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西柏坡与后现代
世界最早的后现代概念
艾柯(Umberto Eco)教授1950年代的名作《开放的作品》最后一章题为“乔伊斯的中世纪”。乔伊斯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可是，艾柯强调乔伊斯最核心的关怀是中世纪的，特别说到阿奎那对乔伊斯毕生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与过去的一个断裂、一个创新的话，怎么理解艾柯教授的“乔伊斯的中世纪”这个命题？
前天我来布鲁塞尔之前，在巴黎政治学院拜访法国的一位著名学者拉托尔（Bruno Latour），他几年前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这是不是仅仅名词之争呢？我认为不是。对于一个名词有不同的用法，但它很可能反映背后实质性的关怀的不同。同样的道理，对我们讨论中频频出现的“后现代”这个词，我也有很多困惑。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从1934年开始写作八卷本的《历史研究》。在1954年出版的第8卷里，他说“后现代”作为一个时代，起始于普法1871年的战争。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当西方国家产生了一个在数量上足够大也足够有能力的资产阶级的时候，西方就变成“现代”了。但他进一步指出，普法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明西方文明已经没有在数量上，也更没有在能力上产生一个足够的资产阶级，因此西方就进入“后现代”了。汤因比强调，“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是：其一，西方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其二，非西方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现代性的秘密并“以夷制夷”。
汤因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李鸿章，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他受“普法战争”启示，从德国引入克虏伯大炮装备他的淮军开始的。更不用说，“普法战争”直接导致了“巴黎公社”，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把中国带入“解放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的组织。
西柏坡与后现代
汤因比的“后现代”定义非常有趣，是历史学上第一个“后现代”定义。英语文学中的"后现代"定义，则最早出现在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作品中。奥尔森可能也受到汤因比影响。他是怎么用的“后现代”呢？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查尔斯·奥尔森1949年在第一时间听说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重要会议，然后就进军北京，他说这就是“后现代”的开始。
查尔斯·奥尔森为何如此快地知道了西柏坡会议，并在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前夕完成了他自称的“反荒原”的“后现代——中国革命”诗歌《翠鸟》（“Kingfisher”）？原来他是从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英国作家派恩（Robert Payne）那里得知的，而派恩和马尔罗又是好朋友。马尔罗1927年创作以中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人的命运》，二战结束后任法国文化部长，毛主席1965年与马尔罗的长时间谈话最反映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对此马尔罗在他的“反回忆”中有记载。
查尔斯·奥尔森认为，西柏坡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后现代”的开始——这会令很多人莫名奇妙，但如果了解前面提到的汤因比对“后现代”的定义及他所说的“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查尔斯·奥尔森的“西柏坡后现代论”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们了解查尔斯·奥尔森的生平，知道他是罗斯福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和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的外事负责人，也是波兰驻联合国大使兰格（“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的密友，就更容易理解他用诗歌形式表达西柏坡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衷曲了。
奥尔森的《翠鸟》以吴哥窟翠鸟传说和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石头之谜开始，穿插毛泽东的讲话“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当努力”：
我考虑着石头上的E字，
考虑着毛泽东说的话，
曙光
可是翠鸟
就在
可是翠鸟向西飞去
我们前头！
它胸前的颜色
得自落日的余温！
“翠鸟”几行后接下来是：
传奇就是传奇。死了，挂在房间里，翠鸟
并不意味一帆风顺，
也不会阻止雷电霹雳。也不会因为
和新年同栖七天而使这片水域变得宁静。
不错，它是和新年同栖在一起，但不是在水上。
在这些被抛弃的碎骨上
（它们逐渐积累，形成一个杯状的结构）雏鸟出生了。
当它们渐渐长大，这只尽是粪便和腐鱼的巢开始
变潮，散发着臭气
毛泽东总结说：
我们必须
起来
必须行动！
诗中接下来强调“光明在东方”：
光芒在东方闪现。是的。我们必须起来，必须
行动。然而
在西边，尽管黑暗（掩盖一切的白色），
但假如你张眼看，假如你能忍，假如你能长久地
长到足以让我的引导
看透最后凋零的玫瑰的枯萎。
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同意查尔斯·奥尔森1949年的“西柏坡后现代”论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和他的实质关怀密切联系的。对奥尔森来说，“后现代”意味着“后西方”，他在和另一诗人罗伯特·科里(Robert Creeley)的通信中，明确地用了“后现代或后西方”的表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建立新中国，是20世纪“非西方世界”对“多元现代性”的最重要探索，奥尔森说“西柏坡”是“后现代”的起源顺理成章。
大家可能觉得我把“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混同使用了。也许如此。这正是我要向大家求教的困惑问题之一。我隐约感觉到，“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
普遍、特殊及联合国人权宣言
我认为对这个哲学问题的最好研究仍然是黑格尔。他说，普遍必须寓于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都无法穷尽“普遍”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例如，“民主”这个普遍性的理念必须寓于“美国的民主”或“中国的民主”的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的民主都不能穷尽“民主” 这一普遍理念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我觉得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非常有说服力地展示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文本是如何起草的呢？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琳诺·罗斯福是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是一个中国人叫张彭春。这个信息是我从格林顿（Mary Ann Glendon）的书中学到的。
格林顿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在2007-2009年间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她同时是世界范围反对使用避孕套运动的领袖，现兼任“梵蒂冈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原来完全不知道张彭春这个人，通过格林顿教授的书才了解到张彭春原来是我现在任教的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
他那时候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师从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他的哥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周恩来的老师和后来的朋友，又是20世纪初最早在中国倡议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所以知名度更高。
两年前，我通过格林顿教授的英文书知道了张彭春，然后了解到他同时还是中国现代一个著名的诗歌学派——新月派——的领袖。他也是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艺术和政治顾问。联合国第一次旧金山会议的时候，张彭春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团长，后来被罗斯福夫人推荐为唯一的“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罗斯福夫人本人是主任。
最有意思的是张彭春在人权宣言起草中的贡献。张彭春认为，初稿中的“人被赋予理性”的表述，太受西方的“上帝”和“自然法”观念的影响，他建议加上“仁”，因为“仁” 字里有“二”，反映一种“Two Man Mindedness”（对他人的关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最终文本部分采纳了张彭春的观点，把“理性和良心”（“reason”和 “conscience”）并列为人的基本特征。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生动地说明了特殊性、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关系。
昨天温家宝总理来到我们的会上，重申中国一直希望欧盟批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也涉及到特殊性、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英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属于“市场经济”普遍理念的特殊表现。
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思想家阿隆曾写过《普遍历史的黎明》一文。在21世纪开端，我们可能正经历“普遍历史从黎明走向中午”。但如果我今天讲的“西柏坡后现代”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的故事有所启发的话，“普遍历史”不仅不排斥多样性，而且需要多样性来丰富自身无限的创造力。这也是我所理解的“中欧文化高端论坛”的意义。
（本文系作者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中欧文化高端论坛”的发言整理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