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老炮儿》们，别当炮灰！
冯小刚主演（管虎执导）的电影《老炮儿》好评如潮，不光因为塑造了一个银幕上久违的阳刚高大的父亲形象，还因为其鲜明的“反腐”态度。此片并非冯小刚第一次涉足“反腐题材”。两年前，2013年岁末，冯小刚导演、王朔编剧的《私人订制》，就曾认真探讨过反腐问题，尽管是以喜剧的形式。奇怪的是，同样涉及反腐，媒体对两部电影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褒《炮》贬《订》。
这咋会事儿？
众所周知，近十年来，中国的主流舆论或媒体在解读中国现实时，总是片面地突出或强调“官民矛盾”（我并非否认官民矛盾，而是说舆论的解读存在很大问题）。坦率地说，《老炮儿》的反腐叙述，并没有太多独特之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主流舆论的附和。
同样众所周知，近年来主流舆论在“制造”“官民矛盾”时，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渲染城管之恶。不是说城管不存在问题，而是说城管被媒体持续妖魔化了。夏俊峰案即为典型。一个在省会城市主要路口违章占道经营多年的准地痞，持刀袭杀两名城管，竟然被中国媒体包装成了反抗强权的义士，而合理执法但却惨遭杀害的城管，则被描绘成了如狼似虎仗势欺民的官府恶吏。
《老炮儿》一开始，为了让冯小刚饰演的主人公“六爷”这个“小老百姓”占据道德制高点，也照搬了早已被其他媒体嚼烂了的城管故事模式：六爷路见不平一声吼，伸张正义，教训了打小贩耳光的城管队长。尽管影片还算节制，没有肆意夸大城管的恶，但是我仍旧不得不指出：在当下北京，这种城管轻率地暴力执法的场景，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是越来越不具有普遍性了。
城管中了第一“炮”
我最近亲眼看到一次城管执法，跟影片的讲述有很大差异。2015年5月21日11时，我在海淀区西二旗碰到城管执法，执法者中除了数名城管工作人员，还配备了十余名身穿防刺背心的特勤、以及数名摄像人员，总共得二十多人的队伍。而执法对象呢，仅仅一人，一名因长期乱占人行道而被附近居民向城管举报的废品商贩。我上前问为何如此兴师动众不计成本，城管解释说：
“没办法，现在工作阻力太大，舆论环境不好，没有特勤压阵根本就不敢出来执法，怕暴力抗法，怕挨打，怕被捅刀子，有同行就是这样丢了命的。您也看到了，接举报后，我们来了这么多人，晓之以理，晓之以法，可对方仍旧不服气，对我们骂骂咧咧，要是来人少了，还止不住发生什么情况呢。”
前几年因“开胸验肺”而知名的张海超——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后来与一些“公知”走在了一起，他在微博上，成天跟城管过不去。我就纳闷了：难道让他害上尘肺病的不是矿主而是城管吗？
现在的舆论，一方面对城管等大张挞伐，一方面则升级为对黑恶势力的美化。2014年上映的电影《亲爱的》里面，城管、计生部门公务员、警察，一个个都跟土匪一般，而作为人贩子的老婆兼同谋“赵薇”，却硬是被影片反逻辑地说成是无辜者，一位伟大的母亲。
事实很复杂，可是在舆论眼里，城管似乎自身就是“原罪”。在影片中重述这一模式，并不能给《老炮儿》添彩。
如同城管问题，反腐问题也很复杂。而如同对城管的解读过于片面化一样，《老炮儿》对反腐的理解也不能被认为是深刻的。对反腐，我是坚决支持的，不过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当下的反腐舆论中，存在很多矛盾、混乱、耐人寻味的现象。
比如，中国地产商群体里面，盛产“公知”，他们平日里爱做反腐斗士、民间人士状，不停地高喊宪政人权普世价值，并因此而得到了媒体的热捧。可是，就这些公知型地产商，他们有的毫不在乎地公开炫耀自己任国企领导时把赚钱的生意都让给自己的私企老板哥们儿、并以此作为自己特仗义的证据；有的在回忆中坦言自己当年的“狂喜”：所在国企改制时，原想能得到10%的股份就满足了，可领导非得一下子就划给了他40%。“反腐”从这些人嘴里喊出来，总让人感到别扭（有个反差值得注意，在当代中国，那些来历不明、没啥技术含量的地产、金融富豪们，最爱唱反腐宪政之类的高调，而那些不偷不抢、凭自己本事成长起来进而在全球竞争中站住脚的中国企业，如华为、三一等，却低头干事闷声发财，少见他们指点江山）。
有位记者，反腐调门唱得比谁都高。前些日子，他自己触犯了刑法，被逮捕，可是不足一年后，他竟然又被释放了，没有被起诉，没有遭到任何追究。被释放后，这位记者依旧高举反腐大旗，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跟特权、腐败无关似的。
再如不少受媒体追捧的“学界人物”，平日里“官民矛盾”、“反腐”不离口，可是，等到反腐要全面展开了，他们却又设定起条条框框来了。有发明什么定律的大史学家，有来自南洋的什么大学者，有某老泰斗培养的什么青年经济学家，近年来都公开撰文鼓吹反腐不能一刀切，应该进行“选择性反腐”，即否定现体制者的“腐败”就不要反了，只反那些不否定现体制者的腐：
“反腐败跟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在现阶段，‘有贪必反’不是最优策略，应该实行以促进改革为目的的‘选择性反腐’。‘选择性’的标准是：对积极推动改革的官员应该降低反腐力度，对阻挠改革的官员应该加大反腐力度。中央应该就此释放明确信号”。
上述学者们还将选择性反腐标准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了：
“反腐败只应该、只需要针对那些阻碍国企私有化的国企‘寡头’”。
这些观点并非是什么“理论创造”，只是现实的回声罢了。像媒体一面鼓吹反腐败，一面却对窃夺国资的腐败份子罪犯褚时健大肆美化，这不是“选择性反腐”是什么？
早在1998年，陈燕谷先生就说中国某类人其实是“有选择的义愤填膺”，果不其然。
通常，人们都认为既得利益者在阻碍变革，其实不然。既得利益者里面有这么一群，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得陇望蜀，总抱怨没捞够，想再抢一轮，把中国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成果都装进自己口袋里，而体制尚不能完全顺着他们，于是乎就做反体制状，近则逼体制就范，远则抛开体制束缚为所欲为。既得利益者要求变革，贪腐者鼓吹反腐，就是这个逻辑。
《老炮儿》里面那位在京城自家古宅大院里养了只鸵鸟的“本主儿”地产商（？），是腐败的象征性人物，他虽只露了个侧影，讲了没两句话，但是内容却很重要。导演若再给该地产商人加点儿戏份，让他“宪政”、“反腐”、“启蒙”之类的不离口，或再给他配一个鼓吹“选择性反腐”的学界大腕做搭档，那他的形象就会更为丰满了。
文艺作品本来应该是高于现实的，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文艺作品还不如现实本身丰富多彩。像有位高考作文几乎交白卷的“天才少女作家”，她一面走后门被清华降分录取，一面又抨击那些凭自己本事考进北大清华的学子们是“既得利益者”，这样的故事，有哪位当代作家能想象或创作出来呢？
《老炮儿》里面，“六爷”的对立面是“小飞”，仰仗在省里当高官的父亲，竟然得以飙车撞死人逃逸后却逃脱了法律惩处（在实际飚车案中责任者乃高官子弟的占多大比例暂且不论）。现实中，“飙车撞人”的故事，其实也不简单。即便对于“飙车”，某些人也是“有选择的义愤填膺”，采用了双重标准。我关注到的第一桩该类案件，是2009年5月的杭州“富家子弟”胡斌飙车撞死人的“七十码”事件。案发次日“七十码”鉴定结果出来后，舆论疯传胡斌及其同伴翁某是“官二代”，更有消息明确称翁某乃某宣传部长之子，结果，二人其实都是纯粹的“富家子弟”。一看肇事者不是“官二代”而是私企富二代，舆论就慢慢沉寂了。这难道正常吗？政府权力之外的恶就不是恶了吗？同样的错误，官二代犯了就得对之万炮齐轰，而富二代就可以置之不理了吗？一碗水端平，无选择的义愤填膺，岂不更好？
2009年，正是韩寒被中国媒体授予“公民韩寒”神圣称号之年，当时同为赛车手并与胡斌相识的韩寒如此评论“七十码”案：
“我认为，这起事故的关键并不是所谓的富家子弟和老百姓等阶级对立面的问题，虽然这个对立面的话题性和煽动性都比较强。这件事情重要的是肇事者和其朋友表现出来的个人素质以及交警部门的奇怪认定，而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年轻人，男孩，都是喜欢速度的”。
这段话我怎么看都像是在说：“1.有关部门出具不靠谱鉴定要声讨；2.富二代飙车撞死人要理解。”
“小飞”这个人物，若能再融合进胡斌、韩寒等人的元素，那《老炮儿》就堪称经典了。
综上所述，窃以为《老炮儿》的反腐叙述太表面化、简单化了，没能进一步反映出更深层、更多面的事实来。
反观《私人订制》，在坚决主张反腐的同时，没有局限于大而化之地喊两句“官民对立”的口号，而是揭露出更多的丑恶面来。也正因为如此，《私人订制》遭到了媒体的敌视（普通观众对此片倒很是欢迎，即使在媒体恶评的影响下，票房依旧很高）。《私人订制》为何让媒体不高兴了？在我看来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片中这一句话：
“群众里面有坏人啊！”
这是官员“范伟”被奸商设套儿拉下水之后的感慨。此话无异于指出，权力之外，不存在抽象、一统的民间“群众”，无良资本一样需要警惕，一样需要被关进笼子。如此一来，得罪只强调“官民矛盾”的主流舆论也就不可避免了。
《私人订制》不仅批判了贪腐官员，对某类“先富集团”也没有留情面，比如，片中“葛优”与“李小璐”对“宋丹丹”讲：
“在（个人财富达到）千亿这个层面上，就没有勤劳致富这一说……只能立足于爆发”。
不止于言辞揭露，片中甚至还有抓捕爆发富豪的精彩段落。在该段落中，“反贪组”的“李sir”对一大堆富豪讲到：
“你在我这儿，没有面子。今天抓的，就是富豪！你们经得住查吗？就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抓起来，先枪毙后调查，保证没一个冤假错案！”
对于多年来热衷于宣传“改革已停滞、转型不彻底、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财产权无保障、企业家不安全、除了移民没别的出路”的主流舆论来说，上述话语无疑是大逆不道的。
作为编剧，王朔在《私人订制》中有这样的思想表达，其实并不突兀。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王朔似乎是一个玩世不恭、否定一切“崇高”的“小人”，不过，正如黄纪苏在数年前就已经指出的，王朔其实是一个“伪小人”，尽管他似乎净在“鼓吹真小人”。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伪君子与真小人们已经由非主流成为主流，一统舆论与文化江湖，王朔身上那“伪小人”真君子的一面，就逐渐凸显出来了。
两年前，出乎意料，《私人订制》从媒体获得的竟然是如潮的敌意，对此，冯小刚当时曾通过微博（2013-12-29）毫不遮掩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私人订制》突破了对权力的讽刺。我尽了一个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责任，无论创作还是市场。自视甚高的影评人们，我如果是一个笑话，你们是什么？”
“《私》这部电影就电影的完整性来说，我给它打5分；就娱乐性来说，我给它打6分，就对现实的批判性来说，我给它打9分。反过来说，就绝大多数冒充懂电影的影评人来说，我给你们只能打3分。从《一九四二》到《私人订制》，你们的嘲笑和狂欢恰恰反映了你们的浅薄，我看不起你们，别再腆着脸引领观众了，丢人。”
当代中国主流舆论，针对当下时喜欢渲染简单片面的“官民矛盾”，针对历史时则喜欢制造“民国范儿”。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总之，一个《一九四二》戳穿了“民国范儿”，一个《私人订制》没有迎合“官民矛盾”论；一个颠覆了主流舆论的历史模式，一个背离了主流舆论的现实模式。于是，冯小刚导演的这两部作品一起遭到了“影评人”的“嘲笑”。
两年过去了。当初对《私人订制》横眉冷对的舆论，如今对《老炮儿》则是热脸相迎。一热一冷一褒一贬，不知当事人冯小刚作何感想。只有洞彻其中奥妙，才能理解当下中国。
《老炮儿》结尾，“六爷”身穿军大衣、挥舞军刀、踏着颐和园野湖冰面冲向对岸的腐败者——“南方某省省长公子”的一群，这一段令人热血沸腾。不过，腐败分子——尤其是那种一面掌控反腐话语权一面却比谁都腐败的，在京城多的是，何必扯到远方呢？像富豪地产商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多年来他们是媒体红人，批判体制呼吁反腐，可是，近年来，面对民间公众自发起来揭露他们“腐败”的指控，他们呢，开头还顶了两句嘴，最后却都成了缩头乌龟。没能吸纳身边的这些故事素材，没能给那些“鼓吹反腐的腐败分子”以一定戏份，不能不说是《老炮儿》的缺陷。
如果不能认清这复杂的现实，那么“老炮儿”“小老百姓”们再怎么义愤填膺，再怎么挥刃而上，最终也不过是“有选择义愤填膺者”、“选择性反腐”者们的“炮灰”罢了。
再换个角度谈谈。
经过中国文艺界的长期共同努力，胡同文化俨然已被拥立为北京的文化象征。在当下无数文艺作品中，“胡同+开酒吧”被描述为北京“小老百姓”的重要生存方式，《老炮儿》也延续了这一套路。可是，难道只有在胡同里开酒吧才最能反映当代北京人民的风采吗？艺术家们的眼界就不能拓展一下？
有部电视剧《北京青年》，里面一群土生土长的北京年轻人，成天介儿珠峰脚下丽江水畔谈情说爱，也不知道上啥学干啥工作，反正就是一副傲气十足的所谓“京味儿”派头。结尾时，其中一对青年决定去开酒吧，觉得那样才“有劲儿”（采用《老炮儿》的台词），还嘲笑他们开工厂的老爸是土鳖（这用时下流行的经济舆论话语来说，就是“服务业比制造业更高端、更先进”吧）。我就不明白，开酒吧，无非是摆摆桌凳倒倒酒水，孙二娘李师师们就已在玩了，有啥劲儿呢？有啥潮呢？有啥技术含量呢？咋就比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更高贵了呢？本来“都是为人民服务，没有高低贵贱”，可这年月，寄生阶级竟然嘲笑起生产阶级来了。
即使在首钢等大量工业迁离北京后，北京也依旧称得上是一个生产型城市，而不只是一个消费型城市或寄生型城市。就拿智能手机来说，这可算是最新潮的消费品与产业了，恰恰是在这一领域，古老的北京正成为全国的先锋。在北京，有全球最先进的手机面板工厂之一京东方，有华为公司的手机芯片设计研发基地，有牵头制定了中国自主3G与4G通信标准并将率先在全球制定5G标准的大唐电信，有芯片制造设备与封装测试设备供应商北方微电子，等等。这些企业，比酒吧饭馆更有资格代表北京的发展趋势，这些企业的生产者、劳动者，他们也是北京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小老百姓”中的成员。但是长期以来，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却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何时才能在观念世界中获得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相匹配的地位？
2015/12/29初稿
2016/1/6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