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否认王正敏院士学术造假 央视证据遭当事人反驳
复旦大学针对王正敏院士涉嫌学术造假事件的复查日前得出结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认定，王正敏领衔的国产人工耳蜗项目不存在“克隆”或造假，相关调查材料已递交中国科学院。央视此前曾报道王正敏人工耳蜗研发团队核心成员承认“克隆”，如今也被受访者指责非其原意。
《文汇报》今天刊登的王正敏事件深度调查称：“将高度专业化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断在媒体上以泛道德的眼光翻炒各种似是而非的证据，形成全民大会般的公审，这并不合适。”
王正敏院士深陷“造假门”
复旦：存在学术不规范，但不是造假
自从被曾经的学生和秘书王宇澄举报，79岁的中科院院士王正敏便被卷入了“造假门”。2013年下半年，这起事件因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恰逢院士制度改革成为话题，王正敏事件是否会成为院士改革的契机，一时引起热议。
近日，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公布对此事的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结果称：王正敏的专著和院士申请材料中的确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但不能判断为造假。目前，调查结论已上报给教育部、中国科学院。
同时，复旦大学新闻中心负责人表示，2009年，王宇澄曾强迫王正敏在自己所作的这份文件上按手印，以满足其担任王正敏“终身特别助理”“享受特别津贴”“参与人工耳蜗研究”等要求。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7年，王宇澄便开始在“新语丝”网站举报王正敏学术造假。2012年2月，他向复旦大学发出举报信，2013年8月，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调查报告。随后，由于两人均有异议，2013年9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启动复查程序。今年1月3日，复旦大学举行通报会表示，去年的复查认为王正敏不存在抄袭，但现在会再次启动复查，尽快拿出结果。
王宇澄对王正敏的一个重要质疑是，他大量使用其导师、苏黎世大学教授乌果·费绪专著中的图片，对此王正敏曾解释，他的引用得到了费绪本人同意，且文字里有注明。而中国青年报报道，费绪近期在给王正敏的信中明确表态：“你被允许过用你的方式使用我的插图”，并表示，他将在复旦大学和中科院的调查中给予王正敏“坚定的支持”。
团队成员：央视未真实反映自己的意思
央视称王正敏承认曾按国外产品的“样子”制作耳蜗
今年早些时候，央视曾对王正敏涉嫌造假事件报道称，王正敏人工耳蜗研发团队核心成员的范宝华、沈义虎等人证实人工耳蜗系仿制，甚至王正敏本人也“在央视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承认仿制”。不过，范宝华、沈义虎等人日前指出，央视所播内容与其本意并不一致。
1月2日，央视记者以调查暗访的形式，找到了曾为王正敏人工耳蜗研发团队核心成员的范宝华、沈义虎等人。在播出的镜头中，二人称研发团队是在购买了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人工耳蜗后，进行拆解研究后，模仿制造了国产人工耳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
但沈义虎和范宝华很快作出回应。沈义虎于1月8日手写的一份声明称，“国产人工耳蜗不存在造假的问题”，而电视播出画面来自“去年12月的一天，王宇澄带来了一位自称是杭州诺尔康耳蜗公司经理，以其在上海松江开辟新的生产基地需招聘相关技术人员为由，谈论了一些人工耳蜗技术问题”，但所播内容与其本意并不一致。
1月9日，在上海进行的“国产人工耳蜗情况调查会”上，范宝华称，所播出的镜头并未真实反映自己的意思，“国产人工耳蜗不存在克隆、仿造”。
1月7日，央视新闻报道称，经央视记者一再追问，王正敏承认确实仿制过国外产品的芯片线路图。以下为央视记者的追问：
记者：您说把澳大利亚这个样机里的芯片线路图（板）做出来？
王正敏：……做出来以后没用，做出来的东西没用处。
记者：就是已经仿出来了？
王正敏：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线路板提供的东西，我们按照这个样子把它做起来。
文汇报：媒体公审不合适
《文汇报》今天对王正敏事件做出长篇报道称，“王正敏院士累了！”报道称，连日来，该报出动几路记者深入调查、多方取证，试图还原所谓人工耳蜗造假和学术不端的真相。
报道指出，当年国产人工耳蜗研发团队的多名核心成员，都强调国产人工耳蜗与国外产品的差异。还有专家称自己的话是被媒体断章取义，才成了剽窃国外产品的证据。
报道称，在学界，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呼声：“将高度专业化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断在媒体上以泛道德的眼光翻炒各种似是而非的证据，形成全民大会般的公审，这并不合适。”“对一项科研成果的鉴定，国家有一些基本的鉴定和审查制度，应该是制度说了算，而不是媒体说了算。”我们感慨，良好的学术环境，必须由全社会共同营造并维护。而院士制度改革这样严肃的命题，又岂能随意以一场纷争来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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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敏院士累了！
国产人工耳蜗的问世，给很多聋人带来了福音。但眼下，因学生举报被推上“学术造假”的风口浪尖，王正敏院士领衔的科研成果也被指“克隆”。而关于他涉嫌学术行为不端的调查，到目前为止，中科院也没有给出定论。
连日来，本报出动几路记者 深入调查、多方取证，试图还原所谓人工耳蜗造假和学术不端的真相。
在学界，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呼声：“将高度专业化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断在媒体上以泛道德的眼光翻炒各种似是而非的证据，形成全民大会般的公审，这并不合适。”“对一项科研成果的鉴定，国家有一些基本的鉴定和审查制度，应该是制度说了算，而不是媒体说了算。”
我们感慨，良好的学术环境，必须由全社会共同营造并维护。而院士制度改革这样严肃的命题，又岂能随意以一场纷争来开刀。
——编者
医生总在解救别人的危机，但过去的大半年，复旦大学王正敏医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个人危机——由他领衔研制的我国第一个国产人工耳蜗被质疑为“抄袭”国外产品的仿品，并引发一系列针对他学术地位再定性的连锁反应。
到底是抄袭、克隆、高仿，还是自主研发、吸收消化、集成创新？那只被反复提及的澳大利亚人工耳蜗在第一只国产人工耳蜗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要厘清这起沸沸扬扬的学术风波，绕不开的一个原点性的问题：第一只国产人工耳蜗是如何诞生的。
1 “天大的谎话”
“因为王正敏医生的坚持，我们走到一起，如果现在你们说是抄袭，实在太伤害我们当年这批人的情感了。”国产人工耳蜗首创团队成员说。
如今的王正敏，是著名眼耳喉鼻科专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这名生于1935年的传统知识分子万万没想到，在年近八旬之际，会被自己的学生举报“学术不端”，而“证据”之一即是他为之奋斗30年的心血——第一只国产人工耳蜗，被指为“抄袭”国外产品的仿品。
“国产人工耳蜗是我多年的梦想，国外产品对我曾有启发，但绝不是克隆。”1月18日是个周六，王正敏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言语缓慢，有些疲惫。他的同事悄悄告诉记者，“老先生最近蛮累的，同样的话对不同的记者其实已经说了好多遍……”
与王正敏相比，谈及国产人工耳蜗“抄袭说”，当年的首创团队成员情绪更为激烈。
“我们体外机的做法跟澳大利亚的、美国的、奥地利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全部采用崭新的方法，没有采用他们的器件和模型。讲我们仿制，这是天大的谎话。谁说了我倒想追根究底一下——他知道不知道，知道这种做法的人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媒体没采访过我，就说我是仿制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样荒唐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周耀华今年74岁，时任复旦大学通信系教授、复旦-德州仪器（TI）联合实验室主任，是当年国产人工耳蜗语音信息处理器（体外机部分）的主要研制者。谈及当年的研发历程，老先生强调国产人工耳蜗与国外产品的差异。
而对于此前媒体报道将首创团队成员、时任上海市眼耳鼻喉科医院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技师范宝华说“65%用他（国外）的技术，35%用自己的”，作为剽窃国外产品的证据。范宝华直陈，采访原话被断章取义，“我的原意是，当时国家专利法规定，实用新型专利必须25%是国产自主技术，我跟大家说，我们申请专利，就至少要做到35%是自己的，65%是国外的。”
“老先生这样激动不是没有道理。国产耳蜗是王医生多年的梦想，因为他的坚持，我们这批人走到一起，如果现在你们说是‘抄袭’，实在太伤害我们当年这批人的情感了。”坐在沙发上，吉为民淡淡地对记者说。他是当年上海贝岭微电子有限公司产品工程师、负责首个国产人工耳蜗植入体专用集成电路和工艺开发。
2 意气风发的“海归”
“我是一个医生，看着病人痛苦，我感觉有使命做些什么。”1982年，从瑞士学成归国的王正敏坚定了研发人工耳蜗的理想。
吉为民口中的“当年”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他们“创业”的年代。
其时，上海市眼耳鼻喉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在眼耳鼻喉科疾病治疗领域已远近闻名，病患纷至沓来。不过，王正敏大多数时候沉浸在失落中。
“门诊中，1/4的病人是神经性耳聋，病情轻一点的，可以戴助听器；重一点的，我们只能双手一摊，一点办法也没有啊。”王正敏说，那时听到最多的就是家长对他说，“救救我的孩子吧！”
彼时，我国新生儿耳聋筛查还没有普及，小儿先天性耳聋很多。无药可吃，无计可施，这就是当年的医学状态。中国如此，世界也是如此。
“我是一个医生，看着病人痛苦，我觉得有使命做些什么。”上世纪70年代末起，王正敏开始寻找解决耳聋的有效方法，国际前沿的人工产生生物电刺激耳蜗的理论进入他的视野。
1980年左右，美国传出消息：通过电流刺激神经，美国人研发出一款单通道人工耳蜗，并在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所谓单通道人工耳蜗，即患者配戴后可以分辨单一频率声音，比如远处驶来的汽车喇叭声、车胎爆裂声、敲门声等。但，要实现语言交流，还不可能。
这则消息如同给正在黑暗中摸索的王正敏注入一针强心剂，告诉他：研发一种医学替代装置（人工耳蜗），这条路或许行得通。
1982年，王正敏从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毕业归国，意气风发。接触了瑞士乃至欧洲在生物电刺激治疗耳聋患者的探索，获知美国人在人工耳蜗领域迈出的新脚步，此时的他迫切希望在中国也能获得“零的突破”。
他在实验室里拼命地做动物试验，尸体解剖，研究单通道人工耳蜗。
3 沙家浜“闭门会议”
“走复杂的路”，面对国际上众多研究思路，王正敏团队做出了选择，但他坦言，人工耳蜗研发对于当年的他们如同在迷雾中行走，谁都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随着研究深入，王正敏意识到，要研发人工耳蜗，已大大超越了医生的能力范围。在获得医院支持后，1984年起，王正敏在临床工作之外，开始了外出“游说”。
如今，人工耳蜗已像一块磁石，令微电子学、生物工程学、材料学、耳临床医学、听力学、声学、软件等多学科紧密围绕在它周围。而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研发者来说，如何组队，寻找什么样的合作者，无异于盲人摸象。
起初，王正敏到复旦大学旁听电子工程类课程，并请教求学。慢慢地，他找来了医院里的专家、高校的教授、工程师等。
1988年夏，为避免外界干扰，这个自发组成的团队来到沙家浜开了一次“闭门会议”。
那年，天气格外炎热，空调远没有普及，房间里传出两种声音：吊顶风扇吱吱呀呀的旋转声，专家们激烈的争吵声。
“这完全是个新事物，国外没有成功样品，但思路不少，选择多，干扰也多。”王正敏回忆，对于怎么做人工耳蜗，他们这群来自不同行业的人意见很不统一。
他们主要遇到三种选择：第一，研发国外已有的单通道人工耳蜗，还是新提出的多通道人工耳蜗？第二，人工耳蜗的体外机和体内机依靠电线插座连接，还是利用新出现的无线射频连接技术？第三，语音信息处理是要沿用模拟信号（比如模拟声波，即贝尔发明早期电话的原理），还是采用方兴未艾的数字信号？彼时，电子计算机（电脑）已经出现。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国外现成的实践，以及十分美好但飘渺无比的新方向。资金有限，人力有限，他们不可能什么路都去试试，得做个决断。
一行人关在房里整整3天，激烈争执，大汗淋漓，最终达成共识——走复杂的路，研发一款多通道、无线射频连接、数字信号技术的国产人工耳蜗。事后证明，它依然是现在国际上的主流发展方向。
“如今倒推看，应该做什么决定，一目了然。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决定很难。走现成的路，比如单通道人工耳蜗，研发出来后可能临床效果就是跟此前国外的一样——不理想；走复杂的路，不知道国内工艺水平是不是到那个地步，可能最后什么也做不出来。”王正敏坦言，“当时大家如同在迷雾中行走，谁都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4 获赠澳洲样机之后
“澳洲人怎么设计出这块专用芯片，光看是看不懂的。而医院说，这块东西绝对不能破坏，我们就没再动，原封不动还回去了。”吉为民强调，当年的这个决定足以回应此后的“抄袭说”。
完全自发性质的草创团队，失败是情理之中。
刚开始，在研发体外机时，为了接近人耳“天然滤波”的功能，他们做了一个有20多个滤波器的体外机，机器足有2公斤重，病人背着太重。
这次失败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数字技术，开发DSP（数字信息处理器）电路的应用。眼耳鼻喉科医院则成立研发项目组，开始委托上海半导体研究所研制集成电路。
1985年，美国又传出消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同意一款澳大利亚研制的多通道人工耳蜗应用于成年语后聋患者（即在语言功能学习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失聪）。
这个消息促使王正敏团队加快研发脚步，阅读消化澳大利亚团队公开发表的有关这款人工耳蜗研发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王正敏拿到了“实物”，他获赠了那款澳大利亚人工耳蜗（科利尔公司研制）。也正是它，如今被指为第一代国产人工耳蜗的“克隆”对象，引起轩然大波。
吉为民并不接受这一指摘。“我们拆开样机后发现，里面有一块芯片——这印证了我们此前认定的刺激器研究方向，但问题是，这是一块专用芯片。”
吉为民解释，类似于私人定制服装和大众通用品牌服装的区别，所谓“专用芯片”，即是由专用集成电路的方法制作，并非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通用芯片”。
“澳洲人怎么设计出这块专用芯片，光看是看不懂的。而医院说，这块东西绝对不能破坏，我们就没再动，原封不动还回去了。”吉为民称，当年的这个决定足以回应此后的“抄袭说”。
对于“不破拆芯片”，王正敏的解释是，既然不清楚专用芯片是怎么设计的，至少，一旦我国自主设计出样机后，可以与之比较“表现”，以验证我们的设计方向是否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半导体研究所首先攻关芯片。历时三年，最终没做成。团队后来发现，这块电路已大大超越了这个单位当时的能力。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洪志良教授也加入芯片研发。1993年，采用全定制和半定制相结合的方法，他设计出一种多通道电子耳蜗接受刺激器专用芯片。1994年8月的《电子学报》，记载着这个科研成果的论文《多道电子耳蜗接收刺激器专用集成电路》。这是一项申请到国家“八五”攻关项目资助的课题。
遗憾的是，在系统实验阶段，洪志良教授的芯片与临床要求还有差距。
“第一阶段研发是以没有得到满意结果而失败告终的，但以洪志良教授完成的芯片为代表，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并得出几点结论：第一，自主设计，是可以的；第二，只要将来遇到合适的工艺，这条路才可以走。”吉为民告诉记者。
1995年起，这个团队进入第二阶段研发。团队骨干成员范宝华联系到安徽的一家涉秘军工设计单位。后者明确表示“不用任何参考样品”，可以根据甲方要求，自主设计、研发、生产。
又三年，这个单位利用铝栅工艺，全定制技术，研制出了芯片样品。它解决了洪志良教授此前遇到的技术问题，但却无法使人工耳蜗在高电压下工作，这个阶段的研究又失败了。1997年，这个多通道人工耳蜗申请到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但与临床要求依然有差距。
“我们反复地研究工艺突破，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吉为民并不讳言失败，但他向记者强调，第二阶段起，就没有再参考过科利尔的样品，“虽然设计还是同样的铝栅工艺，设计方法是不一样的。”
5 回归上海“团队大协作”
很难想象，一个医生，经过30年，前前后后成功召集十多家合作单位。他们跨界之大，即便现在，恐怕也难以将这些单位凑齐。
由于在安徽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1998年，王正敏团队回归上海，并见证着团队进一步壮大。除了此前加入的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贝岭微电子制作公司等，新成员自发加盟，比如上海新茂半导体公司（前身是国家和加拿大北电合作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基地）、上海德胜电子设计公司、信息产业部58研究所等。
很难想象，一个医生，经过近30年，前前后后成功召集起十多家合作单位。他们跨界之大，即便现在，恐怕也难以将这些单位凑齐。比如，早期研制团队中曾有上海老凤祥公司的身影。王正敏告诉记者，综合考虑植入人体材料安全性、有效性等问题，国产人工耳蜗的电极最初选择了白金材料，而植入人体的电极线得比头发丝还细，白金拉丝工艺就拜托老凤祥完成。
“我们的研发过程就是知道谁有什么本事，就找上门，拉他们入伙。”揣着这份激情，吉为民和团队成员敲开过交大的大门，因为它有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一套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具；找到了华东理工大学，电极外层涂料需要超薄，且绝缘，以材料研究见长的华理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个自发组建的科研团队，经费有限。大部分情况下，伸出援手者是被王正敏团队的激情打动，加工单位仅收取成本费，老专家则是在业余时间来义务帮忙。
时任上海市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唐根贤对团队的激情至今难忘，“我是1988年接触到眼耳鼻喉科医院申报的电子耳蜗项目，是老范（范宝华）给我介绍了王正敏，说他当初在国外学习时，把国家给的经费省吃俭用，不买自己的东西，全买科研材料。这一点对我冲击很大，我想，在那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医生，领导这样一个班子，有这么一个好的项目，只要政府给予一定帮助，假以时日一定会有突破。”唐根贤当时同意立项，项目资金不多，给了27万。
“当年我们很怪，不谈回报，大家就希望搞成我们自己的人工耳蜗，来解救那些听力障碍者的痛苦。”吉为民说，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自力更生，社会大协作精神”。
这种“不散伙”的状态一路走到了2000年，彼时，在国内工艺水平提升的基础上，吉为民和专家们投入工艺的重新开发。
与此同时，体外机（语音处理器）的研制也在推进中。时任复旦大学通信系教授周耀华是这项工作的牵头人。
“2000年，我们邀请周老师来做体外机，我们问他是不是需要看科利尔的体外机，他挥挥手说，我看也不要看，我弄得肯定比他们好。”吉为民对周耀华的自信印象深刻。
“我们的人工耳蜗绝不是仿制的，我们是经过精心制造，跟外国人完全不一样。”周耀华解释，国外（包括科利尔的样机）体外机采用的是集成电路，用滤波分频，而他当年采用的是一百兆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技术。
至此，团队开始了第三阶段攻关——将体外机和体内机合成。大量动物实验，反复调整电流刺激参数后，他们最终达到了国外的性能指标。
2003年，第一套国产人工耳蜗诞生。
6 科学需要一些耐心和决心
天方夜谭的科研，有时需要一些掌声和鼓励，或许20年后，遐想会成真。
吉为民坦言，第一代国产人工耳蜗相当于国外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超越80年代的样机，我们所积累的模型、原理已可以满足设计国际主流人工耳蜗的要求。
2004年，国产人工耳蜗成功实现技术转让，海药集团为此特别组建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国产人工耳蜗走上产业化道路后，国外产品应声降价。此前，进口人工耳蜗在20万左右，有了同档次国产人工耳蜗后，它打折销售只有11、12万。
“国产人工耳蜗上市后产生了两大效应，第一，常规使用的产品降价近一半；第二，中国聋儿又得到了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过去你中国没产品，我给你一个普通的就行了。将来，我们产出更先进的人工耳蜗，新一代进口人工耳蜗也会降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李华伟说。
不止是“降价潮”，由于进口人工耳蜗是按西语系研发，音调涉及少，根据中国语特征（四声声调）研发的国产人工耳蜗言语处理系统，引起了国外研发者的注意，被认为可能是破解人工耳蜗对音调辨识难的新路径。
在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这也正是人工耳蜗团队研发的新方向之一。
尽管已退居二线，但王正敏依然关注着人工耳蜗的前沿研究方向，对此如数家珍，“电流驾驶”、“光学耳蜗”、“全植入耳蜗”……说起这些新名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眼放光。
“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天方夜谭，是不务实的研究，但一说起这些，我就想到80年代的我。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今天人工耳蜗会这样普及，会成为重度聋患者至今唯一的治疗手段。或许20年后，这些遐想也会成真。有时候，科学需要一些耐心和决心。”搞了一辈子人工耳蜗研制，王正敏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