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四书》是“反启蒙”的启蒙
在每一个中国本科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都已经逐字逐句地学习过《四书》——这种文化前景是否可能？在12月初举行的“两岸三地《四书》教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认为现在已经是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不少学者都提到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强调。
此次论坛由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清华国学院联合主办，中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推动及设计，汇聚了两岸三地儒学研究的一批主要代表人物。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科目进入国民教育系统可以期待，包括初高中阶段即开始《四书》教育，因而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前瞻性地探讨《四书》教育的框架。
甘阳在会议一开始即提出了基本而核心的问题：《四书》的学问和思想究竟有多高明，对今天能形成多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儒学讲的只是民主、人权，那么，学习儒学还有什么价值？此次会议之前不久，甘阳在国家博物馆发表了题为《启蒙与迷信，或，“反启蒙”在中国的缺席》的演讲，认为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的新的迷信，因此，“反启蒙”必须被看成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有助于启蒙的健康发展，没有“反启蒙”的制约，启蒙就无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必然会走向“启蒙的走火入魔”。
《四书》教学与探索文化新路的责任感
近年来，全社会包括中小学和大学越来越重视《四书》的学习。陈来概括了两个重要的潮流，一是最近十年来的国学热，例如中小学生的读经热，以及社会教育层面对国学的热衷；二是世纪初以来通识教育在大学的兴起，中国传统经典被普遍视为核心课程之一。就传统经典学习而言，《四书》教学是最没有争议的，它们最应该被选择。自宋代以来，《四书》的重要性即已超过“六经”，被视为学习“六经”的阶梯。
《四书》教学在大学和社会层面越来越被重视的趋势，与日益浮现的社会道德危机以及重建核心价值体系的需求密切相关。陈来认为，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但是利益导向并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因而需要倡导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四书》教学可以在新的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山大学陈少明指出，作为通识课的《四书》课强调传统的道德教化和人文价值，意味着阐发宋儒塑造的义理结构的普遍意义。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认为，现代人只有工具理性而缺乏价值理性，《四书》教育所提供的伦理道德教育可以展示不同的价值和理论，让学生理解人生和生命的意义。
《四书》教学与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之间的紧张，对教学的思路有着深刻的影响。甘阳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强调身心性学问的《四书》教学与重视实践的现代知识性大学之间，存在相当强的张力；在儒学内部，也存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张力。在两天的讨论中，与会者对于《四书》教学的立场和出发点有不同的偏重，有的重视德育取向，强调学习《四书》以安身立命；有的则更重视文化取向，强调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历史文化知识。陈来在会议总结时评论，这两种思路都可以很成功，前者依赖教师个人的因素较多，需要教师有道德感召力，后者则不仅仅是知识问题，还包含了如何纠正对中国文化的错误了解。
基于这些出发点，不少与会学者都特别强调“责任感”，认为这是参加其他学术会议很少有的一种自觉意识。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认为大陆开这样的会很好，这是“一元复始”。陈来这样概括与会者的讨论：“讲《四书》的老师与一般老师不一样，充满了文化责任感与文化理想。”就与会者讨论来看，这种文化责任感主要指的是提升《四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提升儒学在当代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位置，也即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径。
《四书》从专业教育走向通识教育
目前大学的《四书》课程大多属于哲学系的专业课，但已经开始呈现从哲学专业教育走向面向全体大学生的通识教育的态势。陈来特别指出了从2005年甘阳主持的“中国文化论坛”关于“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研讨会到此次《四书》教学研讨会之间的发展线索与关联。北京大学杨立华、清华大学方朝晖、复旦大学张汝伦、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等多位学者陈述了从事作为全校通识课的《四书》课程（或者儒学经典课程）教学经验。不少与会者认为，即使延续现有条件，随着通识教育在主要高校深入发展和走上正轨，《四书》课程列入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是可以预期的未来；至于《四书》课程能否成为所有大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则有待观察。
与会者对于人才培养的讨论，呈现了目前《四书》教学状况的两个特点。一是不少学者都提到学生对于《四书》学习有热情，有学生听课会热泪盈眶。中央党校王杰也指出，儒家思想的专题课在党校的干部培训中也颇受欢迎。这些现象显示儒学包括《四书》教育的吸引力已经和正在显现。二是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如何评估教学效果的问题，重点可以着眼于培养优秀学生。甘阳指出，《四书》课感动学生很容易，但这种感动很脆弱，关键是能否吸引最好的学生。武汉大学秦平认为，较好的教学效果应该是引导学生心境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娄林则强调，要通过《四书》教学发现“中人以上”的学生。这些讨论呈现了夯实大学经典教育的师资人才基础的自觉。
围绕《四书》教学，学者们有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个焦点即在于课程的吸引力何在，应该有怎样的教育氛围。一种主张是应该让学生对经典学习有敬畏感，强调以老师为表率，强调教学的整体氛围；另一种主张要加强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通过教材教法的形式创新，首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陈来总结时指出，这两种强调都很好，各有所长。
《四书》教育在当代的位置与挑战
无论是《四书》教学在大学中的位置的讨论，还是《四书》教学方法的讨论，与会者无法绕开而屡屡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四书》教育对当代中国人有怎样的意义？这是学者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也是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被学生问及的问题。在两天的会议中，讨论主要集中在现代市场社会与传统经典教育的关系之上，其中既涉及前者对后者的挑战，也涉及后者对前者的挑战。
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紧张关系的基本背景。主办者特意将会议地点定于广东南海的理学名山西樵山，这里邻近儒学近代变革的关键人物康有为的家乡，曾是青年时代的康有为读书的地方。中年时代的康有为主导的戊戌变法是科举制终结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辛亥革命之后的康有为则极力反对民国政府禁止小学读经，西樵山与康有为的联系或许提示，重新讨论《四书》教学在当代大学的定位，需要跨越一百多年来中国复杂的文化变迁。
甘阳在会议一开始即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四书》的学问和思想究竟有多高明，对今天能形成多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儒学讲的只是民主、人权，那么，学习儒学还有什么价值？而甘阳在国家博物馆的演讲，认为“反启蒙”必须被看成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有助于启蒙的健康发展，没有“反启蒙”的制约，启蒙就无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必然会走向“启蒙的走火入魔”。从这一视野来看，《四书》教学的意义在于回到历史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四书》，重构古典视野，以培育和保持对于现代性的制衡力量，而不是将之混同于各种启蒙学说。
就《四书》教学的话语体系而言，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认为，经典解释与中西问题之间的关系无法分离，因而需要重视经典的历史性与时代性。陈少明认为，高度西学化会使经典没有活力。张汝伦、中山大学刘伟等学者则认为，《四书》教学应该尽量使用中国传统的语汇。
有关新“四书”构想的问题和讨论，则在不同的层面确认了面对时势变化的必要性。陈来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了有关经典如何重新结集的问题。清华大学方朝晖则提出，虽然他在课堂上要按照既有课程体系教《四书》，但教育自己的孩子则更愿意先教《诗经》等经典。这些讨论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六经”、“四书”等经典体系的问题。从制衡现代启蒙的角度，也可以说，经典重新结集有助于探索更为有效、有力的制衡方式。
这些讨论也显示，与会者普遍认为现代市场社会对于大学传统经典教育的挑战是真实而重要的。《四书》教学越来越被重视，需求越来越强大，本身即意味着传统经典学习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张在加剧。从这一角度看，人们提出《四书》教育对当代中国人有怎样的意义这一问题，也是试图评估传统经典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制衡市场规则对于道德伦理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渗透和控制。这一问题的解答并不能靠理论推演，而要看这些教育实践能够走多远，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四书》教育实践的重要性正体现在直面和挑战现代社会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四书》教育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拓展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