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沙特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
【作者按：笔者曾应邀出席2014年1月在沙特阿拉伯AlGhad召开的Rahmania年度讨论会。我从中国的视角为沙特应对在当时面临的三重挑战，提出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解决方案。然而当一个观点太超前，其命运很可能就是石沉大海。当时的沙特人听不进去并不奇怪，但是笔者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些挑战在过去的一年里真的发展到危机的程度时，沙特的应对竟是如此绝望和没有章法，硬是错失与伊朗和解的历史机遇，选择走目前的这样一条看不到任何前途的路。反观伊朗人，他们明显地认识到我在文章中讨论的中国一带一路将为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即使是面对沙特杀掉什叶派宗教领袖的挑衅，仍然不为所动，坚持理性的回应。我一直想如果那个会不是2014年1月，而是2015年1月召开，是不是沙特人就会听进去一些了。不管怎么说，沙特人早晚会认识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为中东的地区秩序带来一个新时代。】
沙特可以成为亚非的交通枢纽（红线）
沙特阿拉伯目前正面临着三大挑战。首先，随着美国调整其中东政策，沙特地缘政治环境正在迅速变化。尽管有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伊朗与五常加一集团(P5+1)，即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五国外加德国，最近仍就局部限制伊朗核活动签订了初步协议。美国与伊朗关系缓和，由此可能在该地区带来的后果是直接挑战了沙特阿拉伯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其次，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美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里海地区在全球能源供应市场中的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这些变化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影响。沙特阿拉伯不得不采取措施使其经济多元化。
第三，沙特阿拉伯周边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持续恶化，对沙特的发展构成了严重挑战。中东和北非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失业率持续走高，导致该地区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上升，其中以“阿拉伯之春”代表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尤为典型。此类政治地震和社会抗议潮会波及沙特阿拉伯。
目前的中东秩序是殖民主义遗产、冷战以及美国霸权的产物。然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逐步瓦解中东地区的现有秩序，并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就在伊朗与五常加一集团(P5+1)签署初步核协议之前，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到：“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的由美国主导的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的临时谈判在逊尼派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引发了地缘政治地震。这次在正式谈判结束对伊朗制裁以换取伊朗放弃生产核武器之前举行的临时谈判，试图通过适当减轻对伊朗的部分制裁来局部地限制伊朗核计划。如果达成协议，它将会产生自20世纪70年代的《戴维营协议》和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在重塑中东秩序方面最深刻的影响。”(Friedman2013b)。
随着中东秩序进入深刻变革期，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沙特阿拉伯可以做些什么来维持其在中东新秩序中的地位呢？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什么样的有利条件才能帮助沙特应对未来十年可预见的动荡呢？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简单讨论沙特阿拉伯面临的上述三大挑战，随后我将结合国际政治经济的大背景来对这三大挑战进行深入分析。我将指出美国调整中东政策引起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是沙特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中最为严峻的一个，要想了解其根源必须要考虑中国的作用和影响。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是其“重返亚洲”这一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重返亚洲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中国的崛起。沙特阿拉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不仅来自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也来自于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作出的反应。
随着中国提出“向西开放”战略以对冲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对伊朗更为关注，由于其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伊朗对中国试图建立联系欧亚大陆地区交通运输网络的努力而言极其重要。美国已经预见到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NSREB)战略将为伊朗在国际事务中创造出良好环境，而且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地位提升的伊朗可能对自身构成更大的挑战。因此，美国及时地调整其战略以缓和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美国眼中的中东地区新秩序的建立将主要取决于两份协议的签订：未来巴以和平条约，以及伊朗与五常加一集团(P5+1)之间签署的核协议。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推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支柱。TPP是12个国家正在谈判的一个下一代自由贸易协议，中国目前被排除在这个谈判之外。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提出了两大举措，一个是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即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0+6”)参加，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个则是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NSREB)和海上丝绸之路，即试图整合整个欧亚大陆地区的一个项目。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既给沙特阿拉伯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沙特的挑战在于，作为连接中国和欧洲、中东以及非洲的大陆桥，伊朗将会从这个项目中获得最大收益。然而，如果沙特阿拉伯修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海底隧道，自己成为连接亚洲和非洲的大陆桥，那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将给沙特阿拉伯带来巨大的机遇。若采取这一举措，沙特阿拉伯便可以极大地提升自己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的地位，同时也能很好地应对其面临的三大挑战。
在21世纪，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相互之间的战略意义愈加明显：沙特对中国重要，不仅是因为其对中国的石油供应，而且还在于它可以成为连接中国和非洲的大陆桥。这一交通走廊不仅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将惠及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其他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反之，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中国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确保伊朗与其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的利益枚关方，也在于中国可以充当"中间人"促进沙特和伊朗通过谈判停止一直以来的敌对。中国可以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经济合作以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在重塑中东新秩序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应对新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中东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是因为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也是因为它“沟通东西方的海、陆、空通道的重要历史作用”(Khalidi:2009:111)。近几十年来，中东地区秩序一直深受殖民主义遗产、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以及美国霸权的影响，中东地区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秩序，并确保石油运输安全。构建地区秩序的两大基础分别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立，以及美国支持逊尼派国家与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国家之间的对立，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伊朗与五常加一集团(P5+1)于2013年11月24日签订的协议反映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这一协议标志着美国对伊朗政策的重大改变。
尽管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始于1979年的伊朗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人质危机，但其根源可追溯到英国殖民主义和冷战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初，伊朗将英国石油公司(AIOC)国有化，杜鲁门政权对此采取同情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了这一立场，开始从冷战的视角看待这一事件。英国发表声明，认为伊朗将AIOC国有化“会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人的胜利”(Kinzer2008[2003]:90)，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这一声明并将伊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解读成一次有利于苏联的冷战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策动的一场政变推翻了领导AIOC伊朗国有化的伊朗民选总统穆罕默德·摩萨台，并让伊朗国王巴列维执掌政权。巴列维执政时期采取的激进的现代化计划从很多方面改变了伊朗社会。然而，这一政变也引起了伊朗社会对美国影响的强烈不满。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美国对伊朗政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主动出击遏制伊朗的扩张，二是在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争中为与伊朗敌对的任何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美国显示出不愿再插手中东地区事务的意向。奥巴马政府十分看重与伊朗谈判的影响力，认为这场谈判将对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后三年产生“变革性的影响”(McManus201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政策转变反映出美国已经对海外军事干预感到疲劳。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是美国不得不收缩其全球策略的原因之一。
一位评论家指出：“收缩全球策略是美国民众的心声，从伊拉克撤军，即将从阿富汗撤军，在最后一刻退出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以及与伊朗就核问题很有可能签署的(也是非常可取的)临时协议，都是美国企图收缩其全球策略的表现。如果用一句话来表明美国的心声，那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的：无论谁是未来的国防部长，在他建议总统再次派遣大量陆战部队前往亚洲、中东或非洲时，都应该牢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言‘检查一下你的脑袋是否正常’。”(Cohen2013)
根据美国独立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83%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应专注于国内政策，仅6%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外交事务。皮尤研究中心自调查公众对国家事务的看法以来，这次调查的结果是它关于公众对外交政策表示支持或感兴趣的数据中最低的一次。与此相反，在2007年次贷危机重创美国之前，只有39%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的首要关注点应该是国内，而40%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外交事务(Cohen2013)。
奥巴马还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计划减少花在中东事务上的时间。第一个原因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厌倦了处理该地区频繁爆发的危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曾于2013年9月告诉《纽约时报》：“尽管中东地区很重要，我们也不能因此全天候地不断消费战略资源。”(McManus2013)第二个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力的影响，国防开支缩减限制了美国政府在军事行动上的选择。第三个原因是军事解决方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
然而，“重返亚洲”战略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最主要的原因。美国试图将战略资源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需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资源投入，并与伊朗进行谈判，从而确保减少对中东地区的关注不会引起太多麻烦。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伊朗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具威胁的几个问题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它们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以冲突、恐怖主义、能源安全以及核扩散问题等等。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会导致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而两国关系缓和则有助于改善这些局面。2001年，伊朗在我们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协助作用，并且在塔利班势力尚未完全接管阿富汗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撤离了阿富汗。”(Friedman2013)
美国中东政策的突然转变引起了盟友们的强烈反应，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表现得尤其突出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鉴于伊朗在解决美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政府将不会屈服于来自盟友的压力。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美国不是受雇于以色列和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谈判律师，他们命运最终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手上。我们美国不仅应该致力于削减伊朗的核能力，而且也希望结束长达34年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冷战。伊朗一美国冷战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损害了以色列和阿拉伯朋友们的利益。以色列和阿拉伯正试图阻止我们签订一个对美国和他们都有利的协议。美国必须毫不犹豫地阐明和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美国目前的利益在于与伊朗签署一份过渡性核协议，这也将有助于解决一系列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其他问题。”(Friedman2013)
美国和伊朗关系缓和将极大地改变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如果伊朗朝着完全放弃核项目的方向发展，就能在帮助美国解决中东地区其他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理论上说，伊朗也将因此能够重新获得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的权利。这对沙特阿拉伯而言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沙特将不得不重新定义其与伊朗的关系以及它自身在中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
二、全球能源市场的新成员
美国成为主要的能源生产国，以及里海地区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给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2013年10月，美国日产油量达到770万桶，这是美国20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760万桶的每日进口量。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美国油气产量将在2015年超过俄国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家(王欢，2013)。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美国770万桶的日均产油量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2013年760万桶的日均出口量。美国国内石油产量的快速增长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2005年，美国石油进口与国内需求之间的比例为60%。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降为45%。据估计，在2013年上半年，美国国内83%的石油需求实现了自给自足，达到了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许，2013)。
2013年5月13日，Alwaleedbin Talal王子在给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长AliAl-Naimi及其他几位部长的公开信中警告称，美国页岩油和页岩气产量的飙升将减少其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原油需求，这可能严重威胁到以石油产业为支柱产业的沙特阿拉伯经济。他还指出，沙特阿拉伯92%的财政预算来自石油收入，其出口收入的90%也是石油贡献的。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在未来五年内，美国对OPEC成员国的原油需求会减少。2012年美国从OPEC成员国进口的石油量降到了15年来的最低水平(Makan and Allam,2013)。
沙特阿拉伯前石油部长Mohammed Al-Sabah不同意Alwaleedbin Talal王子的观点。他认为，即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也不会给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他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日产油量为1000桶，远远超过了当时沙特阿拉伯的产油量，但这并没有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美国国内的产量不能满足其国内的石油需求。即使美国2014年日产石油1100桶，它仍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在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沙特阿拉伯出口石油7.6亿桶，而美国只有区区190万桶(Sabah,2013)。
但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美国的产油量与沙特阿拉伯的出口量来衡量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角色变化的影响的话，认识就太过片面，原因如下：首先，美国对OPEC成员国石油需求减少已经反映出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角色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比如，2013年2月，美国从OPEC成员国进口的石油量降到了自1994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事实上，与美国相比，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仍然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经受住市场份额减少的冲击。但是，OPEC其他成员国却没有沙特阿拉伯这样幸运。沙特阿拉伯每天向美国出口的石油达到135万桶，但是相比之下，尼日利亚跟安哥拉两国日出口总量仅达到60万桶，创下了25年来的新低(Makan,2013)。随着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世界上许多石油生产国家受到严重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沙特阿拉伯也不得不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中经营其石油产业。
其次，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甚至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输出国家的这一事实必将影响它对中东地区外交政策成本效益的评估。随着美国在能源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快，美国对中东的关注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少。
第三，美国及里海地区日益增加的能源供应将加剧未来国际能源市场四大能源中心之间的竞争。过去，OPEC及俄国是国际能源市场主要的石油供应商，现在两大新兴产地已经加入了能源市场的竞争。虽然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主导地位不会受到威胁，但未来它将不得不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例如，俄国已经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于2013年与中国签订了为期25年、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的石油供应合同，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俄罗斯总理于2013年10月访问中国时，又与中国签署了另外一份“超级大单”，即在未来十年每年为中国额外供应1000万吨石油。截至目前，中国石油进口量中仅有5%来自俄国，俄国依据中俄签署的两份合同向中国供应石油后其能源份额在中国市场的比重将大幅增加。
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给沙特阿拉伯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压力，将迫使沙特阿拉伯推动其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减少对石油产业的依赖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的政府政策。根据“沙特阿拉伯：2015年长期发展战略”这一政府计划，沙特将推进重大的经济改革，重视私人投资，发展多元化产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份文件预测，“到2014年止，油气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从71.7%降至36.7%，到计划时期末，石油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预计只有17.9%”(Lippman,2012:88)。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目标和沙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
沙特阿拉伯正面临着人口增长、高失业率、人民贫困、区域政治不稳定等挑战。沙特阿拉伯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周边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加之高失业率，尤其是高青年失业率，导致了政治的高度不稳定。中东及北非地区面临着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从1980至2010年，埃及人口从4260万增至8050万，约旦人口从370万增至740万，叙利亚人口从880万增至2220万，伊朗人口从3980万增至7690万，伊拉克人口从1320万增至2970万，阿曼人口从120万增至300万，也门人口从910万增至2350万。沙特阿拉伯人口也从1000万增至2570万(Cordesman2011:8-9)。
由于过去三十年里人口快速增长，这些国家都出现了青年人口迅速膨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沙特阿拉伯国土面积较大的邻国尤为突出。其中，2011年14岁及以下年龄人口在也门跟阿曼占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42%-45%，在伊拉克总人口中高达38%，在约旦及叙利亚总人口中高达36%，在埃及总人口中高达33%。而该年龄层人口在沙特阿拉伯总人口中高达38%(Cordesman,2011:10)。中东地区青年失业率高达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11年4月发布的中东及中亚地区前景展望中指出：“这一数据超过了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青年失业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失业现象‘在青年人中尤为普遍’，15至24岁的失业青年占该地区失业人数总数的40%，在埃及和叙利亚这一数据高达60%。”(Carey and Salama2011)
人口众多导致贫困的现象在不生产石油的中东国家尤为突出。正如托马斯·李普曼指出的那样，“沙特阿拉伯的周边环境不好”(Lippman2012230)。沙特阿拉伯的确毗邻许多较富裕的国家，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但是这些富国的国土面积都很小。相比之下，除了阿曼以外，与沙特阿拉伯相邻的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都比较贫穷。就世界人均GDP排名而言，沙特阿拉伯排在第55位，而埃及仅位列第137名，约旦为143名，伊拉克为159名，伊朗为104名，也门为172名(Cordesman2011:12)。
沙特阿拉伯自身也面临着国内就业市场失衡的问题。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平均每年就有40万到50万的失业人口，而且随着人口增长，失业人数每年还在增加。但另一方面，却至少有400万外国人在沙特阿拉伯工作，而且这些外国人每年都会把他们从沙特赚取的约200亿美元寄回他们的祖国(Lippman2012:105)。
因此，地区经济发展对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安全有很大影响。如果沙特阿拉伯那些人口众多的邻国仍然贫穷，政局仍然动荡不安，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安全就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一位分析人员指出：“阿拉伯和波斯的宗教人士，各国政府和各国的政党，只有从这些现实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带来福社或者为政治稳定提供一个基础。当埃及、利比亚或突尼斯的政治变革未能以改进和完善经济基础设施、满足教育及管理的需求为优先目标时，这样的变革注定要失败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置于更糟糕的境地。这一点对目前政局较稳定的国家也同样适用。”(Cordesman2011:3)
三、中国视角下的中东地缘政治地震
大多数中东事务的观察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由美国主导的五常加一集团与伊朗进行的谈判上，却没有对促使美国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进行分析。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出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然而，中国的崛起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前理解美国最近中东政策的改变，需要考虑美国亚太再平衡这一全球战略的背景。从美国角度而言，与伊朗签订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考量。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或者后来所谓的“再平衡战略”，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现实状况看，如果美国放任中国继续发展，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方霸主。为了制衡中国继续发展，美国与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在内的与中国为敌的盟友们加强部署，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Mearsheimer2001)。冷战时期，为对抗苏联，中国与美国开展了长达20年的密切合作。到了21世纪初，中美双方则为争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Friedberg2011)。
然而，美国政府实行的重返亚洲战略受到两个结构条件的明显制约。第一，如果不在中东及北非地区实行战略收缩，美国便不能做到将其战略重心真正转移至亚洲。然而，美国驻利比亚大使之死引起了美国国内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谴责，迫使奥巴马不得不更加关注中东地区。第二，美国单纯地从军事上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对影响该地区的走向而言将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多数盟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了对冲中国的发展，美国还必须重新提出一个经济战略。
在这一背景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开始被视为美国一项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对一些人而言，这是美国推动的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俱乐部(Pilling2013)。就这一观点而言，中国被排除在外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等于是只付了少量的准入费后便进入了全球市场，其经济却因此有了巨大改观。然而，允许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未能阻止中国操控其汇率、操纵招标程序、向其国有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无视知识产权规则(Pilling,2013)。第二，对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而言，成立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俱乐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认为通过与其他同样信仰“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及法制的国家结盟是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的一个可行方法”(Pilling2013)。在华盛顿的国防圈内有人指出，日本加入TPP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为确保日本能顺利加入TPP，美国应该适当放宽TPP条款(Capling and Ravenhill2013)。
相反，另外一些人怀疑中国能否真正被排除在TPP之外。当然，在过去十年中，把美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议激增已经导致美国在亚太主要市场的份额下降，而美国加入TPP则将会扭转这一下滑趋势。但是，当前参与TPP谈判的许多国家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他们不希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被美国外交政策绑架。例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告诉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旦觉察到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它们将会马上离开TPP的谈判桌”(Capling and Ravenhill2013:293)。有分析师指出，“目前中国位于全球经济的顶端，在世界各国GDP排名中中国位居第二，且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中心。试图通过规定或法令颠覆这些基本经济现实的任何贸易协议事实上都是鲁莽之举”(Solis2013)。
有人认为，美国应该利用TPP向中国施压，使其开放服务行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不是试图通过TPP把中国排除在外来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毕竟，“美国外交政策的高层次目标是应对正在崛起的国家，合理地构建选择策略，从而促进一体化与同质化的进程，尽可能地规避冲突，避免让过于明确的承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事实上已成为华盛顿的一个口头禅，并且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中国问题上的主战派、主和派以及现实派人士之间发生的分歧其实不是关于逻辑本身，而是关于作出何等程度的承诺，达到什么程度就过度了的问题”(Barma,Ratner and Weber,2007:23)。
一些中国人认为TPP是美国联合其盟友限制中国崛起的一种手段，他们觉得TPP是使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实现圆满成功的一个核心因素，因此TPP的命运将决定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终命运。
既然美国把TPP描绘成美国在亚太区域架构重组中改变区域经济和外交游戏规则不可或缺的核心架构，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梦，那么中国没必要帮着圆。美国政府力争在2013年底结束谈判，但以失败告终。如果奥巴马2014年4月的亚洲之行未能达成协议，这将是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的严重挫折。在美国盟友们看来，若TPP缺失了其中应有的经济内涵，那么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价值将仅存于军事方面(Cai2013)。
他们还认为，从经济的角度看，TPP给中国带来的潜在福利效益将远远不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讨论的很多新规则，如国企、电子商务、总体规则、劳工标准等等，完全是按照美国标准制定的，它们未必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要求(Cai,2013)。
即便如此，TPP仍然对中国经济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为TPP仍将深刻改变亚太地区的游戏规则。为了应对TPP带来的挑战，中国与美国展开了几近白热化的竞争，推进了许多业已存在的自由贸易区提案，包括先前的“10+1”(即亚洲区域合作机制，它包括东盟加中国、东盟加日本和东盟加韩国三个并行的双边机制)、“10+3”(即亚洲区域一体化组织，它是一个包括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的合作框架)、“10+6”[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它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参加，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队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FTA)、中韩自由贸易协定(CKFTA)及与中国台湾签订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中国所做的所有这些努力仍然是坚持了传统的“蓝海”战略，它强调与海洋亚洲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在亚太地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面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挑战，中国试图努力通过与亚洲地区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合作机制，以应对TPP构成的潜在威胁。三十多年来，海洋亚洲一直是中国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新加坡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形成了亚洲生产网络，使中国成为它们价值链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亚洲生产网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主要支柱之一。
中国正积极地推动自由贸易合作机制(RCEP或称为“10+6”)，以应对TPP带来的挑战。就全球GDP中所占比重而言，RCEP与TPP相当，两者都约为40%。更重要的是，东盟成员国已经与这6个国家分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RCEP还具有许多其他优势：第一，它承认这些国家各自的国情。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加入一个自由贸易合作框架从政治上而言就更加容易。第二，和“10+1”、“10+3”机制一样，RCEP也是以东盟国家为中心，这让东盟国家觉得自己是这一机制的主要行动主体。第三，RCEP谈判并不是必须要求所有16个国家都出席才能进行，这些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谈判。这一规定意味着任何国家都无法将是否参与谈判作为自己谈判的筹码。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于2002年提出。2010年，中日韩三国的十座城市签署了一份协议，推进这些城市共同实施一个实验项目。正式谈判于2012年开始启动。但是，由于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短期内取得积极结果的可能性较小，这在日本政府优先重视TPP谈判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当前，中国与韩国似乎更有可能先签署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韩两国出于现实原因都有意愿签署这份协议。对中国而言，这可能会成为其推动日本参与“三方会谈”的谈判筹码。由于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与韩国产品展开激烈的竞争，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使日本企业在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对韩国而言，它已经同美国及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只要能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并不会在乎日本是否成为协议的一员。而且，由于双方直接竞争的态势凸显，韩国可能更希望日本不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给沙特阿拉伯带来的挑战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举措是中国对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做出的第二个战略回应。这一战略回应既为沙特阿拉伯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国位于欧亚非大陆的枢纽区，占据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既有绵延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内陆(MacKinder1904)。为应对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国在东西两个方向制定了相应的战略计划。我之前已经提过，在东边的亚太地区，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与美国的竞争已达到了白热化。同时，在西边的欧亚大陆，中国正努力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建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促进欧亚大陆一体化。
在这一战略中，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重中之重，修建连接欧亚大陆的铁路运输网络给沙特阿拉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中国的向西开放战略中，伊朗被认为是未来欧亚大陆铁路运输网络的交通枢纽。这对沙特阿拉伯而言是一个挑战。即使五常加一集团与伊朗关于核计划的谈判最终失败，由于伊朗这一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南亚和中亚的周边国家都将改变并制定向伊朗示好的政策。道理很简单，这些亚洲国家都需要通过伊朗建立一条通往欧洲和非洲的陆上通道。当欧亚大陆铁路运输网络建立后，这些国家通过伊朗获得的经济利益将会相当可观。到了那时，西方国家对伊朗的任何经济制裁将不会从伊朗的这些邻国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决定率先改变其在中东的策略，以在未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占据更好的战略位置。
下面我将分析当前中国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给伊朗带来的潜在影响。
中国直至最近才开始将金砖国家转变成为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平台。迫于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压力，中国开始赋予金砖国家更多的战略意义。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提议建立资金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这样，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就将拥有相当分量的发言权。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额占据全球商贸总额的16.8%，高达6.1万亿美元；人口总数占全球人口总数的43%，GDP占18%，外汇储备40%，约1万亿美元(RT2013)。金砖银行不仅可以为某些行业提供世界银行不提供的贷款，而且它设立的紧急救助基金还可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另一选择。金砖银行计划向非金砖国家提供40%-45%的贷款(Sahu2013)，这一举措将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此外，中国将努力推动人民币在金砖银行内的结算(Sharma2012)。不难想象，金砖银行成立以后，将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南亚、中亚和非洲的铁路建设项目。泛亚铁路运输网络一旦建成，必然会继续向欧洲延伸，那么伊朗将会在这一项目中获得巨大利益。
中国通过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始加强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2013年，中国与俄罗斯共同签署了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石油供应合同，合同规定在未来25年俄方每天向中国供应30万桶石油，涉及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是中国有史以来签署的最大单笔合同之一。正如一位评论员指出的那样，这笔交易标志着“在全球石油行业版图中一次由西方转向东方的巨大转移”(Armitage2013)。俄罗斯总理于2013年10月访问中国时，与中国签署了另外一份“超级大单”，即在未来十年每年为中国供应1000万吨石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赋予上海合作组织更多的经济职能，目前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该组织的观察员国。伊朗曾经要求成为其正式成员，但根据组织规定，上海合作组织不允许受国际制裁的国家成为成员国。然而伊朗在解决其核问题之后，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中国一印度一缅甸一孟加拉国经济走廊(CIMBEC)和中国一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EC)是由中国发起的两个重大项目，意在拉紧与南亚的关系以获取通往印度洋的通道。CIMBEC和CPEC是李克强总理首次进行出国访问时提出的。其中CPEC发展十分迅速。巴基斯坦新任总理Sharif于2013年6月迅速回访中国，与中国达成了关于CPEC的一系列协议和备忘录。据媒体报道，CPEC战略涵盖了公路、铁路、油隙管道和光纤线路建设，以促进两国之间进一步交流。根据CPEC项目，中国和巴基斯坦将首先升级改造现连接两国的喀喇昆仑高海拔公路，将其路面宽度从10米拓宽至30米。随后将修建从中国新疆的喀什到巴基斯坦的瓜达尔的铁路。这条铁路全长2000公里，包括总长200公里的各种隧道。这条铁路一旦完工，继续向伊朗延伸是很自然的。
相比之下，中印缅孟经济走廊(CIMBEC)的启动则比较缓慢，但印度总理于2013年10月访问中国时，中印双方再一次达成协议，同意推动这一项目。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成，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都有强烈的动机支持修建一条通过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直达欧洲的铁路。
中吉乌即中国一吉尔吉斯斯坦一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已讨论了好些年。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亚四国进行访问，在提出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到这一铁路项目。在不久的将来，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将成为中国中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瓜达尔一喀什葛尔铁路建成之后，中亚国家将会强烈支持修建中吉乌铁路，因为一旦这两条铁路完工，将会使得这些内陆国家能够与印度洋连接起来。中吉乌铁路在通向土耳其和欧洲之前将经过土库曼斯坦最终延伸至伊朗，届时所有中亚国家也可以经由伊朗通向印度洋。因此，这些国家也可以获得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同样多的经济利益。
在未来欧亚大陆一体化的进程中，伊朗在这一区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即使沙特阿拉伯不采取任何行动自我调整以应对欧亚大陆这一深刻的巨变，铁路交通网络仍然可以通过伊朗一伊拉克一约旦一埃及路线连接至非洲。这样做的结果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将被排除在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这一大趋势之外。
五、中国机遇：做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大陆桥
如果沙特阿拉伯主动采取行动修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隧道和红海大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半岛将成为连接亚洲和非洲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陆路运输走廊。这样一来，沙特阿拉伯将能与伊朗和平共处，继而为重塑地区秩序奠定经济基础。中东地区新秩序的建立将基于区域性经济合作，而不是该地区以外其他国家的政治干预。这个新秩序将为沙特发展多样化经济提供机遇，并进一步降低这一区域的政治不稳定性。如果沙特阿拉伯最终决定实施这一项目，沙特与中国关系则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且不再局限于能源需求和供应这一单一层面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可能成为中国在物流、贸易甚至是金融服务等领域进行投资的新目的地。
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成为中国促进欧亚经济一体化的长期战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经由中亚和中东地区到达欧洲。从地理上看，丝绸之路跨越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更重要的是丝绸之路包含了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3日在印尼举办的东盟高峰会议上的发言中，还特别谈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他的两次出国访问中，一次是访问中亚，另外一次则是东南亚，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建立一条新的经济带，这一经济带将惠及陆路和海路沿线的所有国家。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经由越南、印尼爪哇、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富汗斯坦、中亚、伊朗、阿拉伯半岛、索马里和埃及最终到达欧洲。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成为了中国、印度次大陆、波斯、欧洲和阿拉伯半岛文明繁荣背后重要的推动力(维基百科)。新丝绸之路项目旨在通过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建立一条新经济带，从而促进整个欧亚大陆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如果说TPP和环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即美国和欧盟之间通过削减关税、消除双方贸易壁垒等来发展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贸易协定)代表着美国在传统的大西洋地区和新兴的亚太地区进行的战略部署，那么以建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名义的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则是中国对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和TPP作出的回应。
中国将焦点集中于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以应对TPP构成的挑战，这将极大地影响和改变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将为沙特阿拉伯带来重大的机遇。如果说伊朗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天然交通枢纽，那么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半岛则可以通过修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隧道和红海大桥而成为连接亚洲和非洲的人造交通要道。如果沙特阿拉伯抓住这一机遇积极行动，将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成为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中东地区未来和平发展的利益相关方，因为这几个国家都试图在非洲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2013年11月在香港召开的非洲投资峰会上，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分析师曾宣布，至2025年前中国将向非洲提供1万亿美元的贷款(Mina201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如此巨额资金注入的非洲将会成为未来几十年内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沙特阿拉伯通过建立海底隧道和大桥，毫无疑问将会成为亚洲和非洲这21世纪经济增长最快最活跃的两大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枢纽。近年来地区铁路建设蓬勃发展为沙特阿拉伯做出选择提供了契机。
2013年末伊朗总统宣布，伊朗已与中国和俄罗斯就伊朗修建铁路运输网络达成了协议。考虑到这些协议中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人们应该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会一改之前坚持核计划的立场而与五常加一集团签署临时核协议，并同意局部缩限其核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朗希望达成最终协议，从而获得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的权利。作为连接亚洲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大陆桥，伊朗将会从中获得相当可观的利益。
东非已经掀起了项目由中国提供资金的铁路建设热潮。2013年9月，一家中国企业开始沿着旧的亚迪斯一吉布提铁路修建一条新的铁路，这条铁路将使吉布提(吉布提共和国首都)至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实现互联互通。而早先的埃塞俄比亚一吉布提铁路是在殖民地时期由法国人修建的，现在已破败不堪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该项目提供了6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该条铁路计划在2016年建成，之后会继续延伸到南苏丹(Simon Allison2013)02013年11月，肯尼亚总统承诺将修建东非铁路。这条铁路将始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途经首都内罗毕、基苏木，一直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最终通往坦桑尼亚和卢旺达。中国将会对这一成本高达138亿美元的建设项目提供大部分资金(Huand Ding2013)。
阿拉伯半岛上的海湾国家也在2013年11月宣布将于2014年启动联合铁路运输网络修建工程，预计该运输网络的工程设计部分在2014年前完成，并于2018年前完成招标。这些铁路运输网络一旦完成，在连接亚洲和非洲的大陆桥交通走廊的建设版图中便只剩下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隧道和红海的跨海大桥了。这两个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完成后，阿拉伯半岛便可从亚洲和非洲引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海湾国家会由于成为重要陆路交通枢纽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修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海底隧道将会帮助沙特阿拉伯解决其当前面临的三大挑战。第一，沙特阿拉伯将与伊朗和平共处。连接亚洲和非洲的这一重要走廊将会把沙特与伊朗连接起来，沙特便可以为伊朗改善政治和安全关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举措，沙特阿拉伯将不只是向自己的国家，而且是向整个地区证明，沙特阿拉伯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能力的。如果沙特阿拉伯能就区域治理问题与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埃及协商并达成一致，那么中东地区便有望翻开历史新篇章，摆脱根深蒂固的宗教分歧、极端的激进运动和血腥的战争。
第二，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和非洲连接的交通枢纽，便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发展不同的产业，从而使其经济结构多样化。按照现行计划，在阿拉伯半岛修建铁路运输网络旨在将阿拉伯半岛国家与欧洲连接起来。但是，在那种情形下，沙特阿拉伯并不会从中获得太多利益。如果中国修建始于伊朗，经由伊拉克、约旦和以色列，最终延伸至北非的铁路线作为沙特与阿拉伯半岛国家不愿意建设上述的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的替代方案，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发展动力将不会直接惠及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相反，如果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修建成功，这种情况会发生彻底改变。沙特阿拉伯本身可以通过霍尔木茨海底隧道与伊朗连接后，分别修进一步延伸的北线和南线，从而成为连接亚洲和非洲的重要交通枢纽。北线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经由约旦和以色列到达埃及，另一个是在亚喀巴海湾修建桥梁或海底隧道，直接将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连接起来，从而辐射北非国家。南线通往也门与吉布提之间的跨海大桥，这条线可以更加快速地将亚洲物资运至中非和南非国家。沙特阿拉伯一旦成为交通运输枢纽，将能够快速发展物流行业和外贸业，这样一条陆上通道也将惠及阿拉伯半岛和中东地区国家，甚至整个非洲大陆。
第三，沙特阿拉伯通过修建亚非之间的陆上铁路运输走廊，不仅将为沙特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为许多邻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这一运输走廊将促进亚洲和非洲的经济一体化，从而为许多欠发达国家带来发展机遇。当周边国家有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去缓解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造成的政治冲突时，沙特阿拉伯本身的国家安全环境也将得到改善。
在很大程度上，沙特阿拉伯可能承担不起错过这一机遇带来的后果。这个道理是伊朗将受益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这一经济带还将带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等其他国家发展。即使没有阿拉伯半岛海湾国家的参与，中国仍能通过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和埃及这一备选线路把铁路修往非洲，因为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注定要将非洲囊括进去。沙特阿拉伯应该做的就是采纳国际上有人已经提出的建议，即“促进较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与较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合作，提出建立类似阿拉伯马歇尔计划的战略规划”(Cordesman2011;6)。通过阿拉伯马歇尔计划进行投资的最好途径就是将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发展动力注人阿拉伯半岛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启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海底隧道和红海跨海大桥的建设项目，沙特阿拉伯有望成为中东地区的领导者，影响甚至决定21世纪中东地区新秩序的建立。
六、结语
在后美国时代，中东秩序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主流观念的转变，即从地缘政治学转变成地缘经济学。这样的转变能够彻底地改变对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的预测以及中国对此类关系的影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教分歧是根本原因，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沙特阿拉伯过去一直严重依赖美国的保护，因为沙特阿拉伯在该地区最主要的敌人——伊朗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失去了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沙特阿拉伯将不得不面临来自伊朗的持续不断的威胁。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入侵伊拉克引起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令人担忧。“尽管阿拉伯世界最近迅速发展，沙特阿拉伯仍然忌惮伊朗足以破坏沙特政权稳定的能力。对沙特而言，政权的安全和稳定仍然至关重要，而在这一层面，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力量是沙特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最后保障。考虑到伊朗的制约和有限的选择，沙特阿拉伯将更可能选择一直依赖于美国在该地区构建的安全框架，因为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在该地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力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仍然是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支柱。”(NaserAL-Tamimi2012:10)
然而，从地缘经济学角度来看，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非注定会发生。这两个国家都地域辽阔并且紧紧相邻。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伊朗地处战略要地，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交通枢纽，因此，伊朗将会是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最大受益国。更重要的是，这一项目将通过由公路与铁路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把伊朗所有周边国家连接起来，从而改善伊朗的战略环境，同时，这些周边国家也可以看到与伊朗连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将其视为通往中东、非洲和欧洲的大陆桥，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的国家则将其视为通往印度洋的入口。但如果没有伊朗的合作，即使土耳其也不能作为通往欧洲的大门。就这一层意义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未来几十年，伊朗的经济将会像许多亚洲国家一样繁荣。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在21世纪将是不可抵挡的发展趋势。伊朗通过缩限其核项目有可能将会重回国际社会，并将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贸易增长的最大受益者，这也许正是伊朗总统同意此次谈判的原因。从地缘经济学角度来看，停止核项目，伊朗可以换取重新进人国际社会的机会，获得更多利益而几乎不会有任何损失。
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沙特阿拉伯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点：要么勇敢地迈出一步对重大政策进行改革，放手一搏换取更好的未来；要么冒着在21世纪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被排除在外的风险而坚持现行策略。沙特需要做出战略性选择。直到现在，大多数涉及沙特阿拉伯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的讨论都只是强调其石油产量。然而，沙特阿拉伯可以通过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一条连接亚洲和非洲的国际陆路运输走廊，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尚属首次。而亚洲和非洲将是接下来几年内经济增长最活跃的两大地区。如果沙特阿拉伯最终决定这样去做，将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发生深刻的变革。
（本论文为2014年1月8日至9日于沙特Al-Ghad召开的Rahmania年度研讨会特邀论文，原文发表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7月，作者赐稿观察者网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