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与邓聿文先生在巴黎谈东西方制度的未来
正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访问学者的邓聿文先生，由于其曾任职于《学习时报》和经常发出不同于官方立场的观点而备受海内外华人关注。新年伊始，1月10日下午，在巴黎四维协会（由早期留学法国后又进入法国大企业和公司工作的华人组建）的安排下，邓先生在巴黎行政和管理学院发表题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的政治设计》的演讲。
虽是初次谋面，但彼此都相互关注很久。他笑着说，经常看《观察者网》，所以很了解我的观点。
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互动是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邓老师，您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未来？我的观点是中国不会走向西方民主，也不会重蹈德国纳粹的覆辙，而应该是第三条路。第二个问题是，西方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走出今天的危机？（注：前面有提问者讲到西方的普世价值失败了）”
邓先生闻言笑答：“这两个问题我知道是你长期研究的问题。这么来说吧，中国模式对于中共来说肯定是开辟第三条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计划体制的、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的这样一条道路。用中国的语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一党主导这个道路，里面充满着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所以现在很难判断它是否能走得通。至于你说的西方危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我个人判断，西方已经发现了，我们讲普遍民主形态也已经两三百年了，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危机也已经很多了。应该来说这种危机的话，也许能够走出来吧。一个人总能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探索合适的道路。”
虽然邓先生的回答很委婉，但立场还是很清楚的：当今世界表现最好的中国，他不确定是否能成功走出第三条路，而对目前危机重重的西方却有信心走出危机。而支撑其结论的不过是基于历史以及人可以总结经验教训。
由于时间和参加者众的原因，我们之间没有继续就这个话题讨论下去，不过邓先生经常关注《观察者网》，那就借《观察者网》平台，谈一谈自己的观点。
我的结论和邓先生确实相反：中国肯定能走出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模式，而西方则铁定走不出这场危机。
我们知道，西方的政治学理论经常这样教导世界：西方这种自下而上的负责体制从长远上看比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更有优势。然而现实却是：今天的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表现最好的国家，在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推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六十项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举世空前。相比陷入危机中的美国和欧盟，要么两党相争、政府关门、体制瘫痪，要么如法国停滞不前，要么如意大利的改革者蒙蒂下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二十多年，到现在也没找到应对之道。也难怪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改革活力的国家，而且非常准确地把原因归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世人都知道，奥巴马是打着“改变”的口号、奥朗德是挥舞着“变革”的旗帜赢得选举的，可是他们究竟改变、变革了什么？
其实这些差异的根源就在政治制度上。西方走向普选民主之后，政治权力便被资本和民众的力量所压倒。结果政治权力既要迎合资本，也要迎合民众，现状就是经济危机。如果说自由竞争阶段时期，完全放任和过于相信市场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那么现在则更多是人为和制度双重因素所致。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所谓次贷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
西方政治权力处于弱势，其问题在于：正常时期它则效率低下、注重选民短期利益、无法打击和遏制利益集团、阻挠科学技术的应用，危机时期则不能出台必要的改革方案，就是外交也往往会出现损害本国利益的事件发生。
西方决策的低效率常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即西方所自称的：决策成本很高，但执行成本很低。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战争，这场错误的战争竟然持续了十年，付出的代价高达三万亿美元（《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斯蒂格利茨著），以致当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国家竟然捉襟见肘。请问，三万亿美元的执行成本还不高吗？由于政府错误的低利率政策，甚至给买不起房的穷人房贷，最终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请问其执行成本还不高吗？希腊、冰岛、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错误政策导致国家破产或者接近破产，执行成本还不高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人看到的是，西方甚至到了连决策都无法做出的地步：印度无法整修行将崩溃的基础设施、欧盟无法承受福利却无法削减、日本和美国的债务居高不下却无法采取措施。2013年美国两党围绕医疗保险的博弈竟然殃及国家年度预算，双方都极端地不让步，最终导致政府关门，国家停摆，奥巴马也取消了多场访问亚洲的外交行程，不仅沉重打击市场对美国的信心，也令美国亚太转移战略遇到重挫。
说到效率，不得不提2014年1月轰动台湾的一件小事。国父纪念馆（即孙中山纪念馆）是台湾指标性文化历史观光景点，每年吸引游客八百万。结果它的一个小便池坏掉后长达半年间没人关注。媒体曝光之后，竟然需要台湾最高行政领导人“行政院长”（相当于总理）江宜桦震怒并亲自给文化部门负责人龙应台打电话，要求一周内必须解决！本来，台湾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民主社会，就算大政方针限于利益博弈的制度性弊端而效率低下，何以这样一个小小的厕所问题也需要最高行政领导人亲自介入才能解决？其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开出的药方则是紧缩开支，减少政府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但当美国发生危机时，却反其道而行，用纳税人的钱对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的财团全力营救。奥巴马上台时美国债务突破十万亿美元，五年以后的今天就上升到十七万亿美元，超过经济总量，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就说要向中国学习，更新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但到现在依然是纸上谈兵。原因很简单：航空公司和高速公路两大利益集团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民众也由于征地、拆迁而不配合。两股力量联手就绞杀了美国的高铁梦，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高铁飞速发展并走向世界。其实中国高铁上马的时候，航空业和高速公路集团当然意识到威胁，但在政治权力面前，它们根本无法阻挡，只能以降价、提高服务来竞争，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
在西方，政治权力对资本卑躬屈膝到什么程度，不妨看看这样一件小事。美国总统们竟然把白宫和戴维营变成“廉价”宾馆：大量邀请捐款者到上述地点吃住，当然总统是要亲自作陪。仅2000年前9个月，克林顿就邀请了361个人（此时的目的是为了他太太竞选参议员）。平均下来，克林顿要天天陪这些财团过夜。我们不妨想想，中国的中南海是否可能上演上述一幕？当然，这些财团也并不是总统陪住陪吃一次就可以打发的。所以西方固然是“一人一票”，但同时岂也不是“一元一票”？
由于政治权力的臣服，甚至事涉美国利益的国际事务也同样可以被交易。1998年印度不顾美国反对进行了核试验，成为新的核国家。这不仅是公然挑战美国权威，挑战美国防止核扩散的政策，也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将会引发更多的效仿者，于是愤怒的美国对印度进行了严厉的制裁。然而令谁也想不到的是，不到两年，美国就取消了对印度的制裁，而且总统克林顿还对印度进行了访问，成为二十多年来第一位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更夸张的是，2006年小布什访问印度时，与印度达成了民用核合作的协议。美国此举实际上承认了印度一直所追求的“核大国”地位，而印度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开放民用核设施的检查，另外8个军用核设施则排除在外。
美国发生如此变化的根本原因除了借助印度牵制中国外，更重要的是利用在美印度侨民的组织进行巨资公关游说，从而成功达到目的。应该说，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不可以交易的，只要筹码足够。这非关人性，实是体制使然。
这些结构性弱点决定了这一次西方再也无法走出危机。后来我和现场一位攻读经济学博学的留学生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我不太清楚西方是否走出危机，不过西方不太可能重新再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只能这样支撑下去。只是，再也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繁荣，不就是再也走不出危机吗？
中国的制度优势在经济危机期间展现无遗，当然这并不能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否定和批评，这一点，也有听众向邓聿文先生提问。他的回答倒也坦率：“国际话语权不在中国手里。”
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西方认为，它们这种自下而上的负责体制从长远上看比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更有优势，但现实显然与理论相悖。
与中国相比，关于西方的制度，李光耀先生曾有一语中的的点评：“当你实行大众民主时，要赢得选举，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选民的好处要比以前还要多。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不断加价，而这样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如果总统给他的人民开出的是一剂苦药，那他就不会再次当选。因此为了赢得总统选举，候选人往往倾向于拖延问题，推迟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结果就导致预算赤字、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要牺牲一部分福利，结果就击鼓传花地留给下一届政府。”
关于中国的制度，不妨听听以提出“历史的终结”而著称的美国学者福山的观点。2010年12月15日，他做客中共中央编译局论坛。在解释他最具影响力的观点“历史的总结”时说出这样一番话：“ 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证实了自身的优越性，至少明显地优越于前苏联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优越于中国1978年以前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段话的含义十分丰富。一是，今天确实存在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中国模式，不妨称之为“改革后体制”。二是，那种认为这三十多年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应该休已。三是，这种“改革后体制”表现十分优异，就是主张“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不敢说谁更具优越性。
对中国模式，福山还有一个评论，更是耐人寻味：“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和出色的中国领导人相比，西方又是什么状态呢？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晚第一个提问的法国老先生只一句话就把大家逗笑了**：“请问习近平先生是否骑摩托车？”因为今天所有的报纸都聚焦总统奥朗德的一件绯闻：未婚只有一位女友的他，骑着摩托车去和一位名星幽会。这个提问和哄笑，显示了众人对奥朗德的不满和不屑。**
确实，西方实现全民普选之后，很难再产生优秀的领导人。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为例，克林顿评价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经被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特别是小布什总统，他第一次出马竞选时，民主党携克林顿创造的绝佳经济景气竟然败北，第二次民进党又企图利用他糟糕的执政水平想卷土重来，结果再次失败。更令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在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犀利的辩才常令小布什处于守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态可掬的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邻居，反而帮助他一再胜选。
如果看看法国第五共和以来的总统，也是日益平庸。密特朗上台后搞国有化，希拉克改革遇挫后就当起什么也不干的老好人，个性张扬、冲动、随便、花边新闻不断的萨科奇则完全不像一个令人尊重的国家领导者——他曾在记者云集的展览馆中公然以粗话辱骂一位拒绝与其握手的农民，一上台就先把自己的工资上涨140%，曾因成绩差复读过、正在上大学年仅23岁的儿子学法律还拒不理睬保险公司对一场车祸的索赔而被告上法庭，甚至选举年竟还敢派总统专机把在他国生病的孩子接回。到了现在的奥朗德总统，连中国的一些学者都看不下去了。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先生在2012年瑞信年会演讲时，把法国选出奥朗德称为政治闹剧，说他实在是傻得可爱，在国际舞台上都不会表现。结果到今天，美国《商业周刊》已经称法国为“欧洲病夫”。当然西方民主的辩护者也自有其一套说词：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的素质要求较低。只是还要举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选举干什么？
美国学者卡普岚曾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见如何选择和他们有同样偏见或者装作和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素质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
本来体制就有结构性矛盾，再加上无法选出优秀的领导人（为西方辩护者往往声称，民主制度选不出最坏的领导人，不知道二战时的德国算不算），西方怎么可能走出危机呢？
最后，不妨以被巴菲特赞誉为“无人能及的趋势大师”、全球闻名的投资家罗杰斯写给他仅仅10岁和5岁两个女儿的一本书《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世人或许可以不相信一位金融家、投资者的道德和诚信，但绝对相信一位父亲对女儿的肺腑之言：“这是中国的世纪，去学中文。无论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我所能给予他们的最佳忠告可能是：让你的孩子学中文。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