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遗弃是怎样发生的？说说涡阳与北川

——略论镇级社会生态与改革方向

近日，两起“遗弃”新闻引来舆论大哗。一起是涡阳县受伤女生被警方和民政部门当作尸体遗弃的事件。另一起是北川救灾物资长期积压的曝光。对于前者，谁家没有儿女？想到花季少女在荒野中苟延残喘，谁能不心疼？当事警察遭唾弃被拘留乃咎由自取。对于后者， “北川”这个词积聚了国人太多情感：恐怖、希望、热血、问责等等。当年四面八方飞来的爱心至今仍以物资的方式积存着。爱心不会过期，但物资会。看着过期食品，人们觉得自己的爱心遭到了“遗弃”。舆论自然会对两地官员展开大批判。不过大批判有用吗？遗弃女生和爱心的仅仅是官员吗？除了女生和物资，我们对那里还了解多少？

无巧不成书，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

涡阳县高公镇，这个名字击中了我。06-07年，我在高公镇L村前后生活了超半年，如今许多记忆被突然唤醒，恍然又回到夜晚田间不辨东西的泥路上，恍然又回到繁华纷乱的小镇集市上。

以我一个都市人的外来视角看，高公镇一带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去。

涡阳是国家级贫困县，但高公镇却很繁荣。一条主街上，连锁超市、美容店都有好几家，还有性病诊所。小伙子们人人开摩托。附近村里盖楼的人家不少，户户有饮水机。繁荣的原因很多，比如地处涡阳、太和、利辛三县交界处，南来北往客源丰富。每逢大集日，镇上就很热闹，卖假货的、换假钞的悉数出动，最热闹的就是脱衣歌舞团。脱衣舞，谁要是想到美剧里夜总会的缠绵舞娘就太萌了。在乡村，有些脱衣舞嫂甚至还带着哺乳期的婴儿。观众更是无法八门，十岁的孩子们都混进去看。

警察当然不管。为什么不管，答案大概是送礼了。不过警察真要管，那要管就事情太多了。方圆几里的村庄治安都不好，跑江湖干类似卖大力丸营生的不少。

这里平原之地，自古南来北往、战乱频繁，太平天国时期还是捻军大本营。跑江湖的人甚多，即使人民公社时期也没有完全绝迹。1980年代改革开放，有少数人旧业重操。1990年代农业税收提留严重，农民不堪重负，全国青壮农民不愿种田，宁可抛荒外出。当地这种走江湖的门道就通过亲族关系迅速传播，夫妻、妯娌双双出门，互相配合，走遍北方大地，以至于成为一门产业。据还在那里的朋友说，干这一行的现在渐渐少了，但是仍然有，治安也还是不好。

大恶不做，以恶小而为之。小恶也有不小心做大的时候，那时警察就会管。乡亲们谈到此类作恶的时候会问：“死人了没？”不死人，这就是底线。警察呢，只要不死人，还真懒的管。况且警察整天看着别人发财，看着电视里都是发财故事，自己不做梦可能吗？

我和高公镇警察打过一次交道。

那一次，我们中学仅有的两台电脑被盗。校长哭着去报案。警长说：我们去看看。然后又说：“你们学校某某老师有一次说要帮我搞一台电脑的，后来我怎么没见到他了？”我当时没明白他啥意思，心想自己电脑都没了，还怎么帮你弄一台？警察开着破警车到村里转了一圈，丢下一句话：“村里有几个犯事还没执行的，哪天给他们执行一下”，就走了。

学校被盗不是第一次，村里多的是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撤村并校的政策使得学校远离村庄，孩子乐得半路逃学。人心不古，公办小学的教师花一半工资雇别人来教书，自己出去打工。父母外出打工，只在农忙时节回来，使得孩子无人管教。我们学校是少见的坐落在田间的学校，收容了不少孩子，包括几个孤儿。

村庄给人的特别感受就是恶狗很多。家家都养大狗。每次我从村里走路都提心吊胆。女生过村就更是缩着脑袋。在我去过的皖南农村、湖北农村、宁波农村，很少看见这么多咆哮的大狗。这一切证明民风彪悍，也证明治安不好。有志愿者原本想找个民风淳朴的乡村支教。结果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大失所望，黯然离开。黯然离开，错不在村民，在于小资即使有一颗善良的心，也无法落地，因为不敢面对真实。

真实没那么不堪。我记得我的学生们在夜晚溜出宿舍，有的跑十里地到镇上玩网游，有的在校园里焦虑地暴走。我记得他们期待我教他们唱流行歌曲，但我就不愿意顺着他们。他们不爱上课爱唱歌。虽然是穷地方，但是因为有电视这个神器，他们就和城市孩子一样方便被洗脑，后果更严重——小小年纪都羡慕超男超女，想着以后当明星，不肯好好读书。每次有慈善者来了都爱发动他们唱歌跳舞演节目，实现自己在城市里实现不了的教育梦想，结果让孩子们更加心猿意马，无心学习。

孩子们的父母是弱势群体。90年代农业不增收，村民又没有其他技能，只能想旁门左道。新世纪取消农业提留，税没了，但是集体也没了。经济发展模式没及时调整。没有好的组织机制，没有好干部带头，不是想调整就能调整。你也不能指望农民一夜之间成为能自我带头的“公民”。

涡阳县有个老子铜像。

但老子像改变不了文化生态，只不过是招商引资的名头。小小县城，却修了一个罗马式广场。邻县利辛则是十年前一本轰动全国的书《中国农民调查》的故事地点。我去过一次，和涡阳差不多。县里大型网吧一家又一家，里面都是少年。去年我参加一个游戏产业界大会，听他们大言不惭谈游戏是环保产业、游戏能推动文化发展等等就觉得好笑。那些留守儿童们就是这么被“文化”的。

高公镇上网吧也不少，孩子们主要在这里成长而不是学校。姗姗是村里难得的大学生，上了大学，知道何为“文明”，就不许父亲再跑江湖营生。他父亲是很有见识一个人，对于人情世故之了解胜过太多大学生，喜欢读书看报，还教会我不少乡村潜规则。不过出了村庄走进都市，门道就有限了。据说现在只能改行出远门卖古玩，这差不多仍然是跑江湖。还能怎么样呢？

在村里半年，不快活的事不少，但是开心事也多，能帮到几个学生，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真实”是最大的恐怖，也是最大的魅力。在学校里，每次为解决学生暴力问题就颇废脑筋。一开始我还跟着天真的志愿者们搞自由教育甚至“华德福教育”，很快发现不对劲。难道你还嫌学生不够自由吗？我果断学习老教师做法，甜枣加大棒，毫不犹豫发明一般性体罚措施，加上家长般关怀，很快有了好效果。

他们的村庄处在巨大的中国现阶段整体结构之中，很多事情不是他们决定的。而网民们不会关心具体生活，更容易为现象——乞讨儿童、遗弃、毒奶粉一类义愤填膺。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那些村庄已经被主流社会遗弃。现在政策有好转，国家正在把他们重新找回来。倒是我们能否找回对现实社会的真实理解，这成了问题。

我们如何理解北川县堆积的物资？

堆积爱心物资的事情，我们在高公镇也做过。被盗事件之后，有人捐来七八台旧电脑，指望我们教孩子学电脑。这堆电脑从此闲置，直到一年后再次被盗。捐献者满可以指责我们遗弃了他们的爱心。不过捐献者没有这样做，他们知道这里的逻辑，知道我们人手有限，每日疲于日常教学，难得有精力做别的事情。北川的公务员肯定是办事不利，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但这些物资运来时候已经注定被遗弃。地震之后一个月内，我在安县、北川、红白都待过。开着车来的老板级别志愿者运来丰富的零食，帐篷学校的学生简直消费过剩。朋友一听我去汶川，塞给我一个血压计，天知道这个血压计最后用到哪里去了。

都市的有志青年想要走出狭窄的办公室生活经验，但是苦于没有机制，于是只能通过所谓慈善、爱心一类货币方式进行远程爱心轰炸。远程爱心只能通过物质表达，但物质不能代替切入实地的运作、实践。我明白爱心的价值，但是远程爱心往往本身就是一种遗弃，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击中哪里。前一阵子，网上有所谓爱心志愿者，看到人家救助残障儿童机构送儿童做手术的照片，只因为病床上有普通被褥，她就发怒了：“正规医院手术床上不应该是无菌床单吗？你们肯定不是手术而是倒卖器官！”这条微博立刻转发上万次，这些仿佛来自外星或者天堂的爱心人士就这样对做实事的救助机构造成巨大心灵伤害。

爱心也好，舆论监督也好，都是外在的，无法解决内部问题。要我看，要改善涡阳，就必须先整顿全县吏治，动员群众，发展经济，移风易俗。没有好的领导集体，一切就只能隔岸观火。当年一块去高公的朋友至今认为加强法治就能解决问题。法治当然要加强，不过法治也要有人执行，想奋发向上则更需要民心。

村庄里早就一人一票了，不过于事无补。必须探索乡村改革的新模式。高公的警察首先就应该向重庆的警察学习。重庆模式也不够用，还要因地制宜地摸索，开启镇级改革，重建镇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06年一天晚上，我从高公镇上洗澡回来，天色已晚。割过庄稼的田野如荒原没有方向，黑夜如风，在耳旁呼啸，心里很紧。听到路边一阵哭声，循声摸去，原来是两只被遗弃的刚出生小狗。我把它们装进袋子一路提着。终于路过一个庄子，一位大嫂为我指明正路，得以摸回L村。这样的夜路对村民不陌生。但这一次，高中女生被袭击了。袭击者不知是不是游手好闲的少年。而天亮之后，几个一向不爱多管闲事的警察来处理这事，便按照一向的作风把事办了。除了媒体大众的惊悚，其实一切如常。那个女孩是武营的，距离L村比较远，应该不是我的学生，惟祝愿她康复。而四个警察被抓，警力更捉襟见肘，不法分子可以放浪几天，也愿他们回头是岸。

全国人民的惊悚只反映网民与乡土社会隔阂太深。舆论自然把此事归结为公务员不作为，甚至上升到党国体制大问题。人们咒骂警察或者民政人员没人性，或者类比武汉警察响应网友号召为日本人找自行车的事情，斥责警察厚此薄彼等等。这些话看似都对，甚至是太对了。做出这样判断的人们默认自己透彻了解全中国。我却没有这样的自信，甚至对于高公镇也不敢说深刻了解，只能感到惭愧。希望有更多脚踏实地而不是整日在网上喊口号说大话的青年人才挺身而出，希望重庆的大学生一年上山下乡计划能够继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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