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伊朗革了社交媒体的命

12月21日，据伊朗媒体Fars News报道，腾讯旗下社交平台微信已被伊朗政府封杀。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位伊朗朋友。

2013年夏天，28岁的哈迪从德黑兰只身来到柏林，开始在德国读物理学本科。也许是出于年龄和生活的压力，哈迪和我其他伊朗朋友不太一样。他总是默默的，每当闲下来，不是温习功课，就是打开电脑在Facebook上看新闻，给远在家乡的朋友们留言。

“我希望毕业后能留下来，不再回到伊朗，”他说。

哈迪常常在Facebook上分享伊朗“绿色革命”的消息。2009年6月初，伊朗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官方宣布内贾德以绝对优势连任，而反对派则支持另一候选人穆萨维，声称选举严重舞弊，要求重新投票。抗议活动从6月中旬开始席卷全国，由控诉选举不公正演变为要求改革，增加自由和民主权利。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创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浪潮。德黑兰300万人走上街头，示威者以穆萨维竞选时使用的绿色为标志，将城市变成了绿色的海洋。随着暴力抗争升级，社会秩序一度失控。示威者与革命卫队发生冲突，数十人死亡，几千人遭逮捕，有的至今仍被关押。

哈迪就是从那时起被“震”上了一条渴望逃离祖国的不归路。他对政府的欺骗和腐败感到愤怒，对最高领袖在关键时刻不能秉公办事感到遗憾。绿色革命后，政府加大了对网络犯罪的惩治力度，哈迪和朋友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2009年夏天，当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在绿色革命中被示威者广泛应用时，整个西方世界为之振奋。**当时我在美国短期学习，当地的学生和学者们对民主之风吹进伊朗充满期待，其激动的心情可以与两年后阿拉伯革命爆发时相媲美。耶鲁大学法学院把几位“革命领袖”请上讲台，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演讲者用图片和视频向听众展示了新兴网络工具在组织动员革命时的强大功效。

继Facebook和Twitter之后，微信也被伊朗政府封杀

6月16日，示威进行到第三天。美国国务院要求Twitter公司务必推迟系统升级计划，确保不间断地向伊朗反对派提供网络服务。Twitter接受了华盛顿的建议，调整了升级时间。西方对所谓“社交媒体革命”的大力支持使伊朗政权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一些穆斯林国家，由于宗教习俗和社会传统限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聚会和社交，Facebook等新兴网络工具一经面世就被年轻人充分利用起来：从获取新闻资讯到宣传政治主张，从打广告、卖东西到参加商业竞赛、组建政党、创办兴趣团体，无所不包。2009年以前，Facebook在伊朗曾两次被禁，又两次解禁。绿色革命后，伊朗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系统性管控，伊斯兰议会相继通过了规范网络行为的法律法规。2009年出台的《计算机犯罪法》规定，在网上散播反政府言论、破坏公共秩序、诋毁宗教信仰都将受到惩治，最高可判处死刑。哈迪在网上和朋友们分享被关押的绿色革命领导人的消息，按照伊朗法律，这种行为已构成网络犯罪。

**在强化立法的同时，伊朗政府封锁了Facebook、Twitter及Google旗下的一些网站，宣布它们是敌对阵营试图摧毁伊朗的工具。**与2009年之前的两次管制不同，这次屏蔽一直持续至今。网络封锁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使用代理服务器（Proxy）的伊朗用户数量剧增。据Anchor Free公司统计，2011年7月，使用该软件的伊朗网民比过去一年增加了9倍，达36万人。尽管信息和通讯技术部一再强调使用Proxy违法，但政府并未对翻墙行为“赶尽杀绝”。我的伊朗朋友们从欧洲回到国内，依旧对Facebook念念不忘，频繁传照片、发状态。不过他们说，每当赶上重大政治事件（比如2013年夏天的总统选举）翻墙就要比往常困难一些。

  在组织机构层面，为了整合网络监管部门，强化领导层权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于2012年3月颁布指令，成立网络空间最高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伊朗政府处理互联网问题的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负责制定互联网政策，保障网络安全，监控网上信息，过滤网络言论。2012年9月，政府决定着手建立“内联网”以取代互联网。该计划如若继续推进，也要由网络空间最高委员会统筹部署。在人员组成上，网络空间最高委员会由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各部门高官、革命卫队网络防御工作组（2010年成立）、议会和司法系统代表以及技术专家组成，受哈梅内伊直接领导。它的成立表明伊朗最高决策层已将网络监管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

自绿色革命至今，伊朗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特别是对社交媒体的封锁并非一成不变。2013年8月，同情绿色革命并倡导改革的鲁哈尼当选总统，引发民众对网络解禁的种种猜想。**鲁哈尼有Twitter账号，他在竞选时曾批评管制政策，多次扬言要减少政府对网络的干预。作为网络空间最高委员会主席，鲁哈尼上台后积极推动解禁，得到其他内阁成员的响应。**文化部长对媒体表示：登陆社交网站不是犯罪，自己就是Facebook用户。外交部长扎里夫更是经常利用Facebook和Twitter发布消息，就外交问题和网友互动讨论。有媒体统计，鲁哈尼内阁的18位部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Facebook页面。但消息公布后，数位阁员出面否认，声明该页面是他人冒名顶替注册的。除政府官员外，伊朗一些半官方媒体也纷纷推出社交媒体页面，主持人甚至不忘在每期节目结尾向观众宣传该频道的Facebook链接。

鲁哈尼发起的网络政策改革尚未完全浮出水面，就引起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争论。增加公民权利与保持社会稳定相比孰轻孰重？撤销网络管制会不会引来敌对势力侵扰？如何在增加社会自由度和维护传统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对于上述问题，伊朗决策层尚未达成共识。

有些比较保守的宗教人士认为，滥用社交媒体不但威胁政治稳定，还常常造成夫妻不和、人际关系混乱；网络媒体打破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如果女孩子们纷纷把不戴头巾的家庭照发到网上，将冲击社会伦理和宗教习俗。2013年12月，武警部队长官Ismail Ahmadi Moghadam向媒体批评道，政府官员纷纷使用社交媒体，已经越过了普通伊朗人所不容许超越的红线。伊朗议会文化委员会发言人Seyed Ali Taheri认为，Facebook等社交媒体是间谍破坏伊朗的工具。通讯和信息技术部提议，调查并规范政府官员使用Facebook的行为。

在反对和质疑声中，2013年9月16日，伊朗政府试探性地对社交网站采取了短暂解禁。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技术性失误；也有官员表示，政府旨在了解网络一旦放开国内舆论将如何发展。“解禁事件”发生后，多位负责监控、过滤网上言论的官员接受了媒体采访。曾长期参与情报工作的总检察长Mohseni-Ejei表示，伊朗可以有条件地解除网络封锁，但前提是清除网上针对伊朗的敌对言论。另一位负责网络监控的官员Abdolsamad Khoramabadi则对媒体说，政府正在调查这起技术故障的原因，如果这次事故是某些网络公司蓄意制造的，政府将追查到底。

不论各派政治势力如何争论，事关网络安全的大政方针要获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首肯才得推行。绿色革命期间，美国和欧洲利用社交媒体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意图十分明显。哈梅内伊认为西方政府与国内反对派里应外合，在这场运动中犯下“不可原谅的”（نابخشودنی）罪行，而Facebook等网络媒体至今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技术支持。2013年12月底，最高领袖的个人网站转载了一张批判绿色革命的海报，上面“不可原谅”一词尤为醒目。哈梅内伊或许在借此暗示自己对政治改革的立场。

对于解除网络管制或是释放绿色革命领导人，哈迪认为鲁哈尼无力改变什么，即便他有能力，哈梅内伊也不会容许伊朗变得更开放。但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哈迪对伊朗政府不满，却又担心它顶不住西方压力而一败涂地。“那样的话人们的生活会变得更遭。西方带给伊朗的不公正已经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