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从泰国危机看中国政治的合法性
2014年新年刚过，已经持续近两个月之久的泰国政治危机继续发酵：黄衫军再度走向街头，拉开封锁首都的序幕。虽然2月2日就是新的大选日期，但他们却现在就要求已经解散国会的英拉辞去看守总理的职务，把权力交给人民——当然也就是他们。
自从2006年民选总理他信在联合国开会而被军事政变推翻流亡海外以来，泰国的政治乱局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如果从泰国走向民主那一天即1932年算起，其实这场乱局已经持续八十多年了：30多起军事政变，还有不等的民变。平均不到两年一次，是世界上军事政变最多、权力交替最频繁的民主国家之一。尤其是2010年军警暴力清场，造成平民重大伤亡，震惊世界。由此，政变——军人政权——大选——文人政权——危机——政变的循环就成为泰国政治的代表图腾。而过去温和、微笑、善良、与世无争的佛教之国才是这个国家的象征，真不由令人惊叹民主的巨大力量。
更令人惊叹的是，前苏联模式在东欧不过五十年就宣告失败而被抛弃，中国实行不到三十年就开始改革开放，可民主在泰国为乱八十多年，就是无路可去。
泰国的民主乱象，学界早有丰富的分析与深入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认为，西方民主在亚洲土壤不服。民主是在西方基督教、重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和佛教等格格不入。**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一整套相互配合的社会机制、社会心理和共同信仰的基础，并不是仅仅把西方的议会制度搬来就可运作。**从现实生活中来看，除了基督教国家实行民主达到了富强、稳定可算是成功以外，其他文化效仿西方的都差强人意。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则认为，泰国在没有实现现代化之前过早实行民主——曾经是第三世界的韩国和台湾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实现经济起飞之后才走向民主。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实现普选民主的，而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国家，也没一个成功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则认为，泰国缺乏中产阶级而是形成了拥有大量选票的贫穷农村与实际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的城市阶层的无法妥协的对立，以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各项配套制度尚没有建立时就走向票选民主则必然导致乱局。这一观点以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民主的产生是有历史条件的，需要一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而且有些基本国家制度在民主化后就不可再建。
还有从西方渐进式发展模式不可重复的角度来论证泰国的民主危机。比如西方是先产生了民族国家，同时经历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产生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的力量驯服了君权，获得了对政治权力的参与。而随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又以数量为筹码，迫使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开放，获得了参政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政党和政党政治、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制度，社会结构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转变。整个过程相当漫长甚至充满血腥。但现在没有哪国在走向民主化的时候可以复制西方，往往都是一步到位式的移植。
虽然泰国的民主乱象并无什么新意，但“常乱常新”，还是能够给世界一些启示，特别是对于自由派群体。
西方及西方民主的信奉者往往认为民主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但问题是，民主选举真的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最为有效、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吗？我们看看今天的泰国，英拉经受议会不信任投票考验、解散议会提前大选，但并没有令反对派偃旗息鼓，甚至抵制大选，请问八十多年来民主选举的合法性何在？社会的稳定性何在？
而就在此刻，南亚国家孟加拉第十届国会选举也在暴力对抗和抵制中举行。投票当天，上百个投票站就被纵火或暴力袭击，而遍及全国、持续数月的冲突已经造成五百多人死亡。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提供有效、稳定的合法性，反而成为国家动荡的主要因素。
不仅亚洲的泰国、孟加拉，还有欧洲的土耳其，作为最成功的伊斯兰民主国家，又发生了多少次推翻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最为荒唐的是，发生军事政变的理由竟然是为了捍卫民主。还有今天非洲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史上第一次公开、公正、公平的全民普选中获胜，按西方理论，它具有最稳定的合法性，至少要比穆巴拉克要稳定吧。结果，仅仅一年，就在广场民众的压力下，被军事政变推翻。随后引发死亡上千人的悲剧，全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显然，西方这种选举方式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埃及这片土壤中，远远比不上它此前的政治模式。也比不上政治形态落后、但由于石油经济的成功而保持稳定的中东世袭国家。
拉美是从西方殖民地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与西方可谓同文同宗。但两百多年来拉丁美洲一直在强人独裁、低效民主和军事政变之间反复拉锯，民主的稳定合法性又何在？事实上，所谓西方选举带来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并没有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获得检验（不妨再看看今天的南苏丹、马里以及众多非洲国家）。就是西方本土，二战后建立起的法国第四共和，不也是在内外交困之下，发生军事政变而走进历史的吗？那个时候，何来选举民主的合法性、稳定性？
上述国家惨痛的经验教训，给世人的启示有三：一是合法性是有文化和传统差异的。外来的合法性标准未必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二是任何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相应的条件支持之下的，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政绩的合法性。假如埃及的穆巴拉克能使埃及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或者穆兄会上台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民生得到改善，埃及还会发生这样的动荡和最后的悲剧吗？我们不妨再假设，今天的西方处于埃及的经济状态，是否还会有合法性？是否仅仅发生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瑞典骚乱？三是一种新的合法性标准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是西方，从神权合法性到民选合法性，也经历了一百到两百年的动荡过程，付出了巨大代价。
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假如采取西方的模式，显然无法排除上述国家命运的可能性。
应该说，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合法性的来源是不同的。西方模式强调的是程序和过程，中国则是执政的成效，是政绩合法性。
西方自启蒙时期的英国社会理论家约翰·洛克时代起就提出，政治合法性来自群众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除非得到被管治者的同意，否则该政府不具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这种正当性和合法性实现的唯一方式就是民众投票。
所以在美国，尽管小布什执政8年就把美国从冷战后的颠峰带到低谷：发动两场反恐战争、经济政策失误和监管缺失造成一场全面的经济大危机，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受任何影响。
由于西方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过程，也就是选举，于是政治人物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上，甚至为了赢得选举和拉抬支持率而出台违背经济规律、政治和外交原则的政策。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选年，为了赢得选举，政治人物可谓不择手段。奥巴马曾允诺结束对石油业的补贴，但这一承诺变得烟消云散。奥巴马曾允诺进行全面移民改革，但未能兑现。相反为吸引拉美裔选民的选票，他甚至采取了一项绕过国会的动作：让170万年轻的非法移民得以暂时合法地继续呆在美国。
在法国，支持率低迷的萨科奇不惜下令选举期间不许企业破产、各企业要给职工发放一千欧元额外的红利。为了提高就业，迎合极右民众，冒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强行遣返罗姆人，为此引发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强烈批评。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籍的外来移民触犯刑法，将取消其法国国籍作为惩罚，这显然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政治人物为了提高支持率，甚至不惜选择对外宣战。法国介入利比亚内战、非洲马里之战，都令当时的总统支持率大幅飙升。2008年萨科奇也是在民意的压力下会见达赖，结果令二十年良好发展的中法关系完全逆转，法国的国家利益受损。
中国台湾则表现得更为极端。马英九支持率只有一位数，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是根据波动的民意治理台湾：一项政策出来后，一有批评的声音，就立即进行修改，最后成为四不象，成效全无，更没有任何一方满意。
和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就是执政的有效性。当时提出的天命观，认为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弱小的周之所以取代强大的商，是因为商的暴政和周的德政令天命归于周。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汉末年的王莽，从程序上讲，三者权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下罕见的文功武治，而成为后世典范。李世民更被视为自孔子以后数一数二的伟人。而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由于实行脱离实际、效仿周朝的改革，一败涂地，民不聊生。他篡位之举也就被历史完全否定，成为千古罪人。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历史因素，也有今天宪法的明文确立，但根本还是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国家主权独立和重新统一、国富民强。不管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这两大历史任务。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百年失败积累之后，直到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六十多年的奋斗才算接近完成。
今天的中国不仅主权独立，还收回香港和澳门，两岸统一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强。经济上更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主、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崛起百年后第一次丢掉此冠桂）、210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曾有此荣耀）、钢产量超过世界的50%、汽车消费第一大国、尚未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流通量超过欧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世界五百强86家企业入围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银行中国占包括第一名在内的四家，与金融大国美国分庭抗礼、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8席。
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则是科技、军事、航空、基础设施、体育、文化的起飞：载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大国；拥有核武器、航母的军事大国；专利申请世界第一；高铁第一大国；更是信息时代网民全球第一（美国人口的两倍）；移动电话持有量全球第一（超过11亿用户）；世界数一数二的体育大国；诺贝尔文学奖。
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改善民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分析，中国近年来掀起社会保障的“大跃进”：到2011年，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其中尿毒症、乳腺癌等8类大病纳入大病保障范围，补偿水平达到90%以上。个人医疗费支出比重2011年已降至34.77%，十二五末将降到30%以下。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24.8%的平均水平。
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12年已经达到80%，这其中包括六分之一进城的农民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即达到3.26亿农民，原计划2020年实现全覆盖，2012年即实现。随后中央又在城市进行类似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实现全覆盖。三项合计覆盖人口达7.88亿，社会养老参保率接近80%，中国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连续四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40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十五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之上的韩国（16）和日本（17）。
另外，城乡低保总人数也超过8000万，基本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
至此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从5000亿增加到55000亿，占GDP的比重从5%升至10.5%。这个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亚太现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如果说2000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但到现在，中国显然已经不是。
当然西方显然无法理解的是，何以一个非西方民主国家，却有如此的动力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甚至高于印度、菲律宾、印尼、韩国、拉美等民主国家。要知道福山2010年还斩钉截铁地这样评价中国：“关于农民的养老金及医疗保障等，他们的要求是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所以就不会有相应的强有力的政治影响力”。但何以两年之后，就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呢？当然在西方，没有政治影响力的集团肯定会被忽视，但这是中国！如果非要以西方的“民主”理论来衡量中国的话，那么能够更加有效、理性回应民意的制度是不是更为民主的制度？
提到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一个数据不得不提。2012年，中国海外旅游人数超过八千万，消费额则居世界首位。据预测，2020年出国旅游人数将达到2亿人的规模。
中国巨大的成就甚至都可以从中国崩溃论者们那里得到印证。2012年底出版的《中国危机》（The China Crisis，James R. Gorrie)，有这样的分析：一旦中国崩溃，美国的债券市场将一夜之间崩溃，美元不再是世界储备货币，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这将立刻在美国引发社会骚乱，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将使美元成为废纸，所有美元定价的产品如股票、房地产也将一文不值。全球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当欧洲最大的资本和市场来源消失后，欧洲也将萎缩。中国的崩溃将导致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崩溃。中国的解体意味着世界的解体。
正是以上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性，同时也得到中国百姓的信任，今天的体制适合中国国情也是社会主流共识。而根据西方的理论，合法性不就是“包括一套制度有能力激发和保持民众的信任，使民众相信现行的政治工作制度是最适合当前社会的”（西摩·马丁·李普赛特）?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和中国自由派对中国模式进行质疑：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假如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或者绩效下降时，中国如何解决危机？
不错，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最快4年之后即2017年，一般认为最迟2020年），民众生活达到很高生活水准的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和今天的西方一样，其合法性同样不会动摇。毕竟，中国即使问题再多，但全球第一的绩效将使其难以被否定。
泰国就和其他许多误入民主歧途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可预见的未来，是难以走出民主的乱局怪圈。但是，泰国的代价不会白付，它将作为警钟伴随中国的崛起。或许等到中国模式拥有西方现在的地位之时，便是泰国重生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