比自己团队更吸引孩子。这时阳哥站出来，说：“你们先把自己事情做好，自己事情没做好就担心别人干什么？！”然后组织大家分工，该买东西的去买东西，该准备节目的准备节目。六一那天活动办的不错，孩子们快乐，观众们感动，连路边执勤的交警都来帮他们。
阳哥多次说：“我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独立志愿者，不考虑任何集团私利。”他反复强调“要会做事”，强调团队精神。我遇到的志愿者当中有不少是受过工商团队训练的公司职员，做事情有板有眼，很自信。不过阳哥给我的感觉更朴实，会讲团队学，也会称兄道弟。他去过高川乡。那里交通瘫痪，只能走山路进去。他说那里有许多老人不愿离开，说愿意死在那里。他说：“我最看不惯有些人指责他们，说什么你们要重视生命，必须先活下去才有别的，思想不要太顽固。我说你们凭什么拿这一套来说人家老人？人家这份感情你理解吗，人家就愿意守在家园上。所以我把食物、药物给他们留下，给老人一个拥抱，祝他平安！我走我的，让他们安静地留在那里。”
那晚上开会后来发生争执。小李冲着山西的哥俩吼，结果差点打架。会议草草结束。阳哥要回公司了，临走请大家去镇上吃饭。有几个人非要喝白酒，喝醉了要打架，折腾了一晚上。阳哥又爱又恨地对我说：“你看这些人，总是出事！总是出事！出不完的事！”
山西哥俩
事最多的大概就是这对山西哥俩。哥哥小广常光着膀子，叼着香烟。第一次见面就见他从河里摸上来只河蚌，扔在脸盆里。常去附近小河洗澡，别人告诉他们河里大肠杆菌超标，他们也不当回事。弟弟小伟还在山西某煤矿专科学校读书，但哥哥却说：“俺俩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弟弟和哥哥一样留着小分头。他说：“我以前的生活就是天天打网游、睡懒觉。没意思。但是在灾区很痛快，干活的时候有狼扑肉的感觉！”哥哥则说：“俺爹说了，山西不能震。因为山西地下都是煤洞，一震就全没了。所以俺爹要咱哥俩来这积点德。我们要给灾民干活。”
和其他正在成队到来、穿着统一队服的志愿者相比，这哥俩更像是民工。但他们确实是志愿者，有好几张志愿者证，有一张背后图案竟然是个裸女。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绵阳市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颁发的志愿者证明和感谢信。他们在五月中旬就自发来到地震灾区。先是在绵阳市二号仓库搬运物资，随后又跟随一支突击队四处干活，包括清理废墟。后来发现这只突击队的头目向受助人收费，就和头闹翻了。小广说：“那个头是一个公安局副所长，想捞资本。他招的本地农民一天发70块钱，我们外地志愿者不给钱！”最后他们来到永安镇，投到书店组织者旗下。
组织者看不上他们，说他们素质不行，只知道干活。六月二号晚上开会时候他们之间就大闹一场。事情是这样：
小广说他去找了“我们长治的一个房产商，他说要给灾区捐物资。”书店人员立刻打断他，问那人什么背景，会不会有什么目的？要小心有钱老板云云。小广被呛的话说不下去，难受地左顾右盼寻找支持。弟弟急了，说：“谁知道你们书店是不是别有用心啊？你们太左，太排外！要相信人！”书店小李说：“我把我们网址给你们了啊，你们可以去看！”弟弟说：“我在这里怎么上网？”哥哥说：“你们有工资，但我们没钱了，挺不下去了。能找个老板把物资给灾民我就够了！”旁边坐着的北京来的某文化公司老板陈老师插话说：“你们这种心态不好，不能觉得自己钱没了就着急。”弟弟说：“你胡扯八道！谁没钱了。”陈老师大怒：“你说谁胡扯八道？你是干什么的？我可以做你长辈！”这下弟弟不得了了，要动手。大家使劲拉开。那边小李又冲小广吼：“刚开始的时候我怎么给大家交代的？！你说！你说！”哥哥说：“你再吼！你再吼！”操起铁勺就劈。直闹到指挥部保安来过问。
大家围着哥哥弟弟批评劝说。一个志愿者还在弟弟衣服后背写上：“海纳百川！”弟弟后来主动向陈老师道歉了。
第二天一早六点，外面大喇叭用四川话说着什么，我没听懂，继续睡。但是小伟爬起来出去，快八点才回来。说是广播通知搬砖，他就去了。然后又出去给邻村一个老奶奶搭棚子。老奶奶想找人帮忙插秧，他不会，问我会不会，我也不会，只好作罢。
阳哥请大家吃饭。小广坚持要喝白酒，把大家灌多了，差点引起斗殴。我临走请大家吃饭，一致说好吸取教训坚决不喝酒。他又偷偷让服务员把啤酒装在茶壶里端上来。喝高兴了，也扯一扯以前找小姐的经历。
退伍文艺兵小娜喜欢和小伟在一起。一夜风雨大作，吹垮了女孩们的小帐篷，她们只好钻到大帐篷来挤宿。小娜搂着小伟肩膀，两个人就这么安静地睡了。之后两天，小伟就有些神不守舍，满腹心事，跟不上大家节拍，尤其是几个退伍兵。大家就此散了。
和尚，农民，还有老板
和尚并不和大家住一个帐篷。但是大家都惦记他，集体吃饭时一定要给他留一份。大家都喊他师傅。师傅身材粗壮、吊眼吊眉有几分杀气，头上有戒巴，据说在河北某寺庙开过光。看见他我就知道，在这里，李叔同是没有群众基础的，鲁智深才有影响。
大家都说师傅干活猛，力气大，还津津乐道他的佛理。我来第二天就和师傅一起去搬木材。七八个人装在一辆小面包里往木材厂开去。我和师傅面对面，想找点话，就问师傅是哪个宗派的，禅宗啊还是密宗啊等等。师傅嘴一噘，不乐意的样子，然后口齿不清地说管他什么宗，只要圆融贯通就好。只有当别人有烦恼向他求教时，他的话才会比较多。大伙没事常围坐着听他说道理。退伍兵小聪对我说：“别小看师傅，师傅教给我很多东西。”
师傅说心要诚，说如果你从高楼上坠下来，只要想着自己信赖的一个佛，你就不会受伤。师傅说做什么事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哪怕天踏下来，你只要心里踏实，安安份份，不惹事不找事就行。营地里的力气活越来越少，搞心理援助和教育援助的志愿者越来越多，跟前这群志愿者抱怨没活干。师傅说：你伸手就有活干！
阳哥请吃饭，山西小广给师傅敬酒，师傅都喝下去，醉了，看谁不顺眼就想打。几乎谁劝也不听。只有高大的小聪死死拦着他，却被放到在地。一路跟着我们的孤儿小强上来拦他，也被一把甩到在地。女孩小吟想用佛理劝他，师傅冒出来一句：“我也是个人！”最后是小聪装作摔伤了脚。预备役武警小孙说：师傅你弟弟脚伤了，你还不扶他回家？！师傅才一把抓起小聪往回走。我想，要不是做了和尚，师傅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恶人呢。
后来我听师傅说，他小时候母亲去世，自己看过太多世间冷暖，觉得社会确实是“弱肉强食”，于是十五岁时出家，在石家庄附近一座寺庙至今已经十多年。我问师傅怎么看待山西黑煤窑事件，师傅说：关键在于人太贪心，不择手段。要有道德底线，法律只对普通百姓有用，而那些高位者没有内心底线是不行的。永安镇的同伴们鄙视心理援助志愿者，我就问师傅怎么看待学院的知识工作。师傅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人突然失去亲人，躺在床上，搞心理的上去问问肯定有好处。就是捡垃圾的也对环境有用。看到别人会电脑会英语，我就恨自己不会，只能干体力活。”
甘肃来的农民武大哥最喜欢和尚。武大哥其实早就不务农了。从小被父母抛弃，由养父母养大。三十八岁，头发花白，无妻无子。去年把地给别人种，自己开始骑车环游中国。武大哥说起话来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说地震前正在北京搞骑车宣传奥运活动，有一天正在大街上做宣传，一个当官模样的人上来阻拦他们。武大哥说：“我就骂他，你当官的怎么样？我就骂，骂得旁边老百姓都很高兴。”武大哥不仅讨厌官腔，还讨厌女人。晚上睡一块聊天，他咬着我耳朵说：“我不喜欢女人，女人都很虚荣、自私。”口气天真，让我哈哈笑。他还说这之后他要用两年时间建立一个义工组织，不成功就告老回家。武大哥在永安镇待了两天，就被陈老师叫到北川中学帮忙去了。
陈老师89年以后开出版公司想搞点文化事业，发现纯文化书不好卖，就转型，出了一套励志丛书，效益很好。后来据说遭人陷害，官司缠身，曾经写文章自述，感叹个人积累财富不易，被各方坑害盘剥却很紧。陈老师是西安人，为人硬气。来的第一天晚上和山西哥俩吵上了，然后有点后悔，说自己平时在公司被人宠坏了，一时受不了这样的不敬。又有些担心，说：“我得把我的人叫来，不然别被小流氓害了。”后来果然把公司员工和两辆车调来，不过主要是运送赈灾物资。大勇跑到北川中学，发现学生宿舍楼完好，学生遗物却被陌生人糟蹋得一塌糊涂，于是跑去找县公安局，找教委，得到盖章授权来看护学生宿舍，帮助家长寻找孩子遗物。陈老师先把武大哥叫来帮他看宿舍。又把北川中学几个学生组织起来管理宿舍，还给学生们每人每天发三十元，“算是勤工俭学。”他做事说干就干，不喜欢讨论。和永安镇别的朋友不一样，陈老师欢迎记者采访。
晚上陈老师睡自己的帐篷，让武大哥睡帐篷外面草垫上。武大哥每天就坐在男生宿舍楼下接待家长，任劳任怨。只是对吃不满意，说：这个老板小气，让我吃不饱，还让我找宿舍里学生的食物吃。武大哥决定坚持到陈老师的员工到来。来了，他就要走。陈老师挽留他，说：“先挣点生活费再走。”武大哥变了脸，说：“生活费对我早不是问题，我有收入！”武大哥走了，去找和尚。然后去了北京。
我回上海后给和尚打电话，问到武大哥。和尚不以为然，说大家聚到一起是缘分，现在散了就散了，不要问了，若以后有缘分还会相聚。
我离开北川中学后不久接到美联社记者电话，说陈老师被拘留了，问我是否知情。原来家长们准备在6月12日搞祭奠遇难儿童活动。前一天晚上，绵阳市警方就端着冲锋枪包围了志愿者。他们接受警方盘问，还电话请一个抗震英雄来说情，总算消除了嫌疑。大勇说：“外面群众不干了，抗议警方逮捕志愿者，县长还想让我给群众讲话解释一下，我不理他，开着车就走了。”
退役武警&战士
小孙5月30日出现在大家面前，并且露了一手——大灶烧饭烧菜。他看上去有25岁，实际才20。四川中江人，在云南做过两年武警。他说退役后仍然服预备役，“武装部有权利随时命令我们立刻集结！”说这话时口气自豪。可惜武装部没有组织他们，他就自己来了。后来在成都，他告诉我说自己早在５月14号就进山，帮助灾民抢收红薯，送酒精药物等等。“我没告诉别人，不想说。”后来，几个旧时武警队友来到永安，就把他也叫来了。安置点的孩子和几个女中学生喜欢来找他玩。他也时而调戏一下女孩子。那天晚上大家喝醉了要打架，他倒是满会劝人的。
永安的志愿者散了以后，经过我介绍，小孙来到红白镇帐篷学校。他发现几个志愿者团队在互相挤兑。听到大家商量怎么对付另一个团队，他就很不高兴，第二天招呼不打就走了。因此被别人指责不礼貌。可是他不在乎，对我说：“我跟他们打招呼？切。”然后给我神聊当年做武警的事情，什么和解放军打架，一个武警单挑几个解放军之类。也说到周六义务劳动。
离开红白镇之后，他去南坝镇和几个朋友汇合。在那里呆了大约二十天。当地政府对外来志愿者实行登记管理，但他不去登记，自由行动。他说不想和政府扯太多关系，“如果登记了，政府会指派你去一些地方，而有的地方你就去不了。”小孙每天徒步进山给灾民送药，也会治疗一些简单伤病。他有些夸张地说：“我每天进山来回要走60公里。你要是进山，说我的名字就行，他们都认识我的。”他很不满意当地政府的救灾工作，说总理书记不来南坝，南坝就不行。他说要给在绵阳市政府工作的亲戚打电话汇报情况，要求派工作组下去。还希望我能去给山民送药。
后来我知道，小孙家里在成都开服装贸易公司，他平时就在那里工作。
另一位退伍兵小汤，眉清目秀的貌似快乐男生。父亲去世，自己退伍后先在深圳一个工厂打工，看见老板任人唯亲，自己不受信任，很不爽。来了灾区先在绵阳一号仓库干活，中间还去高川乡背过炸药。在木材场，几个陌生人上来喊我们干活。小汤警惕地告诫我，不要被人利用。警惕归警惕，并不妨碍他一心要帮助别人。他说：“在这里做志愿者的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大家都走了，他还留着，念叨着以前绵阳仓库的头还会叫他去扛炸药。一个赴川部队朋友对我说，有的退伍兵来灾区是因为怀旧，找部队的感觉。也许吧。
我见到的更多退伍军警脾气比较急躁。刘中校是一个现役军人，正在休假，自己家房子也震垮了，他却来北川做志愿者。找不到力气活，只好在北川中学看宿舍，觉得有力无处使。他做事不喜欢听不同意见，对讨论很不耐烦。警察小麻篮球打得好，脾气也大，多次和记者、新来志愿者冲突。他们普遍鄙视做心理援助的志愿者，说他们不做实事。他们不理睬任何培训通知，但是喜欢听和尚讲道理。
我回上海后在新闻里又看到退伍兵，不过这次是去KTV唱歌，和保安大打出手，还出了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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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红白镇：**
作为重灾区和媒体焦点，红白镇的志愿者长江后浪推前浪。红白中学原址操场上一度建起帐篷学校，几只队伍都立下了山头。
校长，胡子和小Ｋ
帐篷学校属于一个无名团队。校长人称葛姐，年龄不详，总是对别人说：“这个学校是我们南通市民捐助的”。地震后不久，葛姐就进灾区跑了一圈，深受震动。回到老家南通，在广场上组织了一次募集物资活动，然后就来办学校。校长的兵将来自五湖四海，警察，大学生，公司职员，还有旅舍老板，随到随加。
校长平时的职业是包工头。以前做工程监理，后来就自己领着人承包工程。据她说，苏通大桥某个项目就是她承办的。她行事有包工头风格。可以迅速判断新来志愿者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要求，符合的就笑脸相迎，看不上眼的就没好声气。急躁泼辣，讲荤段子也不怕，时而也会大嗓门发脾气，但是完了总是对大家很好。大家干脆叫她妈咪，或者叫她老鸨她也不生气。妈咪深受周围驻军、居民的喜爱。
晚上这群志愿者很闹，坐在一起喝酒说笑话玩游戏，甚至也有学生参与。葛姐喜欢来坐一会儿，但是往往提前离去睡觉，很累的样子。或者和几个女伴坐一起聊天，常常聊家庭问题。夜色里，她们一起历数家庭不幸，父母反目，男人不诚……彼此安慰着，发誓要自强。实际上，在永安县，同样有相当数量志愿者来自残缺家庭——或者单亲，或者父母冷战。他们往往更喜欢灾区的孩子。
校长凭着近乎蛮横的情感把大家扭结在一起。但是团队信念则来自胡子哥。苏州人，四十来岁，络腮胡子，有点北方人的意思。他在苏州和杭州都拥有一座青年旅舍。经常开越野车出行，去过西藏墨脱，一个极其险要又壮美的圣地，仅凭这一点就受到志愿者的尊敬。
胡子开车来到红白镇，担当起物资运送工作，后来又把云南区青年旅舍负责人叫来帮忙。晚上下大雨，志愿者们的小帐篷漏水，只好躲进帐篷学校。没有灯，胡子干脆把车开到帐篷门口，用车灯照明，气势非凡。
胡子平时乐呵呵的，行事冷静，但在关键问题上总会狰狞一把。一个著名网站组织了一批心理援助志愿者，想要加入帐篷学校。校长和胡子都不搭理。胡子不容置疑地对大家说：“他们有商业目的，那些做网站的我清楚，你们没事不要过去搭理那个组织，免得麻烦。除非他们脱下制服，以个人身份加入我们。”后来那个团队果然出了问题。镇上团支书来调解几个团队间矛盾，胡子也不客气，说：那你拿出一个方案来！
胡子呆不住，没事就开车进山看望灾民。一次遇到塌方，冒着碎石头冲了过去。他领着志愿者们进山帮一户农家清理废墟，还说以后要帮他们家重建农家乐旅馆。
胡子是中文系毕业的。和年轻同伴们聊天，听几个大学生炫耀逃课的经历，胡子很不解，说：“我想不明白你们！我读书的时候，以后要做什么，每一步我都想得很清楚。你们就不知道每天干什么。”几个年轻人嘿嘿笑着不理他。
小K是胡子从成都的青年旅舍里抓来的，来了之后就成为骨干老师。小K不到25岁，留着光头，各种体育运动都玩得不错。在军民联欢会上得了踮球冠军。他对户外运动也很了解，是各种户外装备的行家。他说讨厌主流社会的观念束缚，喜欢在旅行中结识朋友，寻找意义。“我出门旅行从来不事先规定好路线，像很多背包客那样打印一堆资料，我喜欢遭遇。”小K崇尚自由观念，开教务会的时候总是强调要让孩子天性自由发挥。在初中语文课上他说希腊神话里的神更像人，中国的神太像圣人，他还说刘备虚伪，曹操真实。小K行事沉稳，有责任感，重感情但不喜感情用事。一次，两个新来的年轻志愿者发生争斗，其中一个负气出走。大家向校长报告，校长正心烦，说早就看不顺眼了，走就走吧。小K大怒，跑过来想要理论，不过看到那么多人情绪激动，自己忍住了，先商量找人再说。小K一直强调“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强调作为一个leader不能按照个人好恶行事。
小K家境很好，本科在法国读。对于火炬事件中的法国人表示理解。回国后在北京开过时尚服装店，现在南京读MBA。小K喜欢阅读随笔，了解各种艺术展览会，有自觉的知识观念，愿意讨论社会问题。这个夏天，小K可能在海南度假。
大学生
悠悠和江江脸都很圆。
女生悠悠在电影学院读大三。和很多大学生一样，过去就参加过义工活动，主要是看望老人。和很多大学生一样，她也因为一部电视剧想要做一番事业。这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以青年毛泽东等革命人物为题材的青春偶像剧。悠悠的说法与永安镇两个学生志愿者的话相同——“看了这个电视剧，觉得人生要有理想，要做点事业”，当然他们也都一样不了解毛泽东的阶级政治观点。悠悠并没有意识到还有一个被主流否定了的毛泽东，因为她说觉得改革前的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没什么矛盾，只是不同时代要求不同东西。悠悠正受雇写一个电视剧剧本，名字叫《毛泽东遗物的故事》。为此她看了很多毛泽东传记，不过她说只关心毛泽东作为一个英雄人物的故事，不关心政治方面。或许，一部电视剧让毛泽东变成了一个古代英雄和当代偶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悠悠是活宝，热情，大大咧咧，会逗大家开心。
男生江江也是活宝，在音乐学院读大二。家里有钱但是父母不合，他长期不和父母说话。他说地震前的生活就是每天逗班上女孩子笑，晚上出去逛夜店（酒吧），还吹嘘自己倒卖过迷幻药。地震震惊了他。一开始只是好奇，偷了父亲的车钥匙，开到都江堰，然后看到了各种惨状，“尸体的肠子从屁股里出来。”（这一幕他反复向别人提起）“觉得人在大自然面前太脆弱了！”他说看到无家可归失魂落魄的灾民，觉得如果不去帮助他们，他们就活不下去。“我就和朋友组织了一个团队。给灾民送物资。我的团队已经散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江江爱强调“我组织的团队”，爱夸耀自己朋友多，尤其是有钱的朋友。他说：“在学校别人都叫我老江，可这儿却叫我江江。”大家都不信。离开红百镇时候，江江要我送他一件印有“上海大学研究生”字样的T恤。同伴笑，说他又可以拿去夸耀了。
他说自己吃饭是无肉不欢，每次吃饭都做净坛使者状，惹得大家嘲笑。可是夜里大家都睡下后，他和隔壁帐篷的悠悠聊天，说：“悠悠，我其实不是每顿饭非要吃肉不可的。我只是为了逗大家笑才这样的。”
江江被大自然破坏力震撼，但是并没有意识到社会有什么问题，也搞不清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回到成都，他就天天拉朋友喝酒，逛夜店。第二天就想着怎么去赚钱，时而又想回灾区，时而又想组织大家去西藏旅行。一天晚上，朋友聚餐，完了他又要去夜店。悠悠有急事要离开，江江说悠悠不讲义气，结果吵了一架。悠悠对我说：你说得对，他这个状态，就算再去几趟灾区也拯救不了那颗彷徨的心。
第三站：龙门山镇
老莫
老莫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正式NGO组织的头。7月，他领着几个大学生来到龙门山镇铜矿工人社区，很快与驻军建立良好关系，在军队帮助下建立了帐篷活动场所：一间图书室，两间宿舍加储藏室，两个雨亭做茶馆。老莫说要在这里做三年，每个月来两周，帮助社区发展。
老莫戴眼镜，络腮胡子，块头不小，笑呵呵的，做事果断有分寸。老莫说我们不是志愿者，好多志愿者都是来胡闹的。“心理援助最胡闹，就是来伤害灾民，你伤害完了他再来。我们搞茶馆，大人小孩都欢迎，茶馆就是很好的心理帮助。”
老莫现在是云南某中外合办学院的校长。外方属于国际HPP组织（HUMANA PEOPLE TO PEOPLE），以培养国际志愿者为目的。老莫单身，经历过八九，同情学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就下海。生意失败。与老莫深聊严肃问题就会遇到他硬狞的一面，或者说天真的一面。他在印度工作过。他说：“印度这个国家没有希望，除非把印度教除掉！”“这个教派！这个种性歧视！我们住在一个富人家，主人对我们很客气，但是一个低种性的人上门，他那种鄙视的目光我受不了。应该在印度也来一次毛泽东主义运动！用暴力手段。”他多次提到毛泽东主义，还说毛泽东主义很受国际ＮＧＯ组织青睐。我不理解，自由主义者怎么会喜欢毛泽东主义。他解释说，毛泽东的暴力手段很有效，把贵族、高等级的人杀掉一批，他们就会屈服。他说：“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不好，我们只要机会平等。贫富差距不是大问题，虽然现在又有新的分化，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中国至少在这一点上比印度好的。”我提醒他，追求身份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任务，和毛泽东的阶级政治不一样。他说：“但是这是我们中国的东西，我只熟悉我们中国的东西。”我谈到革命暴力的失控和理想主义的虚无，他说：“这个看你的本事，如果我只能忽悠一千个人跟我走革命路线，那是我没本事，如果我能忽悠一万个，那就是本事，你要去尝试。”他说他相信基督教，说基督教远远比印度教优越。老莫内心里是个狂热的圣徒，虽然生活得像个世俗大哥。
真巧，之前我在红白镇另一所帐篷小学里遇到的夏老师就是老莫现在的学生。可是夏老师就没那么意气风发了，病怏怏的。可以算是开小差，离开老莫的学校跑到灾区。老莫说：“你可以打个报告申请物资。”可她不去申请，却有些可怜巴巴地向路过的志愿者化缘。据说她很武断，很多同伴离她而去，只有她无精打采地在那个帐篷里和孩子们耗着。或许，这个有些虚无的女教师就是老莫之激情和坚信的反题吧。其实在灾区，我遇到的落魄的、平时生活不得意的叫作志愿者的人也很多，他们在孩子身上、在军哥身上寻找寄托。他们同样是真实的，不该被一笑而过。
以真理在握的姿态去规划中国社会“应该怎样”还太早，让我们先去理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志愿者不仅是现象，同样也可能是症候。例如退伍兵群体就表现出一种寻找出口的能量。当灾区的“志愿者”被广泛称颂的同时，在另一些地方又有一大群自发走上街头的人被斥作暴民（瓮安），然而称赞或斥责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也许是同一群人！他们总是在那里，除非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