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用文革眼光看今日之中国-寒竹

最近文革这个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概念再度频繁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人民日报麾下的《环球时报》接连登出雷颐等人谈论文革回潮在中国当下的危险性。本来，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文革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历史阶段虽不时被人提起，但很少有媒体专门关注。但笔者读了这些反省文革的文章后，再思考当下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谈论改革时那种运动式的豪言壮语，不由得感到文革影子就在眼前晃动。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在于，文革的思维方式浸透在一些掌握中国话语权的文化人中，这些人正在用文革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现实，裁剪中国的现实。中国确实面临着倒退回文革的危险。

部分弱势群体对文革的怀念并不会导致文革重演

一些文化人断言文革回潮的根据主要是社会上一些民众对文革的怀念。确实，在民间，在网络媒体上，常常看到一些网民对文革时期的怀念。但是，如果把文革可能回潮的危险归咎于这些民间声音是非常武断和不负责任的。雷颐先生觉得“那些怀念文革的思潮发展下去很可怕”。其实，可怕的不是一些普通民众对文革怀念，而是用文革的思维方式来观察社会和反思文革。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怀念文革的群体跟社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人有能力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去吗？从中国目前的舆论现状看，今天怀念文革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属于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通常在一些小网站发表文章，或在一些大网站以跟贴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人大多是退休老年人和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大都处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舆论的权力之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极为有限。而在掌握中国权力枢纽的精英圈子里，真正在主观上想把中国拉回文革的人几乎没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政府的决策部门、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几乎没有对文革的正面评价，更看不到要求中国退回文革的主张。这个判断是否属实，读者基本上可以从中国目前的平面媒体和几大门户网站的主流内容得到印证。

那么，这些缺乏主流话语权、处于中国社会边缘状态的弱势群体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自下而上地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我们对文革的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这绝不可能。文革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文革就是由最高权力中枢发动，并且始终在中央权力的控制之下。从文革伊始到1969年的中共九大，中央文革小组一直主导着这场看似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从九大以后到文革结束，中央政治局和逐渐恢复的各级地方政权事实上主导着这场运动。而文革初期颁布的“公安六条”自始自终都严格地规定着这场群众运动的边界。所以，认为今天一些社会边缘群体对文革的怀念可能演变为文革是荒谬的。这些既无权、亦无钱的下岗工人、80后、90后的年轻人有能力在中国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把中国拉回到文革时代吗？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危言耸听的判断。

其次，再来分析一下这些民众怀念文革的根源。如果回顾一下近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对文革的怀念并非在一夜之间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结束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都抱着否定态度。这种否定文革的国民心态也是中国能够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摸索一条世界上从未有过新路，改革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让不同社会群体付出的代价不尽相同，给不同社会群体带来的利益也不尽相同。在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一些在改革中获益较少的社会群体基于对现实的不满，逐渐滋生了对文革怀念。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都会出现这种对过去的怀旧。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上都出现过怀旧的强烈情绪。但是，这种怀旧情绪的本质是一种对现实不满的迂回表达方式，不过是一种“借古喻今”，而非是真正要回到过去。在今日之中国，真正要想把社会拉回到过去的人数量极少。要疏导这种民间的怀旧情绪，主要的不是要去责备这些在改革中获益甚少的弱势群体，而是要进一步解决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让改革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具体而言，在今日之中国，一是要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二是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只要这两个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部分民众对文革的怀念自然会消解。

要而言之，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对文革怀念的情绪，只是一部分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普通老百姓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缺乏经济、政治权力支撑的民间言论完全不可能把中国拉回到文革时代。对于这种怀旧情绪，掌握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理性看待，应该通过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来化解这种怀旧情绪。雷颐先生用“挤脓疮”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民间情绪显然是不妥的。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你可以不同意一些普通民众这种怀念文革的思想和言论，但是应该尊重这些普通老百姓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如果用武断的方式去压制这种民间的情绪，只能使社会的分裂状态进一步加剧。

被文革思维方式主导的知识精英将祸及国家

当许多知识精英对民间部分民众怀念文革的情绪感到耿耿于怀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文革的反思，他们对改革理解，恰恰是承继了文革中最有害的、非民主的方式。中国重返文革的危险主要来自这个拥有巨大话语权的群体，而非来自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民间群体。

文革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极端政治化。用政治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来看待所有的社会问题是文革的一个特点。在文革时代，如果你专注于生产劳动，你可能被指责为不突出政治；如果你关注民生问题，则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如果强调社会和谐，会被指责为搞阶级调和。但遗憾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改革之后，文革这种极端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仍然主导着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差别只在于新的政治口号替换了过去的阶级斗争口号。在今日之中国，一些单纯的经济问题、社会管理问题，常常被一些拥有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动车发生追尾事故，知识精英说，这是体制问题，是国有制和私有制孰优孰劣的大是大非问题；赵作海冤案被澄清后，一些知识精英断言，这种冤案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中国的司法体制的必然产物。一个关于冤案的讨论很快上升到是否应该取消中国政法委的体制问题；乌坎事件发生后，一个按照中国既定法律程序进行的乡村选举很快被上升为改变中国根本制度的破冰之旅，如此等等。由于高度的政治挂帅，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国也就演变成了“政治知识分子”的同义语。

文革的另一个弊端是无法容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思想。无论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之争，还是文革后期造反派内部的政治斗争，每一派都把不同于自己观点的人视为敌人。照理说，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后，民主意识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但是，民主意识在中国的深入恰恰在知识精英这个群体中遇到最大的障碍。与普通的工农群众相比，与实业界的企业家相比，掌握话语权的一些知识精英是最不能容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思想。就连改革这个最具凝聚力的概念也常被拿来当作棍子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在许多言必称自由民主的学者的文章中，“反改革”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成了跟文革时期“反革命”差不多的同义词。这些高调宣扬改革人不懂得，改革的进步意义不是要证明改革自身绝对正确，而要让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能容忍不同的声音，其中包括批评和反对改革的声音。

割断历史也是文革的一大弊端。从形式上看，文革也属于一种除旧布新的社会改革运动，只不过采取了用激烈手段否定传统文明的群众运动方式。由于过度激进的否定一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从孙中山到中华民国发展的历史，文革都进行了彻底否定。中共建政前十七年的历史更是被文革彻底否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被一些知识精英指责为文革模式的“唱红歌”中的许多曲目很多在文革中被禁唱。正是在文革结束后，许多今天所谓的“红歌”才获许公开演唱。中国今天的一些知识精英，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忠诚地继承了文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把中国改革前后的两段历史简单地界定为正确与错误的对立，把改革简单地看成是对过去历史的否定。思想极端者如吴敬琏等，甚至把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与发展也否定了。吴敬琏认为邓小平南巡只解决了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政治则停滞不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割断历史最终意味着否定中国，否定中华民族。稍有一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正是从摆脱文革的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的。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一些知识精英在绕了一个圈子后，又不自觉地试图回到文革。

文革遗毒的要害在其思维方式

对文革的评价早在多年前就有了定论。但是，怎样才能真正摆脱文革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迄今仍未得到真正解决。要纠正文革中许许多多的具体错误做法容易，而改变文革的思维方式却极为困难。然而，如果思维方式不改，即使纠正了文革所有的错误，仍有可能再度回到文革。即使是在批评文革，其方法可能会是更加文革化。

世界著名政治哲学家学家汉娜. 阿伦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专门研究过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阿伦特发现，一些前苏联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习惯于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一些人在斯大林时代深受政治告密之苦，但到了美国，却热衷于麦卡锡主义和政治告密，热衷于配合麦卡锡主义者的政治迫害活动。阿伦特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显然看到了在个人政治行为背后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阿伦特的研究在今天仍然对于中国有着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三十多年，但文革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文革的极端政治化、斗争哲学、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潜存在一些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的灵魂深处。如果用这些从文革遗传下来的思维方式来反思文革，用文革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改革，最终只会把今天的改革演变为文革。所以，真正对今天中国改革构成威胁的并不是那些因为处于社会边缘而怀念文革的弱势群体，而是那些承继了文革思维方式并掌握了中国舆论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中国要想真正走出文革的阴影，知识精英能否进行自我反省是一个重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