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杜塔特：悬崖边上的德国

当德国科隆举行跨年夜庆祝活动时，大批北非和中东男子把女性引诱到科隆大教堂的阴影里，包围了她们，并施以猥亵和抢劫。据报道，受害者中有两名女性遭到强奸。

虽然从德国汉堡到芬兰赫尔辛基都发生了类似事件，但当局一开始仍然试图淡化处理，以免对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给予难民的大规模庇护政策造成负面影响。

这种把事情“压一压”的处理方式已经导致科隆警察局局长丢了乌纱帽。但直到现在，德国政府更关心的，似乎是管制愤怒不安的本国人（最近还与脸书及谷歌达成协议，限制反移民言论在网络上出现）；而不是管制移民。不久前，默克尔刚否决了一项将2016年接纳难民数量限制在20万以内的政策建议（去年德国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

关于移民的争论由来已久。数十年来，欧美的保守派一直在发出警告，认为欧洲的移民政策过于慷慨，往往置普通欧洲人的愿望于不顾，对欧洲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保守派指出，移民不仅难以同化，而且存在激进化的威胁，可能在欧洲城市里酿成巴黎恐袭和科隆骚乱之类的暴力事件。

同时，他们的言论中也夹带着惊悚荒诞的“私货”，散布欧洲“阿拉伯化”“伊斯兰化” 的恐惧情绪。直到不久前，移民同化对于欧洲来说，是一项虽然艰难却并非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欧洲似乎也不太可能重蹈前南斯拉夫的覆辙，走上四分五裂的道路。

按照目前的移民形势，欧洲这只诺亚方舟已经驶入了未知的水域。移民给欧洲带来的问题不只在于绝对数字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男性青少年在移民中占巨大的比重。

例如瑞典，它与德国一样，都执行开放国门政策，2015年向瑞典提交庇护申请的难民有71%是男性。美国政治学者瓦莱丽·哈德森在Politico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类别下，多数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难民性别比例差异尤其突出，男孩数量是女孩数量的11.3倍。”

哈德森提出，这种人口趋势对社会秩序直接造成了影响。第一，年轻男子毕竟血气方刚，容易滋事；第二，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往往都不太稳定；第三，这些移民的文化背景与欧洲大不相同，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与欧洲当代价值观背道而驰。

除了需要像挪威归化课程那样，说服新来的移民“不允许强迫他人发生性关系”，欧洲还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

当欧洲国家以稳健的步伐接纳移民，深层变化会来得较慢，给东道国时间进行消化。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穆斯林人口每十年只增长一个百分点；也是为什么许多数十年前来到德国和法国的土耳其和北非移民如今已相当欧化。

然而，如果短期内增加移民一百万乃至数百万，其中大多数还是年轻男子，欧洲将迎来非常急剧的转变。

就德国而言，我们应该关注的数字不是该国总人口有8200万，而应关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有多少——2013年这个数字不足1000万（其中当然已经包含大量移民）。德国接纳的新移民将对这一批年轻人，以及未来每一批年轻人造成根本性影响。

这种影响的巨大程度取决于这些青年男子能否把新娘和家人带来欧洲。只要他们能组建家庭，或与亲人团聚，欧洲的社会安全将大为改善，因为有家室的男人不太可能在狂欢节上猥亵女性，或是在犹太人教堂涂鸦，或拥抱激进的极端主义。

但这也可能给欧洲人口结构造成数倍于目前的影响。或许有一天，德国40岁以下的人口有一半是中东和北非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

如果你相信，一个老龄化、世俗化、民族构成基本同一化的社会，有可能和平吸收规模如此庞大、文化差异如此显著的移民人群，那么德国政府发言人的位置非你莫属。

2015年的一期《明镜周刊》封面：圣母安吉拉——默克尔的政策分化了欧洲，显示了一批人对德国难民政策的不满

不仅如此，天字第一号傻瓜也非你莫属。这种巨大的变迁势必将对本国人和新移民两个群体中都造成分化。它带来的威胁绝不只是恐怖主义的疥癣之疾，而是法西斯式政治暴力的死灰复燃。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在小说《屈服》中，虚构了一个在本土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街头斗殴中被撕裂的法国。如果德国继续这样走下去，维勒贝克的想象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事物不一定朝着糟糕的结局发展，但防微杜渐才是审慎的做法。正因如此，德国暂时向移民关闭了国境；开始有秩序地遣返体格健全的年轻男性；放弃了通过鲁莽的人道主义为黑暗历史赎罪的美好幻想。

同时，这也意味着，默克尔必须卸任——只有这样，德国以及受德国支配的欧洲，才能避免为默克尔高尚的愚蠢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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