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中国能不能出“罗斯柯普夫思想”?
大卫.罗斯柯普夫David Rothkopf,一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外交杂志》的CEO 和编辑,近年来多本重要著作的作者。
他最近六年里出版的三本书——《运营世界》Running the Worl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超级精英》Superclass: The Global Power Elite and the World They Are Making;《权力与公司》Power, Inc. The Epic Rivalry Between Big Business and Government--and the Reckoning That Lies Ahead,集中表达了一套“罗斯柯普夫思想”。
归纳一下,有以下几条:
一、世界在权力的作用下运转,专制时代是如此,民主时代也是如此。在最民主的美国,如此之少的人掌握着如此之大的、影响如此之多人的权力,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权力既包括大型政府的公权力,也包括大型企业的私权力。私权力的崛起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趋势,但很少为人所理解。
二、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拥有了比大多数国家还要强大的权力。美国沃尔玛一家公司的年收入高于世界上85%以上国家的GDP,所雇员工总数多世界上一半国家的人口。纽约的Black Rock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的资产总额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资金储备。名为Stora的瑞典公司已有八百多年历史,比任何现代国家的历史都要长。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机制,大型公司自成体系,自成历史,与起源无关,与行业无关,也可以与国家无关,只与自身的生存有关。全世界的“超级精英”——被称为“达沃斯人”的大约6千个私人,就可以运营这个世界,而不必考虑各自的国家。
三、20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斗争在共产主义的和资本主义之间展开,结果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到了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斗争将在不同版本的资本主义之间展开,胜出者将是最终证明自己能最有效地促进增长,并为最多国家所效仿的资本主义版本。
四、美国资本主义战胜苏俄共产主义后的一极独大,只是昙花一现,当今世界已经重返多极世界,“势力均衡”再成流行的战略。当前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版本包括: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印度或巴西的民主发展型资本主义、新加坡和以色列的企业化小国资本主义、欧洲社会保障型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
五、所有这些不同版本的资本主义,都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政府和企业、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谁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就可以取胜。美国在过去二百多年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健康的、平衡的公-私合作关系,即政府提供制度、规则、社会保障、教育、科研和基础设施,用以激发私营部门的创新、投资并在促进增长和扩大就业方面承担风险。
罗斯柯普夫的这些观点,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在我看来,仍不失为一套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首先,从理论上讲,通过将“权力”这个不容回避的要素重新引入到经济学当中,“罗斯柯普夫思想”将虚伪的、脱离实际的、只字不提“权力”概念的当代经济学重新拉回到了真正有价值的“政治经济学”轨道上,为解释和预测当代世界的经济现象提供了更实用、更恰当的理论框架。
摆脱掉了虚假的亚当.斯密,也就摆脱掉了故意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企业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人”,更不是普通的人民,大型企业的权力可以超过主权国家、超过任何形式的大政府,成为跨越国界、影响巨大的私人权力。
第二、不同版本资本主义的竞争,意味着:传统的主权国家间竞争正在演变成21世纪“政府和企业联合体”之间的竞争。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府和企业联合体”,或“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联合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联合体的综合竞争力。私营部门压过了公共部门,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公共部门压过了私营部门,就是僵死的计划经济。撇掉意识形态之争的泡沫,真正的现实就是如此,所谓“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中国是这个问题,美国也是这个问题。
第三、一个国家,如果私营部门太弱小、整体竞争力不足、内部发展不平衡、面临外部威胁、主权尚不完整,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大政府、一党专政、威权体制、强人统治等,都是可行的形式,只要是过渡性质的,以扶助私营部门的发育为目的的,为争取国家独立自主和增强国家竞争力所必需的,就是合理的,也是符合道义的。但需要注意公权力不能过度膨胀,不能造成私营部门的窒息,不能成为统治者的营私工具。同理,那些私营部门极为强大、国家霸权也已经很强大的国家,就不需要很大的公权力,可以采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但同样需要注意私权力也不能过度膨胀,不能发展成放纵的、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像制造了金融危机的华尔街,为害社会,贻祸全球。
第四、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按意识形态划界的“左派”“右派”之争,也正在新的资本主义格局中蜕变成“公权派”和“私权派”之争。强调公权压倒私权的为“左派”,反之为“右派”;“左派”为制约私权力的过度膨胀而存在,“右派”为制约公权力的过度膨胀而存在;没有哪派代表“普世价值”,享有道义优势,也没有哪派是“带路党”,代理外国利益。在一种理想状态下,两派客观上共同促进两种权力的平衡合作,共同致力于本国的竞争胜。
显然,这是一套简明而又颇具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很适用于当今时代。
其实罗氏并不是一个理论型学者,他写不出《国富论》这样的著作。但这也许正好帮了他,使他得以通过直面现实,从那些Never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have so few people had so much power over so many的惊人现实中直接得出理性思考。
由此想到,为什么中国的学界没有人创造出这套适用的理论、产生出这样实用的思想?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有意排除掉“权力”这个要素,在其半自然科学、近乎数学的华美理论的外衣遮掩之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耀眼灯塔的导向之下,人类经济活动中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和权力因素统统进入盲区,被视而不见,被假定消失。如此明显的误导,竟能够有效地禁锢中国学界的思想发展长达几十年,很多人至今仍然深陷泥潭无力自拔!
最有条件率先产生出罗斯柯普夫这套思想,率先走出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区,率先建立起“公权力-私权力平衡合作关系”、“不同版本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理论框架的,不应该是非西方的、有反霸权传统的、有政治经济学功底的中国学人么?
看来,中国学界的解放思想仍是一个问题。一方套着本国老教条的枷锁,另一方套着西方老教条的桎梏,然后为了互相打架,每一方都让自己身上的枷锁和桎梏越套越牢。
中国不再需要张五常,但中国很需要出自己的罗斯柯普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