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思想类文章阅读简报

今日，爱思想的头条是陈平教授于2010年在南开大学的讲演，昨天定稿的文章《中国模式的争议与中国道路的探索》，他在文中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虽然成平教授看到中国改革的种种成就，肯定了中国模式对当前中国发展的贡献，但他也指出了在这一模式下的种种问题，即，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他认为，中华文明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意义重大，他指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并进一步指出，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近两年，对于中国模式的争议一直都是个热门话题，张维为教授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中国震撼》一书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他一贯坚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足以让中国人挺起腰杆，实践证明中国模式是当下适合中国发展的可行模式。而张颐武教授的《齐泽克的中国 中国的齐泽克》一文则从齐泽克与中国的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另一种解读。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历史意外地遭遇了齐泽克的深刻洞见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其次，全球化已经无法遮掩劳动的“痕迹”。这些痕迹有一个最为明确的名字：“中国制造”。它以消费品的方式包围了西方。而在理论领域中，它也有一个名字：齐泽克。它以无穷无尽的新理论的生产包围了西方。

正如文中最后总结的，正是由于中国和齐泽克拥有意外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齐泽克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理论的“中国”，而“中国”则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齐泽克”。

今天文汇网登载了文汇网关于文官制度的几篇文章。文汇网的文章有个特点，它喜欢相近的文章以一篇文章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资料，《李少卿：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文中，不仅有《李少卿：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变迁》一文，还有《房宁：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等。下面我们看看文章内容。

英国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是与政务官（主要是内阁大臣）分立、终身雇佣、不参与政党活动的事务官。文官的出现，解决了长期以来英国政坛因内阁轮替而产生的政策无法延续、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文官专注于政策的落实并不断提升办事效率，成为了政务官的得力助手，是国家机器中隐性知识传承和信息传递的中坚力量，保证了英国政府“前台轮流执政，后台永不更迭”。（《李少卿：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变迁》）

而在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房宁：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 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对近、现代各国政体中的文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科举制中有三项重要因素，即：录用范围、考试方式和考试内容。它打破了世族贵胄对权力的垄断，甚至突破了历来从封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中产生权力精英的界限。清代只要是非倡优皂隶子弟，皆可取童生资格，经科举入仕途。科举制有极大的开放性，几乎把政治录用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在考试方式上，历代开科取士皆为竞争性考试，采用多层次、多科目考试，逐级淘汰的竞争机制。在考试内容上，主要采用封建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典——儒家学说，作为考试的基本内容。从宋代开始考“经义”，摘《五经》句出题，考生作文解说。元代开始考“四书义”，并以朱熹的《集注》为作文解说标准。明代严格规范了“时文”文体，就是后来通称的“八股文”。这三要素的综合形成了一种“瓶颈效应”：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治录用的竞争，而最终进入权力体系的精英将是主要来自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极少数来自非统治阶级的才俊之士在政治上也将是可靠的。这样既可使仕宦门第的优势地位永久保持，维护统治的连续性、稳定性；又可使权力体系不断从社会各阶层吸纳人才，增加社会流动，使政治统治的整合力和合法性得到不断的加强。

    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曾任美国联邦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时曾说：“当我接收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深感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此外，西方文官制度中公务员的考核录用，在形式上也与当年中国的科举制有相似之处。现在西方国家对公务员的考选中的公开竞考，多级考试、逐步淘汰等原则和方式都直接继承了中国的科举制。所不同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录用，基本上是将录用对象分为两类：政客与官僚，分别依据不同标准进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标准为主，官僚以业务标准为主。也就是说：西方政体对政治录用双重标准统一问题的解决，体现在权力精英的整体上，而不同于科举制下双重标准的统一体现于个体。因此，现代西方政体尚不能有效地培养出集政治与业务素质于一身的、德才兼备的权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与官僚的相互补充与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