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崛起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2013年12月19日至20日,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中国光大集团联合举办的光大·世纪中国论坛在香港举行。观察者网受邀参加。本次论坛演讲者林毅夫教授、史正富教授、陈平教授、张军教授及张维为教授等就中国经济回顾与前瞻、中西方文明模式等重要议题发表演讲。观察者网特此整理。以下为文字稿。
我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崛起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第二类是转型经济国家,第三类是发达国家,把过去35年的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中国崛起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首先,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消除贫困。过去30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贫困的80%左右是在中国消除的。你把印度、埃及、巴西、南非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的成绩大。现在我们国家提高了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又变成了1亿多人。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实事求是地看,不是光看现金收入,而是看收入加财产,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国家,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算进去的话,我们贫困地区的很多农民,如果到印度或者埃及去的话,怎么都属于中产阶级。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前苏联、东欧、中亚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基本结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整体取得的成绩超过这些国家成绩的总和。一个简单的数据就是,我们的经济在前30年,从1978年到2009年,增加了18倍。相同时期内,俄罗斯、东欧、中亚基本上是1倍。改革开放前,苏联经济规模比我们大,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而且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和苏联时期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靠能源和军工,而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形成了大量的新兴产业。
第三,与发达国家比较。我们国内很多人会说,哎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本人在西方,在法国、瑞士生活了20多年,回到上海已经1年多了。我经常在进行比较。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了。就拿上海和纽约作比较。上海的硬件已经全面超越纽约了,无论是机场、港口、码头、高铁、地铁,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了。软件方面也可以比。比方说人均寿命,上海要比纽约高4岁,上海是82岁;我们城市的治安,比纽约好很多倍;我们的婴儿死亡率也比纽约低。实际上,我们整个发达板块,人口已经与美国相当,完全可以和发达国家比一比。我不是说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没有必要仰视西方了,我们应该平视西方,当然也没有必要俯视人家。我们一些地方不如人家,但确实在很多地方做得比人家好了,甚至好很多。这给了我们带来了自信。
对于中国经济实力,我建议用另一种方法来解读。我自己是做政治学的,刚才发言的都是经济学家。我从政治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建议用这样三种办法来解读中国实力。一个是把中国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发达板块”,或者叫“准发达国家板块”,一块叫“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形成了高度良性的互补和互动。我觉得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关键。
二是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刚才很多学者都引用了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我们现在官方正式的汇率的统计是,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但是照麦迪森的算法,用购买力平价来统计,实际上在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就赶上了日本。所以他当时预测,到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现在主要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都持类似的观点,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奥巴马的任期内,五年之内,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如果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而是按照官方汇率的方法,包括每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5%,那么十年之内,也就是习近平的任期内,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
第三,我觉得要看中国人的住房。这个太重要了。尽管今天中国国内的老百姓对房价有很多抱怨,但事实上,多数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因为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房子。刚才张军教授用的数字是住房自有率85%。我看到的最低的估计也是75%。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有房子,独子政策意味着这些房子以后也要传给他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不是穷人了。和其他问题一样,在住房问题上,我主张先肯定,再改进,也就是先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中国的问题都有解。我自己在上海经常坐出租车,跟出租司机聊天,40岁以上的几乎都有房子,我估算他们平均是1.5套房子,他们的净资产至少在200万人民币,甚至300万,他们当然比50%的美国人富有,也比50%的欧洲人富有,但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总之,如果你把中国人的房产算进去的话,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就是一个世界上5000年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我们讲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他们都中断了。埃及的穆巴拉克说,我们埃及有8000年文明,但今天的埃及和古埃及文明没有任何关系,今天埃及人是后来移民过来的,语言文字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而中国人都是中国土地上的原住民。
我可以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就好像是罗马帝国,它没有解体,一直到今天。我用另外一个概念,叫“百国之和”,就是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我甚至有这么一个观察,我们内地三座典型城市的人群,上海人、北京人、广州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恐怕要大于典型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但是我们在一个文明底下生活了数千年,这种差异变成了一种精彩,大家可以就互相的差异开玩笑。
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几个特征。一个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我们有的时候习惯了“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这种说法。但仔细再想想,这不是一般的多。我们每年都有春运,现在新的春运又要开始了。2013年的春运有31亿人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日本的人口加在一起,一个月里面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人口的压力,同时也是中国巨大的机遇。做产业的人知道,在中国做到最大,你在世界上就可能是最大的,the sky is the limit,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
第二个是超广阔的疆域国土。它是一个洲的概念。我们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般的国家,劳动力工资一提高,它就转移出去了。但在中国,我们是转移到内地,内地的基础也很好,所以现在内地在重复过去20年沿海地区的增长奇迹。
第三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就是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有很强的传统。我不说这个传统是好还是坏,传统是个中性的概念。如果真有缺点的话,大概也是一个趋利避害的问题。要与传统一刀两断太困难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经济,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追溯上千年,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论》,政府对铁和盐的税收等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夏朝,4000年前,大禹治水。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和一般的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政府在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四、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的文化的丰富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因为今天在香港,我就以粤菜为例。我在欧洲呆了20多年,欧洲最好的菜是法国菜,其次意大利菜。我们中国是八大菜系。我们八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拿出来,都比法国菜要丰富,因为八大菜系是“百国之和”的产物,而法国菜主要是法兰西一个国家的产物。其实,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丰富的。过去我们穷,不容易感受到自己文化的丰富和精彩。现在富裕起来了,你可以感受到了。比如说上海周围那些江南小镇,一个一个都是上千年的历史,这是非常丰富精彩的财富。
第五、独特的语言。基辛格在《论中国》这本书里也讲到,中国人使用的这种语言,还是3500年前由甲骨文延伸过来的。甲骨文是什么概念?就是比古希腊城邦共和国早1000多年,比古罗马帝国早1500多年的语言。这个语言,它的结构,到现在还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孝敬”的“孝”,在甲骨文里就是老子在上面,儿子在下面。你说这是好还是坏?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传统的一部分。
第六、独特的社会。西方总是在说,你们社会发展了,社会就要和政府对抗,和国家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国家是最大的家。所以我估计中国发展趋势是社会与国家的高度良性互动,而不是对抗,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第七、独特的经济。刚才几位经济学家都谈得非常好。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就引用史正富教授的观点:一个战略性的中央政府,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加上竞争性的企业,这三者合在一起,形成了三维经济,或者叫混合经济。还有一点特别要强调的是,政府能够进行中长期的规划。我们关心中国经济的话,都会关心五年计划的制定,关心中央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这是体制化、新型的民主决策机制,经过成千上万次的上上下下的磋商,这种民主决策的质量西方远远比不上,这一点我们可以非常自信。
第八、独特的政治。我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西方现在对中国的批评,主要就是民主与专制,它用这个范式,就是说你不是民主就是专制。但这遇到很大的困境。它的预设就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是什么,只能由西方来界定。但是世界上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而搞得一团糟的比比皆是。所以我说,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那么只有两种,不是民主与专制,而是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的也没有治理好,否则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们中国大陆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整体的治理水平远远超过可以比的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最烂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缅甸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西方总是强调,你们不是多党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我说你这个观点太浅薄了。中国政权形成合法性的时候,美国根本不存在,英国都不存在。中国合法性的论述核心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心向背,一个是选贤任能。人心向背是一种长远的眼光。人心与民心相通,与民意不完全一样。民意如流水,但民心大如天,民意可以变来变去,但民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是一个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十八大期间,《纽约时报》约我写一个评论,谈谈十八大。我就写了一篇《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大家从网上可以找到。我说你看一下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的履历,至少两任省委书记。我们一个省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你要治理好之后才有可能拿到“入场券”,还不一定真能进。我说你看一下习近平,在三个省做过最高负责人。我算过他管过的人口,大约1亿2千万;他管过的经济规模大约等于印度。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他才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事务,然后再成为一把手。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性的政治模式,一种选贤任能的模式,也就是meritocracy。这样一种制度,尽管还能改进,但已经可以保证不会选出像美国小布什这样低能的总统。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制度水平,都不害怕和你们美国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就像现在的上海,一点都不怕和纽约竞争。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你的问题不比我少,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
还有就是一党执政。很多人总是说,中国怎么总是一党执政啊?他们搞不懂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党,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说简单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利益集团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然后通过票决制,你51%我49%,你就赢了。中国历史不是这样的传承。我们可以说,两千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一个“百国之和”的超大型的国家,它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它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中国人民一定会抛弃这个政府。历史上的儒家执政集团,它也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是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说它是真正地代表。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利益,那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如果你一定要套用一党制话语的话,那么过去两千多年里,至少90%的时间里,中国都是一党制,而其中四分之三的时间里——这也是国际上多数学者公认的——中国比欧洲要先进。工业革命之后我们落后下来了,现在又真正地赶上来了。
中国崛起会产生很多的影响。我认为会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变化,就是良政和劣政这一范式将代替民主与专制这一范式,因为后者解释不了这个复杂的世界。第二,中国消除贫困的模式会影响整个世界。第三,中国的成功会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中国未来的预测,和刚才几位学者一样,我也是非常乐观的。过去三十多年,悲观主义的预测都错了。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放弃不了“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第二,我认为,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有人说,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照人均GDP一算,也就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我觉得这样看问题,恐怕不太懂政治。关键的关键,我觉得一个是经济总量、综合国力的变化,这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另一个情况是,我自己计算,我估计到那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2倍。我用一个美国人也可以接受经济标准来界定中产阶级,因为世界上关于中产阶级没有统一的指标,我的经济标准就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美国、欧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国还要高。我估计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大概是6亿多,而美国人口是3亿多。所以这个时候情况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西方今天还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愿意承认1949年中国革命的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有耐心。但如果10年之后,你还是不承认的话,那就解释不了中国的巨大成功。说句老实话,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承认,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在乎你承认不承认。
最后,世界秩序将从纵向秩序逐步转为横向秩序,所谓纵向的秩序,就是说西方在上边,其他国家在下面。这个在上面包括财富,包括思想。所谓横向的秩序,就是大家开始平起平坐,在财富上、在思想上都是这样。
这里还顺便要谈几个问题,一个是腐败问题。中国腐败问题确实比过去严重。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是在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情况下,监管一时跟不上,这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性的问题。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避免过这样的情况。包括香港这样的社会,过去也没有避免这样的情况。但即使这样,和现在可以比的国家,如巴西、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等等,他们的腐败情况都比中国严重。而且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我们可以分板块进行比较。我在意大利做过访问学者,意大利腐败肯定比上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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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所谓普世价值的问题。由于文化传统不一样,同样的价值,一个民族对它的重视程度、优先顺序不一样。在东亚,民调显示人们在各种价值中,普遍把“社会秩序”放在第一位。在美国,“言论自由”排在第一位。但是我去过美国很多次,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国家。政治正确的国家怎么会有言论自由呢?我很好奇。
还有就是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总体上满意度很高。我们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文章,很多媒体天天恨不得说中国要亡国啦,国家解体啦。但你只要找出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学上可以成立的民调,如皮尤中心的民调,盖洛普的民调,或者是台湾大学的民调,或者是国内做得最大的、袁岳当老总的零点公司的民调。过去十几年情况都是一样的:第一、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前途最乐观的,最低的时候也有75%的人对前途乐观。第二,中国中央政府在自己国家里威望很高,在世界上大概是最高的。这也从某种角度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总是好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种态度给中央政府以巨大的回旋余地。
我以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的发言。十八大前夕,BBC采访我,这个记者比较资深,比较傲慢,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为什么老是出错?我都想不起来哪次是对的。我说,本人订阅你们《经济学人》杂志有15年了,如果叫我打分的话,关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预测,它只能拿C-。就这么个水平,预测了半天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我说你最好花时间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四千年朝代史。中国的一个“好朝代”的寿命至少250年,比美国历史都长。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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