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美国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人物档案：陈平，1944年生。1987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1996年起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兼主管科研的副主任。2004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陈平称自己是“永远的探索者”。这位从1982年就开始跟随诺贝尔奖得主普里戈金学习物理的高材生，最终被人们关注却是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陈平1980年出国前，导师们对陈平未来的定向有两个不同的建议：陈平的恩师严济慈坚持认为陈平不是做政治的料，应当坚持做物理学。欣赏陈平政策研究能力的国家科委和中科院的领导认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弯路在于急功近利，学习西方只是走马观花，一知半解。

他们认为陈平在国外时间长一点，对中国了解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才有好处。何时回来让陈平自己决定，但希望陈平继续为中国的改革献策。

1987年，陈平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非线性动力学与经济周期理论》因为发现了经济混沌理论让他在美国一举成名。

取得博士学位后，陈平的导师普里戈金原以为经济混沌的发现会很快获得科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承认，却想不到经济混沌在西方面临主流经济学的巨大阻力。“当时以为这场仗打上三五年，我就可以得胜回朝了，没想到自由派经济学的抵抗这么顽强。”陈平谈道。

反而是苏联瓦解之后，俄裔出生的普里戈金承认中国道路优于苏联，重新评价陈平博士论文的第一选题：“劳动分工的演化理论”，因为它预测了集体主义文化有可能在学习竞争中战胜个人主义文化，普里戈金在1984年觉得不可能，改叫陈平去寻找经济混沌。

通过在国内频繁的调研，陈平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多现象用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无法解释。于是，他在中国“重当学生”，用中国获得的灵感去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

1999年发现弗里希（计量经济学奠基人）于1933年提出的噪声驱动的阻尼振子模型不能解释持续的经济波动，并发现其获得首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工作从未正式发表，且早被物理学家的工作否定；

1999年发现卢卡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创始人）提出的宏观波动的微观基础理论违背概率论的大数原理，这和理性预期下的套利行为互相矛盾，从而提出市场经济结构的三层次（微观—中介—宏观）而非流行的两层次（微观—宏观）理论。

这正是陈平在那个阶段所沉迷的工作。

2003年普里戈金在去世前，嘱咐陈平赶快写书，发展科学的大统一理论。这就迫使陈平同时在西方（包括美国与欧洲）做研究和在中国参与中国改革的实践。自己保留中国国籍，在中外两头跑，把家人留在美国独立生活和求学。

信奉“翻万卷书、游千里路、会百家才”的陈平至今仍过着“海鸥”生活，这使他能够看清中西之间的差别，也让他很早就意识到“美国从90年代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80年代到美国的时候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往美国跑。以我们大学为例，80年代得克萨斯大学设了32个讲座教授的位置，每一个讲座教授一百万年薪加一百万研究基金，在全世界招人，招那些未来二三十年里科学尖端领域的人才，引起轰动。”

然而90年代里根下台之后，美国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并开始削减科研经费，“2000年以后我们学校开始砍科研经费，把钱用于雇足球教练。为什么得克萨斯一定要把足球打到全美第一，打到全美第一你用电视转播就可以赚钱的。”

90年代之后，美国顶尖的科学家就开始往欧洲跑了。“不过跑到欧洲只是当访问学者短暂停留，没有稳定的位置。90年代中后期你就会发现做得最好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印度人往自己本国跑，金融危机之后就更明显了。因为中国的科研经费在增加。”

回望中国，陈平感到：中国真正需要学习的是美国建在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土地赠予大学”，才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从事基础和跨学科的研究，摆脱大城市的商业病和中国士大夫的官僚病。西方的分析科学使西方医学和福利社会进入资不抵债的死胡同。

普里戈金最早认识到中国的老庄哲学，是复杂科学的起点，高于希腊柏拉图和分析科学的思维。陈平认为生物科学的革命和复杂科学的结合，可以复兴中国的整体论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走出西方模式现代化破坏生态的危机和福利国家的困境，引领世界打开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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