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胡门弟子（46）

民族气节

虽然师生二人在一起，无所不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傅斯年是一个有立场的人。在学术上，他秉承了胡适的科学研究方法，而且终生未变，而在政治问题上，他不仅自己不过分涉足，而且也力劝胡适尽量少介入。关于这一点，傅斯年与他的好友顾颉刚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希望胡适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因为这也是他们渴望推举和树立起的一面旗帜，尤其是在新史学研究方面，胡适作为领军人物，在学界是有一席之地的。傅斯年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追随其后，并鼓励胡适还需要在学问上一展身手。所以，在胡适与傅斯年的交往过程中，傅斯年虽一直自称学生，但他在很多问题上，对胡适也有启发。傅斯年作为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知道自己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一旦有涉及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他是毫不含糊的。

比如，在抗日问题上，傅斯年表现得要比胡适更有气节。1933年6月4日这一天，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主张有节制和理性地对待日本问题。当傅斯年通过文章得知胡适在华北问题上主张向日本做出退让以求换来短时间的和平时，傅斯年愤然退出《独立评论》，以示自己的反抗态度和不满立场。他的抗日立场非常坚定，尤其是“九一八事件”之后，他在《独立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他的这些言论，显然与胡适的观点相左，同时，也引来了一些日本人和亲日分子的不满。也是在这一年，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此书是傅斯年为抗日打前哨的，反驳了日本人认为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可见，傅斯年在民族气节问题上的坚定性，与他那种不卑不亢的性格不无关系。

自从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编辑部后，胡适认为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原文，因断章取义误解了他，并且表现得还算大度。后来，他们的好友丁文江从中斡旋和调解，才化解了这一误会，傅斯年也没有再叫嚷着要退出《独立评论》编辑部。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在这种尊重与摩擦中得以不断发展和巩固的。傅斯年曾说：“我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我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此话也可见出傅斯年对胡适的看法，尊重中带有平实的自信。

傅斯年在历史研究上有一个重要的治学观点——“史学即史料学”。这是他所主张的“客观主义史学观”的重要体现。他曾说：“本所同人（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之着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而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还谈到了语言与思想结合的重要性：“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民族的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代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这一大题目。”同样是在此文中，傅斯年还提出了一个让他后来在中国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治学方法，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他提出的“扩张研究的材料”一条里，运用白居易著名诗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改写的一句，可谓是形象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