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为什么泰国中产阶级总赢不了选举

1月13日，泰国反政府示威者开始正式实施“封锁曼谷”行动，“封城”行动将持续二十天，直至2月2日大选。反对派宣布，除非看守政府总理英拉交出政权，他们将迫使城市交通中断，政府机构关门，整个曼谷陷入瘫痪，而支持现政府的“红衫军”也计划将在泰国多个地点发动集会以对抗反政府示威者。据悉，在“封锁曼谷”行动前夕，军方领导人巴育将军的态度“不透明”，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在整个泰国疯传。而“封城”尚未开始，曼谷已闻枪声，数名持枪分子于11日向示威者开枪，打伤7人，泰国两派的政治对决掀开了新的一幕。

面对严峻的局面，泰国现任总理英拉表示：她不能在此时下台，举行大选是必要的，政府不可能在没有下议院的情况下治理国家，而她又表示已经准备好在军方的调解下，与反对派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进行会谈。就在不久前，国审计长公署致函国家选举委员会，批评2月2日举行大选是浪费金钱。泰国反贪委员会本周宣布将检控308名现任及前任议员，当中大部分来自英拉领导的执政为泰党；一名宪法法官则在前日批评政府兴建高速铁路的决定。在这个节骨眼上，多个自称中立的官方机构在这个时候突然将矛头指向看守政府，其目的显然不问可知。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自从2001年2月，当英拉的哥哥他信当选为泰国的23任总理，执行有利于泰国中部和北部农民及城市下层贫民的政策以来，代表城市中产阶级及南部居民利益的反对派便屡次发动游行。在2006年3月的大选中，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号召支持者投弃权票来抵制大选，使得不少选区的被选举人无法得到百分之二十的最低票数，议会里出现大量的空缺，迫使已经在议院赢得多数的他信辞职。随即当时的泰国宪法法院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军方发动政变，解散了当时的泰爱泰党。其后泰爱泰党员多半加入人民力量党，沙马应邀成为党首，并于2007年12月当选为泰国总理，而泰国宪法法院以2008年9月以沙马在当选总理后主持烹饪节目违反宪法，剥夺其总理职务，他信的妹夫颂猜接任总理。2008年12月，泰国宪法法院又一次根据2007年大选舞弊案作出判决，宣布解散执政联盟中的人民力量党、泰国党、中庸民主党，禁止上述政党执行委员五年内参政，时任总理颂猜失去了继续担任总理的资格。

从过往所发生的事情不难看到，每当泰国城市底层居民和中北部农民利用自己人数的优势选举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上台时，泰国中产阶级总是会利用自身在组织程度、教育程度、经济资源、话语权等方面的优势，采用各种合法或者不那么合法的手段迫使其下台，以继续确保自身的优势地位。今天曼谷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近十年来不断上演的一场老戏罢了，剧本是老样子，连演员都是亲戚。

中产阶级鼓吹民主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是想要回到“过去的好日子”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将受过良好教育、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的真正推行者和捍卫者，要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第一步就应该尽可能的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建立一个稳定的橄榄形社会，但这种论断和泰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相冲突，这又是为什么呢？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立了所谓“橄榄形”社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人口，像日本干脆自称“一亿总中流”，即全民中产（日本的总人口也就一亿左右）的意思，在政治上也实行了全民普选制。的确，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与中产阶级的普遍出现有一定的关联，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与像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一回事。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人群，民主普选制度成为了他们保护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而在泰国，中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如果说他们在曼谷、清迈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还可以凭借其经济和教育上的优势有相当的影响力，而在泰国中北部广大的农村区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支持者的民主党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是虽然泰国军方和宪法法院屡次采用军事政变、解散政党、禁止其参与政治等办法打击对手，但只要还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选制度，代表普罗大众利益的他信一家人就总是能屡仆屡起，一次次赢得大选。所以只要不改变泰国中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就无法改变其对民主普选制的态度。谁又会喜欢参与一项自己注定会输的游戏呢？

那么是否随着泰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中产阶级人数在全国人口中占到一定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民主普选制的态度呢？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由于其较高的收入和体面的生活，他们普遍希望社会稳定政治民主，因为这可以使政府更好保护他们的利益，从人数上中产阶级远远超过资产阶级，而底层的普罗大众虽然人数更多，但由于不少是没有选举权的非法移民或者经济教育水平的缘故，一般来说，他们很少有足够的闲暇和热情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也很难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支持的稳定和民主其实只是这样一种“稳定”和“民主”——自己所在阶层能够高踞普罗大众之上的那种“稳定”和“民主”。

但经济生活是有周期性的，当处于经济波峰时，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经济陷入低谷期，企业家自然会采用各种手段压缩成本，减小生产规模，以减少损失熬过危机；而普罗大众也会因生活所迫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权益，甚至要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由于中产阶级并没有掌控生产资料，此时他们与雇主的博弈地位其实是很脆弱的，而且他们的薪水较高，往往首先就会成为减薪和裁员的对象，其生活水平必然大幅度下降，甚至沦落到普罗大众的水准。

这个时候，虽然他们从经济上已经到了普罗大众的水平，但仍然保有中产阶级思想。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就好像成语故事里的那位叶公一样，平日里虽然大声疾呼民主的到来，可是真当普罗大众起来争取自身的权益，要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时，这些现代的“叶公”们就会被吓得钻到床铺底下，诅咒那些肮脏的泥腿子竟然敢弄脏了通往权力殿堂的大理石台阶。**中产阶级鼓吹民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要回到“过去的好日子”，重新能够回到普罗大众之上、企业主之下的位置。**他们的拳头不是挥向裁员的企业主，而是挥向那些把他们挤下或者企图把他们挤下原先位置的人。

在泰国，这些人是本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而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全民中产的发达国家眼中，“这些人”则是崛起的中国大陆。所以当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时，成为香港和台湾商人赚取利润的市场和工厂车间的时候，港台还会高唱“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而当大陆崛起了，与台湾签订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观察者网注），放开自由行，港台的资产阶级赚的盆满钵满，中下层却越发民粹起来，原因无他，过去的穷亲戚居然要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而已，这还了得，自然要和他们明争暗斗，只是这样做能不能回到过去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