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楚：中国中东外交须要怎样的话语支持？

元旦刚过，中国介入中东“政治漩涡”，引起世界瞩目。外长与副外长分别会见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主席胡杰与出访沙特、伊朗不久，中国首次颁布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而就在沙特与伊朗两国因奈米尔事件而“翻脸”之际，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像西方不少媒体预测的那样取消或推迟访问中东行程，反而“高调”宣布出访沙特、伊朗与埃及三国，预示着中国将在中东政治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时下出访国媒体并非都对中国中东外交信心满满。沙特“中东网”日前刊出评论文章称：“鉴于中国对于中东地区常常面临的宗教与政治冲突缺乏经验，中东对于中国而言充满风险”。不久前，该网站评论指责“中国一贯将中东外交事务抛给另外五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此类观点甚至更为负面的舆论在中东地区并不少见，究其原因，主要与中国在中东话语构建滞后有关。

建国之初，冷战背景下，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在互不侵犯的基础上展开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以经济外交为辅的外交活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一项中心任务，中国外交也逐渐进入经济外交时代，具体表现为“经济带动外交”，政治外交上“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不输出意识形态与“中国模式”，亦不过度进行自我宣传与吹嘘。

当地时间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这种政策的好处在于，与二战后西方大国一手输出“民主人权”、一手扶植“代理人争夺战”干政的外交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使中国在中东诸国少有负面形象。但长期以来，受“低调外交”思路的影响，中国在中东舆论竞争方面呈现出滞后性。尽管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媒体积极在中东拓展站台与媒体合作，且近几年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影视加快进入中东市场，但总体上，中国媒介对自身的宣传报导仍是以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社会风貌及两国政经合作的浅层介绍为主，而缺乏从更深层面对中国自身内政外交制度与理念的系统阐释。于是，原本因殖民历史而获得中东舆论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成为当地“深入”了解中国政情、经情、国情的主要途径。

我们知道，西方媒体的涉华宣传话语体系中，主导论调不外乎两种：

一是“中国崩溃论”，即认为70年代末以来中国“信贷拉动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奇迹式腾飞”并不稳定，加上市场经济没有所谓的“民主政治”为保障，中国经济崩溃在即。

二是“中国阴谋论”，该理论将中国在中东非洲等地的投资、援助曲解为“新殖民主义”，宣称中国“示好”是为了将中国过剩劳动力转移他国，并在当地圈地圈钱、掠夺资源。

久而久之，许多中东人形成了对中国“又爱又惊，又羡又怕”的复杂印象：热爱中国功夫、茶艺、汉服、民乐、书法、中医等文化符号；惊讶于中国不遵循欧美模式、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路径；羡慕中国短期内从落后国家“华美变身”为发展中大国；畏惧于中国这样一个不遵循西方模式崛起的“怪胎”可能对自身造成“威胁”。此种心态的普遍存在，是当前中东一些政治与知识精英对于与中国合作既想又怕，故而选择“经济向东看，政治向西看”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增强，我们首先须要敢于谈论“中国模式”。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将自身体制推广或强加于人，而是通过自己的声音向外界进行更深刻与全面的自我诠释，以便减少外界对中国民主环境、人权状况、经济模式、宗教立场等问题的“妄猜”与“误读”。

不避谈“中国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增进中东乃至更多亚非拉国家对我国的了解，更是一种政治自信的表现。美国在“监听门”与“虐囚门”铺天盖地的情形下下仍然能够宣扬民主人权价值观，中国在直面自身体制得失利弊的基础上公允表达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并无值得羞愧之处。相反，倘若中国人出于谦逊谨慎，对于自身如何迅速崛起的话题“讳莫如深”，倒会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没有沿着西方模式发展，所以好景不长，连他们自己都没有信心”。

除了“中国模式”，我们的舆论宣传还有必要着重阐释以下两个中国外交理念。其一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这条建国至今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正是中国尊重他国主权的重要体现。然而，数十年来，在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蔑视人权论”、“援助方式危害论”甚嚣尘上。更糟的是，不少从小接受这套话语体系熏陶成长起来的亚非青年人对此深信不疑。笔者曾不止一次遇到中东国家的大学生问及：“中国为什么支持我们的独裁政府？”而当我反问：“那你认为中国应该怎样做呢，派军队到你的国家推翻你的政府吗？”，他们无言以对。我想，未来中国在对外舆论宣传中，如何全面阐释不干涉他国内政不等于无所作为、更不等于支持他国独裁政府，应当是一个关键课题。

其二是“共赢互利”。笔者在突尼斯考察期间，常有当地居民对笔者表达对吸引中国企业的担忧，认为“中国企业喜欢携带很多中国员工，他们来了，突尼斯人会就失业”。在阿尔及利亚，近年来因“中国人抢饭碗抢资源”论引发的排华情绪日益严重。

然而，中国企业“走出去”给当地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却往往被忽视。一方面，以往经验表明，中企在中东与非洲增加投资，加强能源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成为促进当地经济活力的重要引擎，带动原材料生产、加工、物流、餐饮、交通等多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属地化早已成为诸多中国“走出去”国企与民企的重要奋斗目标。例如华为突尼斯分公司中现有80%的员工为本地人，又如近年来兴建的中埃合作区中，85%的员工为埃及人。目前对于不少中企而言，人员属地化的难题包括文化差异、语言交流障碍、招工难等，有的中国企业推出实习、培训或招聘计划，但报名人数不足。然而，由于深度宣传与交流的缺乏，这些信息在当地民间鲜为人知。

突尼斯前妇女部部长、突尼斯大学教授莉莉娅·拉比迪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论述，“突尼斯人想与中国合作，但中国对他们来说太陌生，让他们心生恐惧”。当前，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深入“走进中东”之际，构建相应的话语支持将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这既须要提升我国媒体和新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更新传播方式，也须要中国与中东知识界增加互动，增强学术探讨与智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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