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2014年周边外交盘点——东降西携南进北升
岁末年终，算账是咱中国人的传统。国家、企业、家庭、个人概不例外。
国家算账，自然少不了外交。新华社“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盘点2014”，给中国外交算账的标题叫《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遗憾的是惜墨如金，整本账单只有总目缺乏科目，全文不足3000字，读来很不过瘾。
于是乎，笔者也想算笔账，只是切口很小，仅梳理周边外交这一局部，借观察者网这一平台，与众网友一起分享我国外交日臻成熟老道之喜悦。
“东降”
马年初，习大大亲自出席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三大重要战略共识：第一，深耕、精耕中国周边；第二，会议重新定义的“周边”，跨越传统概念下与中国接壤抑或毗邻的周边国家，而是具有战略纵深的“大周边”诸多国家；第三，注重周边外交三个平衡：一是陆海平衡，二是东西平衡，三是南北平衡。以形成东西联动、陆海互补，南北遥相呼应之态势。
既然是“大周边”。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自然是周边外交之重。当然，美国不但是中国的“周边”，亦是中国的“近边”，从横须贺到冲绳列岛，再到菲律宾，美国军舰飞机导弹年复一年地替中国“义务守卫东大门”。
所谓“东降”，首先是对美国咄咄逼人的“亚太再平衡”降点“虚火”。中国使用的一味主要“降火药”叫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味药，由习大大与奥巴马加州庄园会晤时首先开出。这是一味充满了东方哲学智慧的“中药”，其主要成分叫“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奥巴马信“西药”，对习大大开出的这味“中药”曾存戒心，但也不好公开拒绝“服用”。好在这味习式“中药”药性温润，并且带有挥发性，只要放置在了奥巴马的案头，其日日散发的“芳香味”，注定对奥巴马有潜移默化之“药效”。这不，到了2014年的夏天，克里造访中国，为奥巴马出席北京APEC峰会及访华打前站。尽管表态时依然扭扭捏捏不较痛快，但克里还是代表美方初步认同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味“中药”。
北京APEC，奥巴马如期而至。在中美元首“瀛台散步”时，奥巴马初步与习大大就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诸多共识。在中美的棋局里，中方似乎已占得先机。
中美瀛台会
中美目前具有的对话机制（从战略层到事务层）不下百余个，在古今中外大国关系中绝无仅有，但具体的“对话效果”差别很大。元首之间共识增加，许多事儿推进起来就顺当不少。
于是美国开始“有限度”帮助中国遣返逃美贪官；中美就尽快恢复和结束《信息技术协定》扩大产品范围谈判达成共识；中美达成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中美签署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就各自在2030来要达到的减排目标作出量化承诺；中美决定加快双边投资协定判进程……
除此之外，从去年下半年起，由美国主导的美日、美菲、美澳军事演习皆有所收敛；就缓解中日东海主权冲突，美方也悄然加大了对安倍内阁的“施压”。在人权、人民币汇率、贸易战、网络管控等领域，美方对中国的横蛮无理也稍有降温。还有，对中方在南海岛礁步步为营的“填海造陆”行动，美方虽心里极不爽快，但与过去相比，也算是克制。
在乌克兰危机、油价暴跌、俄美、俄欧对抗、中东恐怖升级等诸多重大国际热点事件中，至少在明面上，美方未对中国作徒劳无效的“过分要求”。
2014年是中美自1979年建交至今全方位交往最为密集、多样的一年。仅从两国经贸关系之单一视角，2014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贸易增幅大抵只有全年计划目标的一半，但中美经贸合作总额增幅依然可达6.5%左右，全年有望突破7%的增幅。
“东降”的第二个目标，是降日本色厉内荏之“邪火”。得益于中方在处理对日关系时的有理、有据、有节之方略，外加美国对日本之“敲打”，以及中韩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韩自贸区谈判完成对日本造成的强烈刺激，中日之间在北京APEC峰会之前达成“四点共识”，为安倍在APEC峰会期间“面晤”习大大开辟了通道。
真正能决定东北亚地缘政治平衡的关系国家是中、美、俄，韩日次之。中俄“背靠背”、中美缓和、中韩热络，日本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就自然减轻，朝核问题继续恶化的势头亦能有所遏制。只要日本不甘心被“边缘化”，适当缓解日中关系，就只能成为安倍内阁的一个无可回避的主要外交方向。
评估日本的“邪火”是否有所收敛，从日方对钓鱼岛、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海军编队沿日本周边绕圈海训报道的炒作强度明显降温就可体察一二。此外，中国香港特区上演“占中”闹剧，日本亦比较识相，其官方未就此公开说三道四自讨没趣。
台湾“服贸闹剧”，以及国民党在台岛“地方选举大败”，由于美国的收敛和日本的知趣，台独势力也未敢过分闹腾。到了去年岁未，美国国会批准售台四条护卫舰，但毕竟只是老舰，台海军事实力天平依旧越来越向大陆倾斜。
“西携”
“西携”分为正西和西南两个方向。“携”乃指此两个方向周边诸国与中国携手合作，共搭中国快速稳健发展之快车也。
正西方向：习大大与李克强总理分别造访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实现了中方主要领导人两年之内对出访中亚国家的全覆盖。在“一带一路”战略牵引和主导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提升，显著扩展了中国“西进战略”的实施空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资金1000亿美元），丝路基金（启动资金400亿美元），中国与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正式开始筹建。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正式通气、D线全面启动。商谈10年、好事多磨的“上合组织”道路运输便利化协议终得签署。“上合组织”扩大成员国计划正式启动。中国与多个中亚国家在对方国家合建工（产）业园区的方案开始进入土建施工。即便是陷入动乱的非“上合组织”成员国乌克兰，中乌经贸、军贸合作也未受多少影响。
“一带一路”由习大大代表中国提出不过一年多时间，沿线5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积极与中方接洽，愿将各自的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进行实质性对接。
在中方主导下，中国与中东南欧国家举行总理峰会，16国领导人悉数到场，欲搭乘中国发展之快车，显示中国正稳步收复东欧国家“失地”。
在西南方向：巴基斯坦新任总理谢里夫访华，中巴关系进一步巩固。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后，习大大与莫迪在多个国际多边外交场合多次面晤，双方一致同意续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发展更加紧密、更为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中印签署铁路建设合作备忘录（涉及印度新线建设1700余公里），中印务实合作掀开新的一页。中方倡议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得到缅孟两国积极回应，印度态度虽不够明朗，但亦未提出不同意见。
2014年，习大大到访斯里兰卡，令斯方“举国感动”，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中斯共同兴建斯方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双方开启中斯自贸区谈判，开建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进展之一。
2014年，习大大出访马尔代夫，中马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级别，多个合作项目顺势展开。
简言之，2014年中国正西与西南两个方向的“周边外交”范围扩大、纵深延长，操作游刃有余，落子深谋远虑，牢牢把握着双边与多边合作的大方向和主动权。
“南进”
“南进”之“进”，指的是中国在处理与“南邻”关系时的积极有为，其深度和广度尤其值得梳理回味：
其一，南海岛礁主权纷争出现阶段性降温，开始淡出全球和区域舆论的焦点。这中间有三个层面之看点：一是经习大大与阿基诺三世借APEC峰会举行“短暂”的“怀柔会晤”，菲律宾的对华折腾因“和者寡”，尤其是美国对菲口惠多而实至少，令菲方消停了不少；
二是“981钻井平台对峙”，中越双方“各退一步”，越共总书记特使访华，两国总理在东盟“10+1”峰会等多个外交场合会晤，俞正声出访越南。美国对越施行“胡萝卜（以美越军事合作作诱饵）加大棒（支持越南异见势力）既拉又打政策，也令越南领导层有所清醒和警觉，而中国外交攻势所形成的“中国势场”及“中国中心”之事实，令越南逐步看清自身在东南亚的实际分量。以上因素共同发酵，使得中越关系在朝修复方向前行。在多个国际多边外交场合，越南至少在口头上作出表态，愿意“积极参与由中国主导的诸多亚太经济合作发展多边机制安排”，以避免被进一步的冷落和孤立。
此外，还是在南海问题上，另三个主权声索国印尼、马来、文莱就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与中国达成新的默契，均埋头与中国发展更为深入的经贸合作关系。至于在东南亚有相当话语分量的新加坡，我们已然看到，至少在南海问题上，其立场选择变得更为“中立”。
前年黄岩岛事件爆发后，笔者曾在《外交观察》季刊撰文预判，认定我国行将在西沙、南沙海域掀起一轮规模空前的“填海造陆”作业。果不其然，从组建三沙市起步，到事实收复黄岩岛、掌控礼乐滩，再到南沙“填海造陆”进展神速，所谓南海问题，目前基本上只剩南沙问题（东沙归中国台湾控制，自家人的事慢慢来；西沙归中方控制；中沙也已归我们事实控制）待解。就本质而言，南沙问题的解决速度，并非取决于由美国挑头的域外势力的干扰与搅局，也不取决于越菲买了多少先进武器，而是取决于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定力和实际发展速度。就此，我们不妨思考，为何中方“得寸进尺”但南海局势却朝着逐步缓和的态势走？其内在机理又是什么？
其二，中国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迎来新契机。中国与东盟就共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达成新共识，就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双双启动，中国与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战略议题开始进入商谈阶段。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从2014年起至2023年间，打造中国东盟FTA升级版，将双方经贸合作由目前的“黄金十年”升格为“钻石十年”。
有利于中国的东南亚大趋势、大格局所致，除菲律宾外，其余东盟九国包括越南，皆参与了由中国“控大股”的“亚投行”筹建。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正在形成由“量”到“质”的转变。这里最值得提上一笔的是中泰铁路合作。英拉下台巴育上台，中泰“高铁换大米”计划一度搁浅，中国及海外都有人为此幸灾乐祸。未曾想，巴育一脱掉“军装”转为“名正言顺”的民选政府领导人后，立即恢复“高铁换大米”计划，从北京回到国内，巴育发表“中国在高速发展，我们在内斗”的切肤感言……
其三，中国外交魅力之辐射一路南进。借G20峰会，习大大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G20峰会的东道主是澳大利亚，但众星所拱之“月”却是中国。阿博特总理一度被认为是“倚美排华”的右冀代表人物。可就是这阿博特，与习大大的互动配合默契。中澳领导人共同宣布终结中澳FTA谈判，加大全方位经贸合作力度。在双方收获一大堆具体合作成果的同时，阿博特总理提议下届G20峰会由北京举办，除日本之外，包括美国在内其余19国一致认可该提议。这一结果令正与澳方就出口苍龙级潜艇进入意向商谈的安倍尴尬不已。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存在相当程度的“同质竞争”。中国与澳大利亚完成自贸谈判，同时提升中新关系层级，个中滋味“澳知、新知、中知”，彼此皆在不言中。
南太岛国斐济，没有一个全球大国看得上。习大大劳师出访斐济，令其举国感动加感慨。借斐济之“宝地”，习大大与同中国建交的8个岛国元首“相聚甚欢”。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大国，习大大作为大国领袖，如此“礼贤下士”，说明经贸合作已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外交立足全球布局，为打破个别大国试图围堵中国，又布下一枚“冷子”。别看它平时无足轻重，到了关键时刻，它或许就会发挥“四两拨千斤”之奇效！
“北升”
“北升”指中俄、中蒙关系继续升格、升级。就全局，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分量足以等量齐观；就周边之局部，中俄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中蒙关系则是中国周边外交致力于“北升”的新突破口。
2014年，习大大再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两次来华会晤习大大。在多个国际多边外交场合，中俄元首前后单独会晤多达5次。经中俄元首尤其是普京总统对俄政府部门的大力督促，中俄之间一批以能源合作为首的、久拖不决的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合作层次之高，领域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超越了国际观察家的普遍预期（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作展开）。
乌克兰危机，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外资批量逃离俄罗斯，西方对俄制裁，卢布大幅贬值，一系围绕甚至直接冲着俄罗斯展开的地缘政治变局及经济金融事件，以及西太平洋方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俄战略空间的挤压，使中俄之间的“背靠背”贴得更紧。在既有“中俄人和”的基础上，客观上为中俄政治、军事、经济、人文、外交全方位合作及相互倚重，平添了新的天时和地利。在西太战略方向上，中俄一旦默契联手，美国纵然有日本这个“小跟班”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背书，依然力不从心。
2014年的中俄默契，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在“上合组织”、“金砖五国”、APEC峰会、G20峰会、叙利亚危机、伊（朗）核六方会谈、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博弈等一系列多边外交场合，中俄之间恰到好处亦留有各自独立空间的外交默契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更为可贵但不易为常人所察的变化是，在中俄多领域、多层次的战略级与战术级的紧密互动中，俄罗斯正在悄悄地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在笔者看来，它主要集中体现在隐蔽的、双方皆心照不宣的两个层面：
其一，俄罗斯对中国与身俱来的戒备心理在悄然弱化，这在中俄达成共建莫斯科至北京7000余公里跨境高铁意向上已然表现得相当清晰；
其二，2013年夏习大大在哈萨克斯首提“一带一路”共建概念，仅一年多时间，“一带一路”建设即有实质性良好开局，与俄罗斯态度的渐趋明朗颇有关联。
以往，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跨区域合作一旦规模化落地，因其足以深刻影响并重塑欧亚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现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既有平衡格局，中方不能不“照顾”俄罗斯的情绪，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诸国亦不得不虑及俄罗斯的感受。针对中国与中亚诸国的日益密切的合作，以及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俄罗斯经历了不爽、疑虑、观望、被动接受、逐渐认同到如今的“部分参与”。产生这种微妙变化并不断促成变化加快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它同样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细细回味。
蒙古在蒋介石手里被前苏联“挖走”，建国后，中蒙关系始终随中苏关系的起伏而起伏。苏联解体后，蒙古步入了持续23年的“相对独立期”。可是，半生不熟（今后也很难真正成熟）的“民主蒙古”，因与身俱来的地理困境，始终生存在中俄两个大国的“夹缝”中。其间，美国、日本、欧盟皆想插上一脚，并且“小动作”频频。但站在地缘视角鸟瞰，这类“小动作”皆属“小儿科”级，最多能让中俄感到不快，无法从根本上令蒙古挣脱中俄的“束缚”而“独立生存”。
蒙古成为“准民主国家”后，中蒙关系23年走势总体趋好，但中间随蒙古政权更迭也有反复，主要反映在经济合作的具体项目进展上。而导致这种反复的主因是蒙古的政治集团在域外势力不断诱惑下过于“天真烂漫”。
2014年，很可能将被历史确认为习大大重构（提升）中蒙关系的分水岭。2014年，中蒙元首实现互访，两国既有合作关系顺势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级，带动一批久拖不决的大项目相继落地。
在中蒙新的互动中，中方还下了一步颇具中式智慧的好棋。那就是在2014年9月的“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经中方事先“做通工作”且安排好必要之“铺垫”，中俄蒙三国元首次举行单独峰会。这场别出心裁之峰会，中方所要的恰恰就是“形式大于内容”而非“内容大于形式”。万事开头难，只要第一步迈出去了，自会有第二、第三步梯次跟进，峰会亦将逐渐由虚趋实。中方促成此举，在现实意义之外，同样实现了一石两乌：对于蒙古而言，俄罗斯的“加入”减少了它深化与中方合作的缩手缩脚；对于俄方而言，习大大充分考虑到了普京在俄国内可能面临的“难处”，给足了普京面子。
更可喜的是，此峰会并非完全务虚。三国元首商定，选择适当时机，将峰会机制化和定期化。三国一致确认，将中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俄方的跨欧亚大铁路、蒙方的“草原之路经济带”实现有机对结，共同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对中俄蒙三方而言，这是一项多边区域外交的共同成果，假以时日，有望形成中-俄-蒙战略犄角之势；对中方而言，中国北方边境战略方向和平合作的既有态势有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一点感想
即使局限在周边，整整一年的外交活动也难以尽数，笔者在梳理大小事件的过程中，有些感想，愿一并与读者分享。
第一，2014年的中国外交，明显呈现出由元首外交牵引，从周边外交发力，区域外交、多边外交、经济外交（包括中国资本和中国项目大步走向世界，以及金融、货币、自贸等方面的突破）、高铁外交、技术外交、军事外交、互联互通外交、基础设施外交、装备外交、标准外交、并购外交、人文外交、气候外交、园区外交、党务外交、反腐外交等一系列不同等级、不同层次外交的共同发力、有机融合、互为依存之良好态势。
第二，注重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2014年习大大立足实现“中国梦”之国际战略视野登高望远，亲自出访全球18个国家（习大大主政两年多来，遍访欧洲、非洲、拉美、北美、中亚、东南亚、东亚、南亚、太洋洲、欧盟等30余国家和区域国际组织）。其访问强度、密度、频度为新中国外交史所罕有，单就去年一年，习大大在北京接待的外国元首、政府总理就超过30余位。其中的每一次出访和迎访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立足于大国外交的落子谋篇。
这足以体现13亿人口、5000年文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开阔胸襟、超凡气度、空前自信、务实心智与世界进行对话与互动。在对话与互动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影响世界发展，促进中国发展，为未来十年中国更为波澜壮阔的和平崛起营造新的国际腾挪空间。
第三，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正在有效推动21世纪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与升级。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新、诚、惠、容”理念，以及建立于此理念之上的独立自主道路观，和平发展世界观，义利合一价值观，和谐共存秩序观，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和认同，并正在全球范围形成呼应之势。
立足于以上“四观”，2014年的中国外交，注重于向世界展示和“推销”一个讲信义、重情意、扬正义、树道义的生机勃发之中华。
第四，外交的终极目标首先是服务于本国发展与进步。通过构建广泛多元的国际合作发展新态势，改变中国改革开放前36年形成的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南北失衡的现有发展格局，最终形成东西兼顾、南北协调、海陆平衡、多轮驱动的新发展格局。
2014年的中国外交，集意志、力量、资本、智慧、技巧、章法于一炉，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以上所言，受篇幅所限和目力所及难免挂一漏万。马年将逝、羊年将至。笔者深信，羊年的中国外交一定会更具看点，更值得总结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