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安倍首相暴走的底气从哪来
当年小泉纯一郎全面展开新保守主义政策，唱出“小政府”时，就有冷笑话云，“所谓小政府，就是只有小泉一个人的政府”。冷笑话归冷笑话，从小泉到安倍的首相权力强化，无疑是一个事实，而12月26日，安倍旁若无人的靖国神社参拜，就是布告这一事实的仪式。
“不理解”与“支持”的悖论
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共同社迅速做了电话舆论调查，受访者有69.8%认为首相“有必要顾忌外交关系”，这显然是不大赞同首相此次参拜的委婉表达（同时认为“不必要顾忌外交关系”的占25.3%）。这当然与yahoo！评论中有超过八成支持参拜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但作为一个老派的人，笔者还是选择相信共同社的调查。然而问题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在共同社的同一个民调中，安倍的支持率比一周前上升了一个百分点，为55.2%（不支持率为32.6%，基本与一周前持平）。共同社据此也分析认为，如果不是这次参拜的负面效应，安倍首相先生将凭着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成功解决的“政绩”，获得一次支持率的跃升。
但是，一旦我们注意到《特定秘密保护法》这种与日本国民切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案，都只能对安倍的支持率造成有限打击——使其支持率降到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值，47.6%——的情况，就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政治外交上的负面评价能影响到安倍。不过考虑到美国反恐框架下的诸多人权问题都没有激起多少社会波澜，这也就不显得奇怪了。
看得见的差异与看不大见的分歧
至于何以国民支持率如此宽容一个在“不可理解”的政治外交道路上狂奔的首相，答案当然必须是因为他的“安倍经济学”，这里无须赘述。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在主流纸媒中对安倍最持保留态度的《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疑虑首相已经从“经济优先”的现实主义路线转向自身的“（右倾）信念”优先的执政方向；但这种疑虑中也隐含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只要首相坚持发展经济的现实路线，选举的“民意”就不会有显著的分裂。
从整体的经济形势看，“安倍经济学”见效的确显著，2013年前三季度日本经济实际年率增长分别为4.1%、3.8%和1.1%，企业物价和消费物价指数也持续转为正值；日经指数年内涨幅达到41年来最大的56.5%；随着日元大幅度贬值，丰田汽车等强势的出口企业海外盈利激增；等等。经济学家已经指出过这些成功后面的隐患——未建立自发可持续增长结构、央行债务和政策危机、世界货币地位动摇，等等——而在这些隐患背后，则是社会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日元贬值推动的对外贸易增长显然没有惠及全行业，至少去年电子产业的逆差，应该对日本的经济信心是个不小的打击；而居民消费信心的增长目前看来也更多限于大城市的较富裕阶层；而更不应该忘记的是，“安倍经济学”最终要瞄向“结构改革”，以建立IMF也希望的“日本经济自发的可持续增长”，而这无疑要打破日本自1950年代以来建立的国民分配结构——当然这并不是从安倍才开始——要生动理解“结构改革”带来的社会分歧，可以参考围绕TPP协议对立的长串政党和社会团体名单。
然而即便分歧是如此的明显，从居高不下的内阁支持率和7月参院选的结果来看，这种社会差异并没有体现为民意的分裂。事实上与其将它解释为安倍的深得民心，不如说是日本自55年体制解体后还没有建立新的国家——社会沟通系统。研究者们早已指出，55年体制下的日本实际是一个利益输送的系统，自民党更像是一个发展集团，议员代表的是各自所属的（地方）福利分配单元；而在国家层面，在野革新政党的斗争又维护劳动者的权益。现在自民党已转型为具有强烈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竞选型政党，民众却只能在新保守主义者的“革新”口号压力下纠结地保护自己传统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组织手段。安倍26日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前自民党干事长古贺诚——一个亲美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向媒体忧虑地表示：“（针对《特定秘密保护法》等安倍政府的一系列强硬姿态）民主政治要有牵制与平衡的机制才成立。但是今天政府提出的法案总是‘来自于总理的意向，来自于首相官邸的意向’，内容并没有经过党内的充分讨论。对于靖国参拜也是，不经过讨论只是直接通知说‘我要参拜了’。这对于自民党干部、同盟的公明党、盟国美国而言，都不是愿意看到的态度。”这段话大概能算作是对日本新保守主义者的“小政府”转型的生动注解。
12月26日上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冲绳的失败”
12月使得安倍心情大好的因素，大概首推冲绳普天间基地问题的“解决”。冲绳县知事终于同意在县内名护市填海安置美军的新基地，以供“世界最危险的基地”普天间基地搬迁。对于一直以来要求美军基地移往县外，或者至少是为基地的继续存在设置15年期限的冲绳县民而言，这的确是“失败”。而此时进一步凸显了安倍“小政府”的强大：日本政府预算将在2014年度提供冲绳3460亿元“振兴预算”，比冲绳要求的增加了52亿日元（另还承诺到2021年度将振兴预算保持在3000亿日元，但如此长的时期，还是听听就算了）。
临时岔个话题，不久前朝日电视台斥重金制作了一部名为《奥运会的赎金》的电视剧，乍一看是60年代激进学生化身恐怖分子被社会正能量消灭的老套戏码，但却有一个别具况味的设定。剧中借主角之口，点出了这名恐怖分子与一般的激进学生的不同：他的痛苦来自于贫瘠的、终日劳动的偏远家乡和繁华逍遥的东京的差异，因此他的激进比坐在大学里的理论家们更具有实质内容。地方农村和中心城市的区别，向来是日本社会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在1990年代经济萧条之前，这种差异是通过发展集团的利益输送、农业保护和扶植地方中小企业来弥补的——这些政策同时也是日本工业化、技术立国的基础——其制度形态就是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的自治。但新保守主义政策和老龄化动摇了地方自治的根基。
冲绳原本就是日本的一个特殊“地方”，向来被有意无意地排斥在日本的“民意”之外。当日本正面评价美军的军事保护伞时，冲绳县民则需要承受基地的高分贝噪音、美国大兵的强奸问题、军机的坠落事故，以及其他的为了“日美同盟”而承受的权益侵害；当日本主流舆论在讨论删除教科书里的“历史自虐内容”时，却忽略冲绳作为太平洋战争前沿，在战争结束前大量民众被日军强迫“自杀”的过去，以及冲绳县民为了牢记历史而展开的抗议；当然，我们就更不用讨论为了潜在的日美军事行动，冲绳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阻碍了。正因为这种边缘地位，冲绳县民进行了60多年反美军基地的抗争；也正因为这种边缘地位，冲绳县不得不屈服在3460亿日元之下。对于冲绳的“牺牲”，自民党、公明党和民主党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风度翩翩地表示要“尽力支持冲绳的发展”——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来大家也在“尽力支持福岛的复兴”；唯有日共在这“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特别煞风景地说：“知事向践踏冲绳县整体民意的妄为的安倍政府作出妥协姿势，这非常明显会引起县民激烈的愤怒。”
在《朝日新闻》最近做的舆论调查中，安倍的公众形象被定为“革新”，这大概是还未从平成萧条的悲观情绪中走出的日本所最中意的表达。继承自小泉的“革新”面目是高支持率的基石，但如果我们追究这些“革新”政绩的细节，又不免会看到若干问题——最直观的无疑就是至今仍在发酵却奇怪地被无视的福岛问题——而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没有对首相的支持率构成本质影响。那么我们或许应该追问，一边是对首相“革新”意识的依赖，一边则是在实际问题里的挣扎，在这两面并存的矛盾中，是否反映了日本传统公共空间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