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救世情怀与彼岸追求——《乌托邦彼岸》三部曲

救世情怀与彼岸追求——《乌托邦彼岸》三部曲

前言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已近一百年。对这场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也研究了差不多一百年。但这场革命的谜底仍然吸引着大量的专家学者去寻根究底。汤姆•斯托帕（Tom Stoppard）是捷克裔英国戏剧家，他在2002年创作了巨型历史剧《乌托邦彼岸》三部曲(The Coast of Utopia)，该剧在欧美上演后反响强烈，对反思这场近百年前的大革命提供了新的反思视角。

《乌托邦彼岸》是一部真正的超级宏篇巨作，全剧长达八个多小时，共七十多个角色出场。最令人震撼的是，这部史诗式的巨作不仅包括了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界最璀璨的文化精英：巴枯宁、赫尔岑、屠格涅夫、普希金、别林斯基、奥加列夫、斯坦科维奇等，而且包括了欧洲的思想巨人马克思、文学家乔治•桑、音乐家瓦格纳等。这部长达八个多小时的历史剧由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第一部：远航（voyage）；第二部：劫难（shipwreck）；第三部：拯救（salvage）。

 

《乌托邦彼岸》的作者汤姆•斯托帕（Tom Stoppard）

《乌托邦彼岸》的作者汤姆•斯托帕（Tom Stoppard）是英国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最重要的戏剧作家。他曾因与马克•诺曼（Marc Norman）合作的《莎翁情史》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奖而广为人知。斯托帕最擅长的手法是用现代戏剧方式把政治、哲学，艺术等揉合在一起，对人类的精神现象进行看似荒诞但实则深刻的反思。他最优秀的作品应该是1974的《Travesties》（中文版本译为《戏谑》）。这部《乌托邦彼岸》是斯托帕在史料堆里钻研了整整四年，读了大量关于俄罗斯思想史的著作，尤其是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后写出来的。在这部演绎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发展的戏剧中，斯托帕充满了野心和贪婪，恨不得把他认为有价值或有意思的所有东西都塞入这个剧本，所以形成了这部戏剧的巨大篇幅。二十世纪初，阿•托尔斯泰曾写了《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来表现苏俄在二十世纪革命前后的历史。作为一种类比，我觉得把斯托帕的《乌托邦彼岸》三部曲理解为表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的历程”是比较贴切的。

《乌托邦彼岸》出版于2002年，并于同年八月上演于伦敦国家剧院，受到《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新闻媒体和《The Stage》等艺术刊物的一致好评。2006年美国著名导演杰克•布莱恩（Jack O’Brien）把这个史诗般巨作搬上了纽约戏剧舞台，于2006年11月27日在林肯中心首演。这部巨作一上演，立即在纽约文化界造成轰动。关于十九世纪俄国思想文化的书籍顿时走红。由于节目单内页里的推荐书目把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经典作品《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放在首位，在美国书店里无人问津的《俄国思想家》在纽约突然风卷残云般卖到脱销。该书的出版商、英国的企鹅公司只好在2007年1月初下令紧急加印3500册，以满足苦苦等待的预定者。屠格涅夫的书在美国这个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从来就是最没有市场的，这次也因《乌托邦彼岸》的上演而销售量大增，不少纽约客拿着节目单在纽约各书店冲进冲出寻找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父与子》。

作为一部表现“思想历程”的戏剧，《乌托邦彼岸》究竟以什么来为自己站住脚？在学术界，关于俄罗斯思想史的著作已如汗牛充栋。斯托帕要让自己演绎的俄罗斯“思想历程”在文化史上占据一席历史的地位，而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消遣，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幸运的是，斯托帕找到了自己的视角，而且演绎得非常成功。

斯托帕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用戏剧的形式来演绎俄罗斯“思想的历程”，他是要发掘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革命的思想根源，描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思想怎样在深重的苦难中扬帆起航，怎样经历挫折和磨难，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脱离了此岸的乌托邦。为了表现出这个基本的思想脉络，斯托帕采用历史发展的三部曲形式来表现思想的演进。三个部分在时间和情节上首尾连贯、前后呼应，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为一体。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和独白，观众可以进一步理解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的发展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两大革命的关键连接之点。朝前看，这段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朝后看，这段思想已经预示了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是斯托帕诠释这段思想历程的独特视角，也是深入理解这部历史大剧的根本之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彼岸》的三部曲虽然独立成剧，观众可以分别单独观赏，但只观其一或其二，却难以理解全剧的基本思想。

第一部：远航（voyage）

在全剧七十多个人物中,赫尔岑(Herzen)和巴枯宁(Bakunin)是贯穿于整个三部曲的两位最重要人物。导演杰克•布莱恩（Jack O’Brien）也因此挑选了两名优秀的演员（Brian O’Byrne饰赫尔岑，Ethan Hawke饰巴枯宁）来表演这两位最重要的角色。在第一部曲《航行》中,巴枯宁的戏最重。斯托帕通过巴枯宁在风景如画的家族庄园和人文汇粹的莫斯科大学的生活规迹,把俄罗斯当时最重要的一些思想家一个个引导出场,哲学家斯坦科维奇（Stankevich）,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Belinsky),作家屠格涅夫(Turgenev),政治思想家赫尔岑(Herzen)，诗人奥加列夫(Ogarev)等相继出现在田园牧歌式的巴氏庄园和各种新潮思想激烈交锋的莫斯科大学校园。

这是一群年方弱冠，但思想敏锐，豪气冲天的俄罗斯思想界的先行者。他们感叹于苦难深重的俄罗斯社会，愤慨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向往西欧社会的先进文明。他们在咖啡桌上面红耳赤的争论，在莫斯科大学的草坪上苦苦思索，在黄昏郊外的野宴上大声喊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追求爱情成了这批年轻知识精英的全部生活。

从这群知识精英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看，他们是俄罗斯贵族文化的必然产物。当时的俄罗斯人口大约六千万人，贵族和神职人员各占百分之一左右，除去城市中一些手工业者和专业人员，农奴在整个社会占了83%左右。这样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俄国的知识精英并非产生于自身社会的中产阶级，而是先进的外国思想和俄国传统的贵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乌托邦彼岸》这部剧中，除了别林斯基一人是出身于乡村医生家庭外，其余的都是出身于富有的贵族之家，从小就受过法国和德国的文化教育。俄罗斯的苦难现实使他们充满了对自身家族地位和财富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同时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改造俄罗斯成了他们的终身使命。

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西欧思想的引进，是往返于巴枯宁庄园和莫斯科大学之间这群知识精英在思想上扬帆起航的起点。别林斯基在郊外的野餐中大声喊道：“我们没有文学！”。在剧中穿插而过的普希金因爱情夭折了，没有出场的莱蒙托夫也很快步了后尘。其实，俄罗斯岂止是没有文学。在艺术上，格林卡的《卢斯兰与鲁密拉》歌剧要在1844年才会问世，“五人强力集团”的形成还要等差不多二十年；画家列宾也要在1844年才出生，列维坦还要再等二十年才会来到俄罗斯这个苦难的国度。在哲学上，除了来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和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外，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哲学。这群年轻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三四十年代的唯一希望就是千方百计地偷偷引进西欧的新思想。法国的政治思想，雨果和乔治•桑的小说和德国的黑格尔哲学成了这批知识精英的主要思想来源。他们一致认为，俄罗斯要从苦难中获得新生，人民必须要获得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为了实现自由，必须要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向着全新的社会目标前进。追求完美社会和追求完美爱情是这一代贵族知识精英的终身目标。

如何获得完美？尽管这一群思想家在观点上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把正在孕育着革命的巴黎看成了实现理想的革命圣地。这里面只有屠格涅夫有不同的想法。他并不想彻底脱离俄罗斯的此岸，也不认为彻底模仿西欧就能解决俄罗斯的问题。他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指出俄罗斯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屠格涅夫想做的只是把俄罗斯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再现给俄罗斯社会，由民众自己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但无论屠格涅夫的想法和做法如何，生活在美丽的巴枯宁庄园中的这批贵族文化精英已经下决心与现存社会决裂，扬帆远航，尽管这艘离岸之船最终会驶向何方，大家并不清楚。

这一幕终结时，屠格涅夫在绚丽的晚霞余晖中的巴枯宁庄园讲了一番话，总结出了这批贵族知识分子高贵的精神境界：“在Premukhino（巴枯宁家庄园所在地）永恒和理想似乎就在你周围的每一个呼吸里，就像有个声音在告诉你，和一般人俗气的幸福比起来，内心生活那不可企及、只可想像的幸福，要崇高不知多少倍！”这句话震撼了全场。无论这群贵族知识精英的思想是否正确，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对社会理想和爱情的真诚追求给人类社会留下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这一群文化巨人就像屠格涅夫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一样，显现出了一种高贵而永恒的美，美得让人心悸。

第二部：劫难（shipwreck）

第二部《劫难》是以在家百无聊赖的赫尔岑被沙皇政府以境外就医的理由驱逐出境开始，舞台的场景移到了巴黎。昔日在田园牧歌的巴氏庄园中争论不休的这批俄国思想家现在都来到了巴黎。除了赫尔岑一家来到巴黎外，巴枯宁，奥加列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等此时也都聚集在巴黎。但这时的巴黎并不是以她的时尚和娇媚吸引世人。四十年代后期的巴黎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不仅仅是俄国的流亡思想家们，整个欧洲的一些著名革命家，思想家，艺术家也都来到革命圣地巴黎准备迎接这场改变法国，改变欧洲的大革命。马克思满怀信心地宣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的锁链！乔治•桑带着她的肖邦高喊生命只有随兴之之所至，爱之所欲才有意义！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在夺得朋友的妻子一段时间后又不甘寂寞而蠢蠢欲动地寻找新的灵感。德国诗人赫尔韦格(George Herwegh)似乎注定了要在巴黎和赫尔岑的妻子有一场浪漫的艳遇。一时间，天下英雄，各路精英，都汇集法京。托克维尔（Tocqueville）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而在众议院发出警告：“我们正睡在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上，……你们没有看见大地正在抖动吗！一场革命的风暴已经刮起。”

 

但是，《劫难》并没有把1848年的革命作为这一部戏剧的中心，激动人心的大革命场面只是戏剧渲染。《劫难》真正要发掘和表现的是这群流亡知识分子在异国的真实感受。这群文化精英在离开了俄罗斯的深厚土壤后能不能在异国他乡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能不能在硝烟弥漫的大革命中实现自己的理想？相濡以沫的流亡生涯是使爱情变得更加纯洁和有活力还是分崩离析？

斯托帕在《劫难》中通过几个情节表现出他对这批流亡者的理解。当各方豪杰聚集巴黎，准备共襄革命盛举时，别林斯基最先表现出对流亡在异国他乡的失望。别林斯基在巴黎专注于对俄国文学，特别是普希金的研究。但是，作为当时欧洲文化中心的巴黎却让别林斯基深深失望。经过了1789年的大革命，贵族阶层和贵族文化已经遭到了彻底打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业化的法国社会对文学艺术并非像他想像的那样重视。对此，巴尔扎克们早就愤愤不平。别林斯基虽不像巴枯宁，赫尔岑，屠格涅夫那样出身于贵族世家，但他也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青年学子们的精神领袖之一。尽管他的文字遭到沙皇当局的钳制，但在贵族沙龙，在民间社会，他的诗文却受到广泛而热烈的尊崇和追随。他的文字越是遭到沙皇当局的压制，他在社会上的声望越是高入云霄。但在巴黎，他只是一个难以自谋生存的潦倒文人而已，社会的公众视觉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或者说根本忽略他的存在。冷漠比镇压更可怕。镇压可以激起悲愤而美丽的浪花，冷漠却让人默默无闻的消失。这一点是别林斯基最先感受到，也是最不能容忍的。他的一些朋友好心劝告他留在国外继续流亡，因为国外毕竟有写作的自由。但是，别林斯基下定决心还是准备回到那个充满政治高压的俄罗斯社会，他渴望那种在政治高压下的悲壮的战斗。遗憾的是，在1848年的大革命爆发没几个月，病魔过早夺去了别林斯基的生命。别林斯基最终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无论是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和成就，还是他的个人生活，流亡异国他乡都是一场真正的劫难。斯托帕在最初写这部史诗型的戏剧时，曾用别林斯基的名字来作为这个第二部的标题，因为别林斯基的思想和命运代表着这群流亡知识分子的真正劫难。（这个三部曲在初搞拟定的标题分别是三个人的名字：第一部，巴枯宁；第二部，别林斯基；第三部，赫尔岑）

斯托帕的这部戏剧创作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斯托帕后来在这部《劫难》中进一步从1848年革命的结局和赫尔岑的个人生活的悲剧来深化这批流亡者的劫难。1848年的欧洲革命本身就充满戏剧性，真可谓其兴勃焉，其败忽焉。1848年2月革命在巴黎这个中心爆发，法国的七月王朝瞬间覆灭，2月24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3月2日，革命的火焰已经燃烧到德国的巴伐利亚，进而柏林和维也纳，再燃到布达佩斯，布拉格，华沙。很快南部的意大利也被卷入革命的洪流。然而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这些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几乎都相继陷落，旧的王政再度复辟，仅有法国的第二共和国硕果仅存。这一幕历史活剧让流亡在巴黎的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坐了一次云霄飞车，最后从理想的高峰跌入了失望的谷底。对来法国寻找革命理想和完美社会的俄罗斯流亡者打击最严重的是革命的结果。在1848年以550万张绝对多数选票当选的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擅自把总统任期延为十年，并在1852年12月宣布登基称帝，用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了第二共和国，自称拿破仑三世。至此，这批俄国流亡者心中的理想国彻底破灭。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旧政权，民主用选票选出了新的政府，但历史像演了场戏，最终回到了专制的帝国。

这艘扬帆于俄罗斯苦难海岸的远航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中的目的地，革命圣地巴黎失去了她昔日的光彩，下一步应该驶向哪里呢？更令人绝望的是这艘远航的船已是遍体鳞伤。赫尔岑发现了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纯洁爱情也在这场革命中遭到了玷污。跟他同患难，共艰辛的妻子娜塔丽（Natalie Herzen）竟然偷偷地投入了激进的革命诗人赫尔韦格的怀中。而不久又传来消息说他的儿子死于海难的噩耗。赫尔岑在乌托邦的远航中遭到如此可怕的劫难，当初扬帆远航的满腔热情已在现实中逐渐冷却下来。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西谚：You cannot discover new oceans unless you have the courage to lose sight of the shore（没有勇气告别旧的海岸，怎么能找到新大洋，新大陆？）但有了勇气就一定能找到新大洋，大陆吗？地球上还有新大陆吗？在异国他乡追求完美社会和完美爱情的这群俄国知识精英此刻都陷入了困惑。看完第二部《劫难》，我们也没有答案，只有困惑。

第三部：拯救（salvage）

扬帆远航的思想之船在1848年革命后遭到灾难性的打击，聚集在巴黎的这批来自巴枯宁庄园和莫斯科大学，被后人称为“四十年代人”（generation of the 40’s）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在困惑和迷惘中离开了巴黎寻找新的彼岸理想。对于这群流亡知识精英来说，对1848年革命的失望不仅仅是对一场失败革命的失望，而是对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失望。经受劫难后的这群思想家意识到，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真正的完美社会，真正的理想和完美的人类状态必须超越世界上一切现存的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马克思相似，尽管他们不同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追求理想之船在巴黎遭受劫难后再度起航，在茫茫的大洋中寻找彼岸的完美社会。但是，失败和挫折也让他们学到，无论彼岸多美好，首要的还是要改变俄罗斯的现状，拯救苦难的人民大众于苦海。

巴枯宁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他所到之处总是会点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巴枯宁从一位德国哲学的崇拜者转变成了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他认为，俄罗斯的问题必须要和欧洲的整个斯拉夫民族被压迫的问题一起才能解决。他在1848年底起草了一份《告斯拉夫人书》，号召斯拉夫人起来推翻压迫他们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个专制君主政权。在这个问题上，巴枯宁和马克思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马克思指责巴枯宁是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巴枯宁则反唇相讥说马克思是一个日尔曼爱国主义者，是一个虚荣，恶毒，侈谈理论，怯于行动的人。二者的冲突后来越演越烈。马克思甚至在《新莱茵报》上撰文指控巴枯宁是沙皇俄国派到欧洲的间谍，并有根有据地说证据来自乔治•桑。后来尽管乔治•桑出面澄清，巴枯宁在欧洲革命者中的名声已经败坏。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冲突说明，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巴枯宁庄园中那种纯洁的理想主义注定是一种空想。严酷的革命斗争已经开始毒化这群昔日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之间的关系。

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不能拯救俄罗斯人民，因为他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拯救。1849年，巴枯宁在德国因发动革命被捕，曾两度被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先后判处死刑。沙皇政府把巴枯宁引渡回俄国后继续把他关押在狱中。1855年，沙皇尼古拉逝世，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大多数政治犯都被释放，但巴枯宁仍关押在狱中。白发苍苍的巴枯宁老夫人托人设法见到新沙皇为自己的儿子求情，得到的回答是：“记住，夫人，你的儿子只要活着，就不会有自由。”后来巴枯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逃到日本，再从那里辗转到美国，最后来到欧洲参加了以马克思为精神领袖的共产国际。但这个时候的巴枯宁在思想上已成了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现实革命中，他仍是一位失败者。1872年，在共产国际的海牙大会上，巴枯宁被开除出共产国际，除了各种罪名外，还有人指控他是强盗。最可怕的是这些指控不是来自他毕生与之斗争的沙皇政府或其它国家的专制王权，而是来自革命队伍中的战友。这位贵族的儿子注定了只能宣扬和发动革命，而不能领导革命，因为革命先有一个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技术问题。

如果说巴枯宁是想通过不断的起义和革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来拯救俄罗斯人民，那么赫尔岑则是想通过思想上的启蒙，从精神上来拯救俄罗斯民族。他和奥加列夫在伦敦的写作和出版工作是他们流亡在海外最有意义的活动。无论是以赛亚•伯林，还是深受其影响的斯托帕，都把赫尔岑看成是这批俄国贵族知识精英里的皎皎者。赫尔岑坚持认为，要解决俄罗斯的社会问题，首先是要唤起民众，要让俄罗斯人知道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社会发展和完善的关键。为此，他和奥加列夫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出版社”（Free Russian Press），发行《北极星》（The Polar Star）和《警钟》（The Bell）两个刊物。把这些宣扬自由的刊物偷偷运进俄国。争取言论自由和要求解放农奴是这两个刊物宣扬的基本思想。

与此同时，屠格涅夫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1852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问世，轰动了整个俄罗斯社会，从皇室和贵族沙龙到街头百姓，大家都争相阅读这部描绘俄罗斯大地和灵魂的不朽之作。1861年，沙皇政府颁布了解放农奴的命令（The Emancipation）。据亚历山大二世说，他是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受到震撼而发布解放农奴的命令。此说并不完全真实，应该说是《猎人笔记》震撼了俄罗斯的整个皇室和贵族阶层，俄罗斯上层社会已经感到社会不能够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后来列宁所讲的革命成熟的条件之一已经在俄罗斯开始出现。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屠格涅夫进一步探索俄罗斯贵族知识精英思想的著作相继问世：《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俄罗斯终于有了傲视欧洲的自己的文学。

但是，这一群来自巴枯宁庄园和莫斯科大学的贵族文化精英注定了在历史上只能扮演悲剧角色。到了六十年代末，这群“四十年代人”渐渐被自己掀起的革命浪潮逼到了一个尴尬的位子。他们唤起了民众，点燃了社会改革的星星之火。但当民众真正起来的时候，当星星之火欲将成为燎原之势时，他们被更为激进的“新一代”（New Generation）挤到了后面。狂热的乌托邦主义在俄国已弥漫开来。既然俄国的将来是在理想的彼岸，为何要在此岸作无谓的逗留？为什么对此岸的一切还依依不舍？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渐渐在俄国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紧跟在后面的是有意让自己变得冷酷无情的列宁。赫尔岑在此时已被“新一代”指责为妥协主义和守旧主义的代表。坚持以渐近主义者自称的屠格涅夫当然还记得英年早逝的激进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对他的批评。杜勃罗留波夫在评《前夜》时曾批评道：“你坐在一个空箱子里，想从里面倒翻箱子，多么费功夫！要是由外面来，一推就翻了。”俄罗斯的“新一代”不是要改革现有社会，而是要与整个现存制度断绝一切关系。《父与子》中巴扎罗夫说的话正在成为现实：否定一切，包括艺术和诗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这种否定一切作了解释：作为革命者，他不能再听贝多芬的音乐，尽管他个人非常喜欢《热情奏鸣曲》，因为这种音乐不能使人在革命中保持冷酷，而革命需要冷酷。

这批被称为“四十年代人”的贵族文化精英在追求完美社会理想的道路上遭到失败，在追求完美的爱情上也令人扼腕叹息。早在三十年代风景秀丽的巴枯宁庄园，青年哲学家斯坦科维奇就把完美的爱情理解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最终未能和巴枯宁漂亮的妹妹结为眷属。屠格涅夫在25岁时认识了法国女歌唱家维亚尔多夫人，从此终生眷恋她，甚至为她而侨居国外，终身未婚。这种精神贵族式的恋爱给人留下一种高贵而凄凉的美感。但是赫尔岑夫妇在流亡生涯中的浪漫爱情却显示出惊涛骇浪的一面。深受乔治•桑思想影响的赫尔岑之妻娜塔丽（Natalie Herzen）在巴黎时就曾和后来成为奥加列夫妻子的娜塔莎（Natasha）有过一段狂热的同性之恋。后来，当娜塔丽和德国诗人赫尔韦格的恋情被赫尔岑发现后，这批流亡者的爱情变得更加惊世骇俗。妻子娜塔丽去世后，赫尔岑竟深深地陷入了与曾经是妻子同性恋人的娜塔莎的爱情，要命的是，这时的娜塔莎是赫尔岑终身最亲密朋友奥加列夫的妻子。赫尔岑和奥加列夫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今天，人们在《往事与随想》中读到当赫尔岑十五岁，奥加列夫十四岁在麻雀山上拥抱发誓，立志要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改造现存社会的豪言壮语，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赫尔岑在晚年写到这一段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此时这两个情同手足，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正在海外为了俄罗斯的自由而携手奋斗。赫尔岑和朋友之妻的这段恋情在三个人身上都刻下了深深的创伤。娜塔莎既对奥加列夫感到歉疚，又对赫尔岑有节制的爱情感到不满足。当她生下了赫尔岑的孩子后，最终变得歇斯底里。此时，老巴枯宁在那田园牧歌的庄园中的讲话似乎回响在天边：“哲学在于节制每种生活，以使很多种生活能够协调共存，同时又尽可能有把这些生活结合起来的自由和公正，但又不是多得让它们分崩离析。自由太多的话，伤害更严重。”老巴枯宁是不是预见到了这群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孩子们后来的悲剧呢？

当戏剧接近尾声，赫尔岑临去世前进入了梦幻。他的梦中出现了马克思，屠格涅夫和奥加列夫三个人，赫尔岑喃喃自语道：“继续往前走吧！要知道天堂是无法靠岸的。只有不断向前走，向前走……。遵循探求完美社会的古老梦想，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仙境。人间天堂并不存在，所以人们称这个虚无的完美之乡为乌托邦。”

随着赫尔岑进入了乌托邦的梦幻，已经精神分裂的娜塔莎说出了全剧结尾时的一句预言：“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