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中国税收权PK美国定价权
201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是在欧债美债危机、金砖国家通胀高企增长下滑的大背景下，为了防止2012年的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但结构性减税到底如何减，是只调结构还是总量与结构一起减，却大有门道。
税费过高指责背后的利益争夺
最近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冰冷的经济真相》将矛头直接对准所谓的政府税收过多和央企垄断问题。
文章认为2010年40万亿人民币GDP首先被财政与税收抽走超过8万亿元，这就占到GDP的20%；再被垄断央企（石油、电信、移动、电力、金融等等）隐性掠夺走4万亿元，大致占到GDP的10%。似乎政府过高的税收和垄断央企成了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两大毒瘤。
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油价比日本、欧洲、香港等地都要低，只比美国高，而美国低油价的背后是全球军事部署和7000亿美元的巨额军费。另外美国电信收费是包月100美元左右，中国人均电信费用超过500元人民币吗？而且中国的电费和银行手续费等收费标准也低于美国。
为什么西方和国内部分媒体要攻击政府税收和大型国企呢？外国会给中国老百姓当雷锋吗？问题的要害就是政府高税收和大型国企是要拿走外国资本的钱的！
以最饱受非议的中国收费公路为例，通车里程最多的区域集中在外向型经济区。这些公路的收费会转移成出口产品的成本，由购买中国产品的全球各国买单。如果中国以税收支持公路建设使得公路免费的话，那就是用中国的税款补贴出口产品，也就是用国内纳税人的钱补贴全世界。
油价的问题更是如此。中国的轿车保有量不足1亿辆，高油价影响的只不过是占中国人口5%、最多不到10%的富裕人群，但是这一人群却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事实上中国的油价就应当涨起来多收税，以此补贴公共交通。
税制改革内外并轨前，外国资本实际上会连续多年基本不缴纳所得税。但是税法改革后，外资也要缴纳所得税。在所得税征收中，央企不避税，外企和外向型经济因海关数据监管难以避税，因此国内企业避税相对容易。为此外企在一开始常把大量远期费用做到当期，让缴税的时间延后。但现在这些外企已到了缴税期，而且如果他们要撤离中国的话，各种在华利润都将无法隐藏。因此现在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加税——把投资的个人所得税变成企业所得税，这样民营企业投资就没有了个税，与国企的投资红利不交税的做法平等了。
对于税收，不但要看绝对量的增减，还要看税收的指向和结构，要看到底给谁减税了！
世界工厂收税权PK全球资本定价权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是全球产业和国际贸易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中国为全世界提供制造业服务，而西方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就要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买单。如果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来补贴全世界。
外国舆论及某些国内跟屁虫以所谓的民生为由不让中国涨电价，但其实中国的电价上调合理与世界接轨以后，国家可以补贴居民用电的增加费用，而目前中国的低电价让全球以较低成本进口中国的高耗能产品，中国才是真的吃亏。
至于税收的快速增长，读者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税收就是完全针对中国的GDP收取的。事实上很多税收是由外国GDP来承担的。外国到中国投资产业、生产产品，以郎咸平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玩具为例，每个玩具外国企业赚取3美元而中国企业赚取2美分，但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生产产生的各种服务费的营业税是必须缴纳的，中国来料加工的人工费用是要缴纳增值税的。虽然有出口退税，但是很多出口是由当初进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如果这些原材料不是厂商自身一对一的进口，而是在中国不同的厂家之间转一圈，进口时的增值税也是很难退还的。退税制度实际执行起来条件异常严格，很多税是退不回去的。
另外，入世后我们的关税虽然降低了，但是进口环节17%的增值税是不得不缴纳的。而且国内的增值税有进项抵扣，但进口产品则不能抵扣。比如外国出口给我们铁矿石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再把铁矿石炼成钢、制造成产品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于是就产生出4%的税额——这个税额是对没有抵扣的铁矿石价格而言的，没有抵扣的4%的税可能比有抵扣的17%的增值税还要多。更关键的是这4%的税是由铁矿石出口国的GDP带来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进口产品17%的增值税经过市场竞争要与国内产品的售价可比，因此进口产品售价内的税收也是由外国GDP来承担，由外国厂商的利润买单！
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同时，税收也是针对全球征税的。在中国的制造业获得全球竞争能力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中国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环节的征税能力也就向全球扩张，变为全球征税能力。在中国制造业过手的财富比中国制造创造的财富要多很多，这些过手的财富都可能成为被课税的对象。
这个征税能力对抗的是全球资本的定价能力，定价能力的背后是货币发行能力，没有定价权是无法印钞的，印钞就要恶性通胀。而中国政府的征税恰恰是对抗印钞，抵消中国外汇贬值损失的有力手段。
西方资本可以通过所谓的定价权压低中国企业的利润和人工工资，也就是压低了名义上中国制造的GDP。但是它们无法压低中国的税收和央企的各种服务费用，这是强势政府的征税能力与金融资本全球定价能力的博弈，把中国税收增长简单地与GDP增长进行比较是非常片面的。
这些被征税的GDP虽然可能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GDP，但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在中国过手的GDP会越来越多，总量超过中国自身的GDP也是可能的。因此以中国的GDP和税收总额的比例来衡量中国税负的轻重是片面的。
所以，我们不能片面地被西方所谓的“中国税收过高论”给忽悠了。西方的制造环节不在其国内，征税的能力是被限制的——但凡有征税能力的国家，无不试图通过税后保护本国产业。笔者曾经与某位非洲酋长沟通过，酋长明确表示在税收方面外国人是高于本地人的，加税有助于本地人的竞争优势——除了人缘和各种只有当地人才懂的潜规则，外国投资在关税和该国的监管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会更多。
所谓“减税”就是降低外国资本撤离的税收成本。而央企的高服务费也是在面向全世界收取服务费。要应对未来的经济博弈就必须这样做。这里不用担心投资外移。西方发达国家找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由于基础建设投资不足，需要的费用和成本实际上更高。
但是中国政府会韬晦，向全世界征税就是不说。这确实要多做少说为最妙。各国有能力都会这样做，但是一国要说它征的税里有其他国家的税源，那么该国以后在外贸谈判、税务互免时就要吃亏了。
说中国的税收高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税负痛苦也是不对的。中国的外贸增长大幅度快于GDP，中国世界工厂的份额增长大幅度快于GDP，当然中国的税收增长也要大幅度高于GDP，其中的速度应当与中国制造在世界的话语权以及中国外贸增长挂钩。
欧盟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将对所有到达和飞离欧盟机场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额的碳排放税。 图/CFP
让中国减税的实质
明白了前面的道理，就知道为什么国际上有那么多的声音叫嚷着让中国减税了。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西方某些人对于不同种类税收的态度极为不同，他们极力让中国人收取房产税，因为这个税是完全面对国内的，不会有全球转嫁问题。
西方的征税权也是这样博弈的，就如最近欧盟要征收碳排放税。根据欧盟的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将对所有到达和飞离欧盟机场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额的碳排放税。中国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单之列，据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简称“中航协”)的初步测算，开征第一年，进出欧盟的中国航空公司将因此增加8亿元总成本，并且这一数字会逐年递增至2020年的30亿，此间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碳排放税也是针对外国GDP征收的，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所创造的价值显然是属于中国的GDP，碳排放税就是巧立环保名目从中国、美国等外国的航运市场割块肉！所以中、美等国都在抗争，这是另外一个国际博弈的战场。在国际上因为危机进入紧缩周期而增税的时候，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加税扩大国家收入而不是减税给外国增税腾出空间，中国应当适时降低出口退税标准，在外资撤离中国的时候提高所得税征收标准。税收是博弈世界的重要杠杆之一。
资源食利的真相
由此看来《冰冷的经济真相》一文的立论是有问题的，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假象上的推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发展遇到的真正问题是资源瓶颈。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资源价格增长更快，几乎每个大宗商品的涨幅都快过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导致铁矿石价格维持在高位，这几年以来输送给铁矿石厂商的利润就要超过4万亿。现在中国需要一场硬着陆，让资源价格降下来。就如上世纪90年代一样，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在跌，中国经济硬着陆，但是老百姓的工资涨上去了——90年代初大学生工资200多元，到90年代末涨到2000多元，上涨超过10倍，而人民币汇率下跌不到1倍。
中国的分配问题被资源价格所扭曲，开矿的和搞房地产的都赚了钱。中国矿产和土地都是稀缺资源，开矿、搞房地产实际上就是搞资源，是资源先占者得利，是食利和套利行为。中国要大发展，必须让中国的生产者战胜食利者，必然是要通过经济的调整使得资源价格体系下降，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
现在的国际博弈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好！中国经济问题不少，肯定很痛苦，但是世界其他国家问题更多、更痛苦。在2008年全球危机以后，想要生活得比危机前舒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看谁能坚持得更久，熬到对手先崩盘才是关键。S
（作者系《环球财经》编委、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绿叶》杂志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