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美国应准备对付阿拉伯民选政府-亨利·基辛格

《华盛顿邮报》3月31日文章 观察者网 / 编译

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改写了现行的外交政策原则。美国正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撇去各种争议不说，撤军理由是为了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美国正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再度军事干预世界其他地区。“民主重建”（democratic reconstruction）能够代替国家利益成为中东政策的指南针吗？阿拉伯之春真的是在进行民主重建吗？

2012年2月5日，基辛格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美国国会议员麦凯恩共同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

渐成气候的一种共识是，美国在情理上有义务与中东地区的革命运动站在一边，因为美国在冷战时受到“误导”，基于地区安全考虑而与中东地区的非民主政府合作。按照这种看法，假借稳定国际局势之名，支持那些脆弱的政权，这其实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因素。有些政策超期执行，冷战结构持续30年之久，并产生了一些关键性的战略变革，例如：埃及放弃与苏联结盟，以及戴维营协议签署生效。这一模式如若未能建立预定的国际关系，那就会带来根本上的不安定因素，破坏美国外交政策所秉持的价值。

人们大多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一场青年人领导的地区性革命运动，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可是，利比亚现在并不是由民主力量统治，甚至现在连一个完整的国家都算不上。埃及也不算，选出来的大多数（也许永远）是伊斯兰派。叙利亚反对派的主导力量也不是民主主义者。无论是名义上或事实上，阿盟的叙利亚决议都不是由民主国家制定的。相反，该决议反映了什叶派与逊尼派数百年来的矛盾冲突，什叶派希望抢夺逊尼派的统治地位。这也正是德鲁兹派、库尔德人、基督教派等各个少数派都对叙利亚政权更迭万分警惕的原因。

整天呼喊口号、散播各种不满情绪，这并不等于真正的民主运动。只有长时间地进行民主建设、打造出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才算真正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现行秩序破坏得越厉害，新的政治权威就越难建立，并且很有可能导致新的暴力统治或意识形态整肃运动。社会越是分裂，就越是有利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合流，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普世价值。

在这个媒体的速食时代，我们必须谨防把革命运动看作一场爆发式的互联网传奇——仿佛革命一蹴而就，一旦高潮过去就不必再去关注。判断革命成败的标准不是其起源，而是其终点；不是革命前呼喊的口号，而是革命后的长期实践结果。

对美国而言，在中东地区实行人道主义干涉无法长久，必须将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联系起来考量。务必要考虑一个国家的战略意义和社会凝聚力（包括派系分裂的可能性），并进一步评估建立新政权、更替旧政权的具体方案。本文写作之际，原教旨主义政治力量借由极端革命运动的协助，正在逐渐主导事态发展的方向，而原来触发革命的社交网站则逐渐退入幕后。

从历史上看，美国公众舆论不愿插手重建越南、伊拉克或阿富汗。那么，与美国国家利益毫无关系的战略行动能够付诸实施吗？我们有没有青睐的政治力量？还是说，只要是民主选举的政治力量我们就一概支持？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怎样能避免出现由全民公投和宗派支持的极权主义政权？什么结果真正符合美国的核心政略意义？从关键国家撤军，并削减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却到处实行人道主义干涉，这可能吗？应对阿拉伯之春的美国外交政府很少讨论以上这些因素。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由以下几个核心目标所主导：防止一国独霸；保证能源自由流通，确保世界经济稳定运行；协调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处理巴勒斯坦聚居地问题。过去十年间，伊朗成为这三个目标的主要威胁。中东地区各国政府要么过于软弱，要么反西方情绪强烈，从而导致美国的地区伙伴关系四处碰壁，这一情况必须引起美国战略高层的注意——无论这些政权上台的选举机制多么民主。在这一框架的约束之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活动空间，推动实现人道主义与民主价值。

美国应着手准备对付那些凭借民主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政府。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执行传统的外交准则，协调具体行动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阿拉伯地区动乱期间，美国没有成为革命运动的阻碍。这一成果不可小觑。但这只是成功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检验美国政策成败的关键是，阿拉伯之春过后的新政权最终是否有助于维护地区局势稳定并建立符合人道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