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智商与世间的一切都相关吗-刘学伟
年终之际，《观察者网》编辑部要求为大家推荐几本有意思的书。笔者思来想去，决定议一议两位学者合写的三本书。这两位作者为北爱尔兰阿斯特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 和芬兰坦佩雷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塔图·万哈宁Tatu Vanhanen。这三本的题目分别是：《智商和国民财富IQ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2002年出版；《智商和全球不平等IQ and Global Inequality》，2006年出版；《智慧：各社会科学的统一架构INTELLIGENCE: A Unifying Construct for the Social Sciences》，2012年才出版。这三本书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就是：每一个国家或民族或种族甚至文明都有自己作为一个集体的与他者不同的平均智商，而这个平均智商对于该人群共同体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本书的主题还比较单纯，只是提出了国民智商（IQ of Nations）的概念，然后认定它与国家民族（Nation）的财运深切相关。简单地说就是聪明的民族就会、就该富裕，而不那么聪明的民族就难逃贫穷的宿命了。
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遭到近似于围剿的批评。
批评首先集中在该书建立国民智商这个概念时使用的数据库十分单薄。它提出分析的185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只有81个有实地智商测试，其余的104个都是通过毗邻国家的数据估算出来的（连美国都是！是因为多民族的关系吗？）。而那81个国家中的智商测试，都是一些学者小规模进行。每个测试都只有从数十数百到数千个别上万个受测试者。31国都只有一组测试结果。29国只有二组测试。有更多组测试的国家只有21国。
也有学者重复类似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各种族的智商没有显著差异。当然，也有些学者认可各国智商有差异。
然后批评集中在这不同的民族的平均智商（nation）之间有没有真正具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因为林恩和万哈顿提出的这个概念有一个极端严重的后果就是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种族甚或文明分成了在智力上有明显区别的多个等级。这与现在关于种族问题的“政治正确”显然有冲突。
第三个批评是，作者究竟有没有搞清种族和民族？如果智商像作者以为的那样，那么根据作者的调查结果，带有大量白人血统的拉美裔（Hispanic）为何离北美澳洲白人的距离如此之远？
原书作者调查得出的各族裔智商差异
第四个批评是，即使族群之间存在平均智商的差异，也要经过漫长的途径才能变成财富的差异。民族的穷富，和个人的穷富类似，更多地是由他们成长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决定。如果有同样或类似的成长环境，所有的人都可以、应当成长成类似的人。这个观点可以概括为教育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
具体一点说：穷人的孩子前程差不是因为他天生笨一些，而是因为他家缺钱少文化，从而限制了孩子的成长。假如把所有的孩子都放到同样的环境中，他们就会有同样的前途。不会出现某些种族的孩子成长预期一定比另一些差的结局。
民族的命运也是这样。比如非洲国家发展差，是因为他们的没钱（因被掠夺），缺乏教育、工业、商业、文化设施和适合的制度等。如果这些都有了，任何民族都可以发达富裕。
针对这些批评，第二本书《智商和全球不平等IQ and Global Inequality》补充了许多测试，但估算的国家仍有79个。然后它几乎把人类现在已有的所有度量方法（成人识字率、高等教育入学率、期望寿命、民主指数、人类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经济增长速度、基尼系数，贫困线下人口、孕产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清廉指数、人口金字塔……）都收罗起来与智商比较。它企图证实，这些统计序列，绝大多数都与他们的智商序列有明显的相关性。他们认定：如果他们找出来的国民智商序列只是一派胡言，绝无可能与那么多的实证指数序列出现明显的相关性。不过，反对者很容易进行批驳，因为这些参数或多或少与那些造成“智商”差异的原因相关，并非有说服力的“旁证”。
而在最新的第三本书《智慧：各社会科学的统一架构》中，作者甚至表露了更大的野心，想把所有的社会科学统一起来：只有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而人群总是由个体组合而成，所以心理学应当是其它所以社会科学的基础。
作者的另一项发展，是参考了时下热门的PISA测试以及TIMSS（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的测试，毕竟大型国际机构组织的数据比起个别学者的“手工作坊”规范得多。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与PISA和TIMSS的测试结果极其类似。不过，反对者指出，这些测试更多表现的是知识（knowledge）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会受到教育质量等的重大影响，与纯粹的智力（intelligence，cognitive ability）显然有区别。
概括地说，作者在第一本书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有三条（另两本也大同小异）：
首先，财富的国家差异经由该国的平均智力水平差异来解释;
其次，由该国是“自由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解释；
最后，由特殊情况解释。例如，在卡塔尔的情况下，由该国拥有大量石油财富来解释。
原书作者认为，“国民智商”与GDP高度相关
显然，作者不引入“市场经济”，就无法解释东亚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为何平均智商最高而经济增长和一般的发展曾明显落后于西方。该书为此还特地举了长长一串例子证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技发展还远远领先于欧洲。不过，作者不是经济专家，自然不知道中日韩经济崛起的真正秘诀。
最后，作者列出了一些可能提高智商的措施（包括遗传和环境）。这些措施包括加强营养（比如增加微量元素碘的摄取），普及教育，加强卫生，同时也结束劣生学（dysgenic，与优生学eugenic背道而驰的）的生育状态，即由智商最低的人生产最多的孩子。
作者在第三本书中还补充了人类演化的历史，认为寒冷环境的挑战促进了智商的提高，另外，作者引用解剖学证据，认为东亚人和欧洲人的脑容量比黑人更大。（当然，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脑容量不意味着一切，沟回的发育对皮层的大小影响也很大。）
原书作者调查得出的国民智商分布图
看到这里，想必读者也要对其围剿一番了。毕竟迄今为止，主流舆论始终认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仅仅是暂时的，这个差距是由可以改变的种种外部环境条件造成的。而这些外部环境条件可以通过从富国向穷国提供的援助，通过穷国采纳恰当的制度和政策的方法来改变。
而作者连出三本书，就是为了挑战这一观点，甚至称其在全球治理上耽误了很多事情。
笔者倒要为作者说上两句。从常识来看，考虑到人的各个局部，从肌肉到阴茎都有学者研究，并证实有人种差异，智力上有人种差异也确实可能。
在笔者看来，这三本书的正面意义在于，对西方流行已久的一些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突破。简单地说，西方根据通行的意识形态或称普世价值，对许多问题有固定的提法，不容侵犯。比如对残障人、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少数民族、落后民族……概括起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都不可有一丁点疑似轻侮的苗头。这些不可“轻侮”的群体中，最具严肃性的就是宗教和种族。其严重性达到根本就不允许谈论各种不同宗教或种族某些方面（如智商）间优劣的程度。
毋庸置疑，不同种族之间的互相尊重是当代人类取得的一项重大精神进步。但这不应成为人类认识自我的障碍。否认差异是一种进步，未来有朝一日或许会承认差异（如果真有的话），这种否定之否定可能是更大的进步。
为了全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对在地球上共同生存的各种族之间的长处和短处有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或许是必要的。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各族群要避免将其他族群“非我”化，才能找到和平共处，共同进步的更合适的道路。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如果真心将各种族视作兄弟，或许能更坦然地开展研究。就像一个家庭里，并不需要否认兄弟间有智力或其他能力的差异，也不会因此有什么歧视。
而且，也不要小看了智商种族差异问题的难度。且不说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交织下，很难把智商差异单独地鉴别和度量出来，就是智商测验本身，也一直经受质疑。笔者以为，就像人的运动机能分很多方面一样，智力还可以分解为空间、逻辑、形象和记忆力等多个方面。不同的种族可能在不同的方面有所擅长或有所短缺，说不定对各种族、文明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年西方学界对以前禁忌的类似题目的讨论似有升温。这似乎与西方文明在面对无法熔化太多的非西方文明的现状的一种反向运动。这种无法熔化在精神和人口两个方面都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日趋严重的压力，与右翼的重新兴起也有关系。当然，有些极右翼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抱有极强的敌意。相比之下，智商调查至少教育了这两位作者。他们承认，东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整体而言，比西方人略更聪明；西方在鼎盛时也没有完全殖民东亚，而亚非拉其他地区则全面沦陷。
不过，由于作者的调查漏洞太多，这样的夸奖我们不妨就付之一笑。虽然说，中日韩确实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几乎被西方完全殖民，但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不能只寄希望于智商（哪怕东亚高于其他地区是事实）；优生优育要继续提倡，但只靠优生优育，显然也不可能成就伟业。所谓实干兴邦，要全面完成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拥有世界第一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只能靠我们不断的努力。
附录一：PISA 国际学力测评2012年总成绩表摘录
附录二：各国平均智商\收入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