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其实一点都“不美国”-斯蒂芬·里克特

【2013年12月16日，著名政治评论网站The Globalist总裁Stephan Richter做客观察者网，就美国政治体制等问题发表演讲。本网已陆续刊发演讲第一、二部分，以下为第三部分。】

听众提问：前几天我和朋友聊天，我的朋友来自能源产业，主要从事新油田和气田的开采。他的观点是，传统的石油化工产业被很大程度上妖魔化了，例如污染、腐败等——那不是今天的讨论主题。我的问题是，哪一个产业、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分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而哪个产生不太应该得到大幅回报呢？在美国有硅谷奇迹、好莱坞奇迹，在中国，例如“中国达人秀”的广告收入可能大于中国最大的工程公司的利润，您认为这是正确的吗？

Stephan Richter：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点。第一，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重复美国所有的错误和愚蠢。“中国达人秀”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关于工业，金融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原因并不仅仅是政治献金，尽管政治献金本身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金融业的影响力并不简单是通过收买得到的。我说过，立法机关失去了立法权，因为议员们百分之七十醒着的时间都在筹款。在沃克尔规则（Volcker Rule）之前（这项规则本身是个无可争议的好东西），金融之所以可以不受管制，是因为金融业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唯一经济部门。电影业已经不是了，有很多竞争对手。

第三，关于硅谷，以及你之前问的关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是，硅谷其实一点都不美国。看看硅谷的模式，很多大公司是外国人、移民建立的，最多的是亚洲人。所以，硅谷为什么会建立？我有一个非常“不美国”的解释。硅谷的建立主要依靠从亚洲到美国的科研人才，例如台湾人、中国大陆人、韩国人、印度人，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早期，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在他们国内没有风险资本。当时国内没有硅谷那样的创业条件。所以，硅谷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所以我在一开始就讲，风险投资家、私募基金，这些人被高估了，因为如果它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国的事情，那就应该持续繁荣下去。

如果你没法预测30年后的趋势，那就收起历史的色子。你因此必须等待大规模应用的市场，即中国。如果你看过去两百年的经济史，美国的优势在于从各大洲聚集人口力量，他们将技术推向市场并且获得反馈。而令人惊奇的是，美国现在正在主动将自己的优势拱手让给中国，我们甚至都不争论这一点。我们说你们中国坏，是因为你们造几艘船放进东海对抗日本，这对美国来说是很严重的战略问题，认为这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福利。当然，说这些话的人对日本的行动没有任何概念，对日本在这个区域里的历史角色华盛顿也没有任何概念。这很讽刺，因为我们有12月7日珍珠港日。“中国人来了，我们要保护日本人对抗中国人！”——这是对历史完全的无知。

众多高科技公司落户硅谷（资料图）

听众提问：The Globalist这个网站是2000年建立的，您创办网站的目标和宗旨是什么？它仅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更像智库？

Stephan Richter：智库，一旦超过了15人，就是过时的遗迹。智库一旦机构化了，它们就不断追求更多的金钱。你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比如你是一个能源专家，你从能源工业获得资金，你还能对能源的未来提出什么严肃的问题呢？很少。如果你问得太多，两年之内你就没有资助了。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样离开了智库。这是一点。

另外，当今世界最大的特点是任何事情都是虚拟的。我们有主动地招募作者，也有被动地、通过榜样来吸引作者，我甚至可以说我最好的几个朋友我都没见过面，不过我和他们很亲近，因为我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你可以通过这样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是第二点。

第三，这个网站的一个动机就是英语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别是，英语不是英美媒体观点的财产。你可以用语言来推进很多具体的价值。

这和第四点密切相关，这对我来说很讽刺因为我是个德国人，不过我是一个“改革了的德国人”（reformed German），The Globalist存在的前提，是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比另一个要优越。不过，很少有民族会认为自己不是最优越的。世界需要消除这种优越感，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这会导致傲慢，其二，会导致冲突。傲慢意味着你不再努力。例如美国例外主义，西奥多•罗斯福，将美国主义（Americanism）和全球主义（Globalism）对立，他说，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不是我们美国人民是例外的，而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是在例外的情况下诞生的，例如土地、资源和经济活力。而这一点在今天已经被完全忘记了。

第四点，要相信比较的力量，如果你考察欧盟过去三十年的经历，尽管有欧债危机，但是总体来说比较成功的原因就是，各个国家会把自己和邻国做比较，从而更加有动力进行改革。政治家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欧盟，他可以告诉选民，布鲁塞尔让我们这么做，从而推行不受欢迎的措施。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全盘思考来超越国家中的左右之争。

我们是非营利性的。我们的目标不是最广大的受众，我们的目标是影响力。我们的受众组成有些奇怪，从高中老师到精英分子都有。上周我的儿子在香港参加一个会议，他向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曾担任WTO总干事的法国人）介绍自己时，拉米说很高兴认识你，我看The Globalist网站上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析。影响力在我看来体现在一点上，即很多人在默默地转载我们的文章。比如三个星期之后我们的文章悄悄出现在了《华盛顿邮报》上。这时候我的朋友会对我说你怎么不去告他们，我说，不，这就是影响力。很多在《华盛顿邮报》内部的人会说你们在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个关于影响力的问题，是如果你打开我们网站的“media”部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文章出现在了很多国家的传统媒体上。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区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媒体和坏媒体的区分。例如《中国日报》（China Daily）经常转载我们的文章，这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如果在美国说这篇文章在中国发表了，人们的反应是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网站和你们网站一样，都需要集中我们的资源来展现一种洞察力，来理解世界的途径。如果你和赫芬顿邮报比较，它们像是金融中的高频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只是不停地往外抛东西。自从我建立了这个网站，我不想通过文章数量来竞争，我们的编辑标准是放上去的文章至少有一年的寿命，我们不会评论一些一年之后就没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我们控制资源的方法。

我一直惊奇于两件事，第一，媒体对比较是如此不关心，尽管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很多人类行为都相互融合了，或者是来源于同样的原因和有同样的问题。所以看别人是如何处理问题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媒体做得还不够。第二，媒体文章应该更短更简单。记者有时会喜欢炫耀自己知道得多、写得多。

  听众提问：刚才你批评美国政治之所以僵化，是缺乏feedback system（反馈机制）。那么，你做这样一个网站，这么多的传播，你怎么保证你自己是正确的？这是所有媒体人都困惑的。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个人对一千万人讲，那么，为什么你是正确的？仅仅是反馈机制来保证，还是有其他实践？

Stephan Richter：我觉得这和“别跑到自己前面去”（Don’t get ahead of yourself）有关。帮助我们的最重要的编辑原则，就是只是简单地问自己：“这到底哪儿出问题了？”我每天读很多报纸，我总是会不断地提出：“为什么他们不问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论证？”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可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它。媒体在今天的生存处境，几乎像是一种古典文本，这是有关于基本的思考和沟通技巧。你必须有勇气追随这个问题：“这到底哪儿出问题了？”然后你就通过某些你所熟悉的学科，法律、经济、文化或者其他，你就问这些问题。

媒体不要人云亦云，跟着大多数人的观点走。我觉得这是一个犹太民族的特点，他们的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总是少数派，并且总是坚持去探究一些关于人性以及其他学科的很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总是试图在署名和不署名之间做一个平衡。

另外一点，就是我不希望大家都跟我想得一样，这很无聊，但是我希望你说服我，让我觉得很有兴趣。新闻报道准确地理解，应该是终身学习。你必须质疑一切，这是你如何进步和发展的途径，也是获得乐趣的途径，即发现不同。每看一篇文章，我都会问，我有没有在里面发现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的新东西？

我们做的不是调查类的新闻媒体，那些可能需要因为各种法律的原因而保持极端谨慎，而好的新闻媒体总是秉承这样一个原则，即所有知识、所有洞见都已经在那儿了，你要做的只是把它们拿过来。我记得，在The Globalist之前，我给某个管理学通讯写稿，我记得我写了关于GE Capital的东西，那个企业的CEO突然对我说：“谁告诉你这些了？我这里有《新闻周刊》、《福布斯》、《财富》的记者，他们每天跟着我跑而没有人写出来你写的东西。”我对他说，先生，新闻报道里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思考。你要观察观察再观察，然后，要么你就明白了要么就不明白。所以，并不是说你为某个问题投入多么大的人力物力（你不可能在《福布斯》或《财富》上找到某个CEO的负面新闻，除非他已经入狱了）。如果你不做那类调查类的新闻（这些新闻对公众来说也非常无聊），而大多数人都太忙了，因此需要有人去问一些他们自己可能也会问的问题。

美国的记者很多时候都误解了他们的角色，美国的新闻报道都是甲乙丙丁各自说了些东西，然后并没有一个结论。我经常说，记者至少应该和汽车技师一样。汽车技师有三个功能：首先，他分析问题；第二，他对如何修理汽车提出他的意见；第三，他给你信息。一篇报道也应该按照这个顺序来。但是美国的新闻报道将分析、意见与新闻分开来，而欧洲的报道永远不会将分析和新闻分离。这种分离对媒体的未来并不好，因为新闻是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的，而媒体的附加值就是对新闻进行的分析。

在美国，权力不希望新闻被分析，因为这会产生偏见。一旦进行分析，你就会与强大的既得利益对抗。这在美国是重大的挑战。我曾经参加PBS的“新闻一小时”，事后编辑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喜欢你，我们就不会再邀请你第二次了。”我问：“哪里出错了？”他们说：“你说的东西比之前采访准备时不一样。”现在的新闻中有很多经过编排的角色扮演，所以我现在再也不看星期天剧场了。而这对我们媒体来说是个好事情，因为别人干的角色扮演的傻事儿越多，人们就越需要一个综合者，有勇气问出一些可能会令人难堪的问题，“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记者，斯通（I. F. Stone），他自己撰写和出版通讯，他有一次被问到，他是如何发掘那些国家秘密的，斯通说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都在那儿，你只需要去读、去发现。你要理解“服务”的含义，人们都是很忙的。比如你的姐姐可能是个牙医，对社会科学毫不了解，你要用几句话让他们理解你在干什么。这就是检验，不是为了唬住别人，而只是一种公民服务（civic service）的功能。

听众提问：刚才谈到的多是技术性问题。美国很多商业性的媒体，那么对于这个编辑部来说，只要老板满意，不违法，挣到钱了，政治正确，就是成功的。那他这样，BBC也是这样，不需要挣钱，没有老板，每天也有很多观众，那么这个怎么保证正确？前面那些不需要考虑正确，只要老板满意就可以了。你怎么样证明你是正确的？你的目标是什么？

Stephan Richter：正因为你不知道，这就是你的工作有趣的部分。如果我读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会觉得非常有趣。在中国的语境下我觉得更需要不盲从其他主流声音，因为这个文化需要努力认识自己。关于民主等东西可以问很多有趣的问题。而商业媒体的一个特点就是广告模式要求你在适当的时间拿出适当的东西以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比如一本关于打猎、划船的杂志，有非常特定的受众群体。这种模式是非常无聊的。这也不是社会需要、聪明人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做的是一项很高贵的追求，但是如果要进行商业化运作，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的合作对象有全职工作者，不过他们的创造力在他们的工作中无法完全展现出来，例如在大型咨询公司工作，但是不能在那里有什么原创性的思想。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曾经是一个大型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不过仅仅因为他具有建设性的思想而不得不离开公司。这是不被公司允许的。非常讽刺。

我们为什么还继续做它？因为这是一种机遇、一次机会，这是过一种有用而建设性生活的方式。当然我们在报酬方面也保持操守，要做很多工作。我的儿子经常在这方面批评我，因为他总是说“爸爸你应该坚持当律师的。你可以在任何事情上与别人争论，任何人都无法在争论中打败你，如果你一直是律师，那我们会变得很富有。”我就跟他讲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区别，因为事实是，那些法律人的智慧总是为非常具体的利益服务，而往往这样是违反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法律服务如此昂贵。但它对公共利益没有什么好处。

你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限制呢？假设，我是中国领导人，我意识到中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且有着巨大的人力潜力（human potential），某个时刻我会意识到我应该让人们变得更自由，让他们自由表达，这样他们能够走上创新的轨道，你们在每天的工作中对这一点有何感受？

听众回答：我来简单回答一下。如果你能够阅读中文网站，它们其实是非常有创造力的，非常自由，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几个月前在《外交政策》上有一篇文章，在提到中国的互联网，说这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谣言人民共和国”。所以，并不是严格被法律管制，每个人都能说自己想说的东西——直到差不多六个月前，中国政府意识到这已经太过分了，我们需要有一些规则约束。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人叫“秦火火”，他造谣三千多次。另一方面，你说得对，在某些领域，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大胆一些，有时有一些不必要的自我审查。

Stehan Richter：我对《纽约时报》的看法是，它类似“普鲁士国家通讯”，这是一份19世纪的报纸，十分拘泥于自己的方式，坚信美国是最好的。而你看看《纽约时报》国际版，基本上就是，你们这些国家，应该如何如何做。这是一种错误的视角。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更优越、是不可战胜的、例外的。

很多给《纽约时报》写稿的人都是哈佛毕业的，他们会认为自己因为是常春藤学校毕业的所以很特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分歧，我对《纽约时报》的批评比你们更加严厉。我基本上认为，你们可以问更加激进的问题。我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是，我会一些很基本的问题，然后我会被认为是很激进的。我们总是想要追寻到根本。（完）

（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任致均、李维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