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全球化时代，应该有什么样的公正观

导言：中国走向世界

理解新时期的公平、正义观念和现实，需要放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社会内部产生了不少有关公平、正义的思想和实践困惑。而实践层面、政策层面的困惑很可能源于思想观念上的模糊不清。

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亚非拉、欧洲和北美地区，高铁战略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支撑，并为沿线国家所瞩目。随着中国的和平复兴，我们正在被动或主动地重新参与到世界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当中。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我们的出口已经不是以纺织、服装、鞋帽为主了，机电设备等中高端产品也已行销世界。美国标榜自由，但却“Made in China”，也就是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离不开中国的生产力了。很多欧美普通家庭如果没有中国的商品，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商品出口、能源输入、资本输出的重要通道的战略意义愈加凸显。如果没有这些通道，我们就无法顺畅的行走世界。英国和美国在自己主导世界进程的时代，同样离不开这些通道，这就会出现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公正观”的一个新起点。

不同的公正观

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公正观，这和我们今天的世界影响力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密切相关。在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道珍珠链”中，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比雷埃夫斯港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公正问题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比雷埃夫斯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通往地中海各口岸的重要支点，而今天已经主要是由中国企业在运营。其次，比雷埃夫斯港在西方文明史上具有神圣性。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美国这样的“新罗马帝国”常常把自己的制度、文明追溯到希腊，而比雷埃夫斯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在柏拉图对话体著作《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以及同胞之间的对话，就是在比雷埃夫斯港展开的。这场影响至今的对话从“什么是正义”开始，进而反复追问什么是好的生活、好的共同体、好的政治。

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第一种公正观，即基于德性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主张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分配机制是由城邦当中最有德性、最有智慧的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的人来设定，由士兵充当护卫者、农民工匠充当生产者，由此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秩序。这是西方社会第一种重要的公正观，即基于德性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的启示意义在于，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看到很多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那我们每个人还要不要坚守美德，坚持正义，持之以恒地过一种正义的生活。

比雷埃夫斯港

第二种公正观是基于福利的公正观。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英国大搞圈地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1795年5月6日，两个英国地方法官在一家旅馆制定了一部影响了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进程的法律，即，斯品汉姆兰法。它从来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也不是普通法传统中的法官通过先例造法，实际上没有发生相应案件，完全是两位法官“制定了这部法律”。但它却的确在英国全境被执行了，从1795年开始，一直到1834年被废止。

在这部法律中，两位法官出于父爱般地家长式保守主义，人道而仁慈地，将面包价格与工人工资挂钩，明确保障工人个人有权获得足以维持其温饱状态的合理工资；不仅如此，他的妻子、子女也有权获得温饱保障，所需费用都根据面包价格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其自身以及家人的温饱，就可以获得额外补助。这在英国历史第一次创造了工资外的补助保障制度，并使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最低生存工资，同时也成为最低家庭生存工资。看上去，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家长式的父爱主义治理原则了。

那么，谁为这样一种法律买单呢？很简单，两位法官给了两个选项：一个是工人及其家人的劳动所得，一个是来自济贫税的政府补助。前者是对雇主说的，不是必须的；后者是对政府说的，是必须的。因此，结果就是，雇主可以用任何价格来雇佣劳动者，因为政府负责补贴工资的不足部分；劳动者也可以终日“磨洋工”，因为不干活也可以获得补贴。

因此，这部法律实际上是将济贫税补贴不恰当地嵌入了劳资关系，看上去是补贴劳动者，实质上是补贴雇主。一场致命的脱嵌运动随之展开。劳动生产率很快就下降至赤贫工人的生产力水平，雇主又借此拒绝提高工资；工人的工资可以无限低，而且也必然无限低，从而导致大众“一旦依赖救济，就永远依赖救济”。最终，本来是用来阻止资本主义对英国社会结构的破坏作用，用来延缓普通工人的无产化的斯品汉姆兰法，却导致了大众的赤贫化。他们在脱嵌运动中向着马太效应的底端无限降低，最后甚至失去了“人形”；而雇主们则又一次处于托嵌运动的顶端，他们朝向马太效应云端的迅速前进，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反而受到了嵌入机制的错误鼓励。

这部看上去符合福利主义的法律及其所蕴含的公正观念，实际上并没有缓解反倒激化了贫富分化，大量劳动者并没有真正得到补贴。但是，这种基于福利的公正观毕竟开启了理解公正问题的一个新方向，一个由政府来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新方向，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源。

第三种公正观是基于自由或者权利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实际上也是在英国圈地运动以来的原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它的创造者包括很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杰里米·边沁就是其中一位。边沁去世以后被做成了木乃伊，存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把他认作创校董事，每次开董事会需要表决的时候，就把这个木乃伊抬到会议室，实际上边沁并没有创立这个学校，校方只是由此表达对其思想成就的尊重。假如10个董事出现5：5的表决僵局，就假设边沁投赞成票，他是永远投赞成票的。如果已经产生了多数，就不用他投票了，但每次开会都会把他抬出来放在那，这件事听起来当然是非常怪异的。

那么，边沁为什么这样被英国人尊重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了基于自由或权利的公正观，也就是功利自由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听起来是非常高贵、非常美好、非常人道的。但是，边沁提出这种基于自由或权利的公正观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首先，与基于福利的公正观一样，这种基于自由或权利的公正观也是为了解决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严峻的贫富分化。其次，他用了什么方式来实践这套理论呢？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圆形敞视监狱。监狱看守处在面向所有囚室的中心位置，可以监视所有囚犯的活动，这些犯人因此就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动，自觉遵守监狱规则。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实验，边沁还有个兄弟，把他的想法付诸了实践，设计并建造了一种圆形敞视工厂，把一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流浪汉、乞丐等放在里面做工，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劳动能力。而且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他雇佣这些人还可以拿补贴。浪费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被视为是一种犯罪。显然，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落在实践层面就很不高贵、很不美好、很不人道了。边沁的思想又为后人进一步发展，自由和权利背后有个核心的假设，即每个人都是自身最佳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而且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念，本质上是排斥一切外在限制的，无论这种限制是来自政府、来自法律还是来自他人。所以，这种观念在安顿人心、维系社会、存续文化上常常捉襟见肘。

边沁

我们讲生存权、发展权是人类社会整体和每个人个体的基本权利。那么，生态环保是不是一种基本权利？福利是不是？上网是不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拆迁户获得公平补偿是一种权利，如果钉子户要求巨额补偿是不是一种正当的权利？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或者权利观念，在现实中往往倾向于基于市场交换的经济自由主义，其极端版本更是把商品交换逻辑适用于非经济领域，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卖。因为“我”是自主的，“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自己可以管理自己。如果你对“我”征税，你就侵犯了“我”的财产权；如果你强迫“我”劳动，你就侵犯了“我”的劳动权，你就可能把“我”变成奴隶——这个奴隶不是美国历史上黑人那种种族奴隶，是一种职业上的奴隶，也就是“工资奴隶”。所以，基于自由和权利的公正观强调政府不能够干预市场，政府不能随意征税，政府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尤其是财产权。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书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比如，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就主张一切都是由市场说了算，一切都可以由买方和卖方通过交换完成。可以看出，基于自由的公正观对于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主张，是和基于福利的公正观非常不同的。

第四种公正观是基于需要的公正观。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被公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中国最早引入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也可以说是从《国富论》开始的，严复把它翻译为《原富》。有一张漫画把亚当·斯密称为资本主义之父，把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之父，描绘了马克思在天堂遇到亚当·斯密的场景。亚当·斯密说：“卡尔，你的唯物辩证法很深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非常精辟，你的资本论吓到了很多资本家。”马克思回答说：“哪里，哪里，我只是在揭示、批判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尽我自己的责任。”马克思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实际上是基于人之为人的全面需要。每个人都有一系列基本需求，社会学家马斯洛把它概括成几个层次：一是生理的需要，比如衣食住行；二是安全的需要，防止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威胁；三是社会交往的需要；四是获得他人尊重的需要。最高的一层，说的是自我实现。获得尊重可能有很多方式，比如有人希望通过外在的物质获得别人的尊重，有人希望通过内在的修养获得别人的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今天讲中国梦，每个人对于中国梦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基于需要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对人的基本假设在于人是一个整体的人，人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动物，还是一个社会动物、伦理动物和政治动物；他不仅仅想赚钱养活家人和自己，他还想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文化，可以学学哲学，读读书，有闲暇享受生活。这种基于“人的基本而全面的需要”的公正观，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公正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中的“需”指的是需要，并不是要求。需要可能更多是生理性的、安全性的、社会交往性的。但是，“要求”不是基本的需要，不是每个人的必需品，它是在短期内出现的特殊要求，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经常发生变动，每个人的理解都很可能不一样。所以，基于需要的公正观，说的是基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必需品的公正观。

亚当·斯密

在当代社会的思想潮流中，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所说的几种公正观，基于德性的公正观，基于福利的公正观，基于自由或权利的公正观以及基于需要的公正观，彼此竞争。因此，当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然包含公正观时，究竟是指哪一种或几种公正观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都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不公正现象：中国与世界

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会看到很多不公正现象，这也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追求公正的原因。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迪的《21世纪的资本论》有个核心论据，梳理了18世纪以来的资本-劳动收益比例，发现了一个普遍趋势：在二战结束后的二十五年中，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的资本收益是下降的，劳动收益是上升的；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相反的现象，资本收益在不断上升，劳动收益相对而言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过去四十多年来贫富分化的程度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变得越来越大。

皮凯蒂与《21世纪的资本论》

回到社会主义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和苏联剧变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经历了剧烈的经济倒退和严重的社会失序，不到半数的国家用了15年时间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另一半即便过了15年也没有恢复到1989-1992年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总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超过苏联，后来超过了俄罗斯。发展到今天，中国步入了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的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社会上有很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说中等收入国家可能突然发现自己面前有各种各样的陷阱，比如人口、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等等方面会出现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其中，非常值得警惕的无疑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均收入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线大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之间，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治理水平、社会管理水平等很多方面都存在差距，中国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始终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投入越来越大，比如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覆盖面都在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如果用最常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2004年在下降，2004-2006年在上升，2006年-2007年再下降，2007年-2008年又上升，从2008年中期又开始下降，现在接近0.45左右，这说明中国当下的贫富差距仍然处在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区间，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缩减不公正的不同路径

如何缩减不公？首要的问题在于缩小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不公平现象。根据思想理论界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建构更为合理、更为公正的经济社会制度。

第一，极小极大化还是极大极小化。极小极大化是指让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获得最大的收入，比如扶贫政策。极大极小化是指“劫富济贫”，通过对富人征收财产税减小贫富差距。这两种原则需要协调不同群体尤其是穷人与富人的不同利益，各有利弊，要在取舍。

第二，缩小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益比例严重失调。就美国而言，在过去近五十年中，在五等家庭收入中，收入越高的群体，其家庭财富和可支配收入也越高，而且越往上增幅越大，越往下增幅越小甚至基本停滞、没有增加；阶层的固化愈加明显，中下阶层的上升渠道和可能性都大大缩减了。

第三，保障形式平等还是实质平等。平等不意味着公正。平等是什么？形式上的平等比如所有人都有选举权，所有人都有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所有人都有接受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权利。也就是说，所有人的起点是平等的，给大家一样的资源。比如，三个人在看球，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一个小孩，给他们三个人同样的支撑物才是平等的，但并不公正，矮个子可能还是看不到，而高个子并不需要支撑。公正是什么？公正是高个子不用给他资源，比如高收入阶层不用参加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他可以完全享受市场化；对于收入越少的那个阶层的人，应该给他更多的资源，这才叫公正。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给每个人同样的资源就是对的，你的社会地位，你的知识，你的智慧，你的教育，你的修养，你的品格，都应该是自然的，自然的就是好的，自然的就是遗传或者传承下来的。如果政府通过强制手段，通过税收，通过再分配这种方式，去给低收入群体补偿，就违背了这种自然的公正，所以这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是不好的。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保守主义者的方案恰恰是不合理的，在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工业化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没有税收、再分配等等收入调节手段，整个社会就会倒退，出现马克思所批评的社会不公，这个社会不公最形象地说法就是：“百万富翁有住别墅的自由，乞丐有睡下水道的自由”。从排斥政府干预到要求政府干预，这是美国自由主义在面临并试图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困境时发生的非常重要的转向。

第四，兼顾公平和效率。如果只是基于自由，尤其是基于市场交换的经济自由，就会认为经济活动只追求效率，就是做大蛋糕，认为只要做大蛋糕，中等收益以下的人群就必然收益。但是资本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增值，如果只讲究效率，它往往会走向严重的不平等。所以必须要公平，缩小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的政策才是合理的、公正的。

第五，追求更广泛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在政治上，除了用收入再分配来修正初次分配可能存在的不公正以外，还需要追求更广泛的民主。“三个臭皮匠赶上一个诸葛亮”。不能仅仅强调专家精英在法律和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专业化，还应该发挥普通百姓的作用，让他们有同等的话语权，也就是说要有更广泛的民主。突破狭隘的、只关注选票的精英式民主，建构更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完善选举过程中的民主，还要落实基层民主的各个环节，让人们除了选举日的投票以外，还可以在两次选举之间，有充分的渠道对于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事务拥有决定权。在经济上，需要建构更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和政治自主性要求的政治-经济关系、政府-市场关系、权力-资本关系。总体原则是让政治支配经济，政府主导市场，权力约束资本，劳动支配资本，而不是相反。

结论：如何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显然，致力于解决人们普遍关心的贫富差距问题，是朝向“大同”这一理想社会的重要一步。 “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大同社会理念是非常独特的中国价值观，也为中国的革命者所认同。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几万万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强调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割裂，不能用前一个三十年否定后一个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一个三十年去否定前一个三十年。如果与今天我们时代的主题做个关联，我们可以说，既不能用基于德性的公正观去否定基于福利的公正观，也不能用基于自由或权力的公正观去否定基于需要的公正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在必需品、消费品和奢侈品背后的不同的人群的需要和需求之间作出恰当的区分。只有恰当的区分，才能够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从公正的角度来说，如果市场逻辑超出经济领域，去支配伦理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如果走向商品交换决定一切的这个极端，如果这种极端又变成了一种政策理念，去主导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共同意愿、人心安定和长远福祉的经济社会政策，就违背了基于需要的公正观。这是尤其值得反思和高度警惕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在各种价值理念的交锋当中探寻出更为合情合理的社会主义公正观。

事实上，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义，这是思想观念层面最大的正能量，而公平、正义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天中国社会内部的很多困惑、迷茫和抱怨，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多了，而恰恰是因为在某些领域还不够社会主义。由于中国内部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我们尤其需要探索出一条更为合情合理的公正道路，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对于世界各国人民而言更具普遍性的制度。只有真正缩小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方可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而这又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中国文明、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及其过去、现在与未来有足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