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蒋经国临终哀叹——我看错了人

【台湾大选尘埃落定，两岸未来如何还悬在空中。马英九多年试图在蓝绿两营之间塑造不偏不倚的形象，最终却以丧尽民心落幕。任内未能力挽台湾国民教育中扭曲的历史观，更让年轻一代陷入错觉，丧失身份认同。上溯陈水扁时期、乃至李登辉时期……两岸关系一步步走到今天，实在令人遗憾。

但是李登辉这位由蒋经国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许在蒋经国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才发现李登辉的真面目。1995年，蒋孝勇的遗孀方智怡女士曾向海内外媒体透露，蒋经国在病逝之前，曾对身边家人哀叹说：“我看错了人！”

本文摘自《那些“党国大佬”们》，王家声等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蒋经国的决策性失误，最早体现在1984年3月，当时蒋经国正在竞选连任台湾的“第七任总统”。在事前不做任何铺垫的情况下，蒋经国竟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名此前在台湾政界没有资历和威望的李登辉出任他的“副总统”搭档。李登辉既不是国民党大陆执政期间的文职官员，也不是蒋介石时代参与军事作战的高级将领，甚至，他的国民党党龄还不足10年。在台湾国民党文武高官云集的政治舞台上，资历如此浅的学者型政客怎么可能成为蒋经国晚年寻觅多时的接班人呢？

蒋经国与李登辉

事实上，早在1978年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时，就已在为自己的继任人煞费苦心。最初他也想如其父蒋介石一样，把国民党的继任人确定在蒋家子嗣上。当然，那时可供蒋经国选择的子嗣十分有限，长子蒋孝文多年前就患有不治之症；三子蒋孝勇在台湾商界打拼，马上让其进入政界显然有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只有次子蒋孝武在其考虑之列。蒋经国也的确曾为蒋孝武顺利进入接班程序做过许多实质性铺垫，例如他授意蒋孝武执掌台湾的情治机关，直接插手重要的党务和人事等，不过就在蒋经国眼看次子逐步接班并向国民党政权峰巅循序渐进的时候，竟意想不到在美国旧金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江南遇刺事件”。台湾无法控制的国际媒体真相披露，使蒋孝武涉嫌“江南行刺案”的内幕曝光于世。因为事件发生在美国，遇刺者江南又是美国国籍，美国政府出面干涉，蒋经国不得不忍痛将儿子蒋孝武外派新加坡，世袭交班的计划从此胎死腹中。

为了挽救蒋家政权可能大权旁落的危局，自蒋介石殁后始终生活在美国的蒋氏大家长宋美龄，曾在“江南事件”发生后不久飞回台湾。根据宋美龄身后披露的大量史料表明，她专程返回台湾的主要目的有三：一为参加蒋介石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二是对重病缠身的蒋经国正在台湾实施的“返宪改革”游说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力求对蒋经国提供帮助；三是为蒋氏政权将要结束前夕可能发生的交班障碍就近指点运筹。

但是，宋美龄纵有良苦用心，蒋经国却无意采纳。“江南事件”后的台湾政局早已不允许蒋经国再做“传子”之梦。早在宋美龄返台之前，他就对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公开表示了蒋家人不能继续“世袭”的态度。他说：“由蒋家人士继任一节，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蒋经国不但对媒体这样郑重申明，还在一系列行动中对接班人问题做出了部署。大量事实表明，蒋经国在接班人一事上已经开始走“本土化”、“年轻化”和“务实化”的革新路线。为了安抚那些当年随蒋介石来台的国民党军政高层人物、党内耆宿和军事将官，蒋经国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加以安抚与照顾，另一方面他又开始以“年轻化”为由，大力将一批国民党中生代人士提拔为国民党的中常委，例如吴伯雄、李焕、施启扬和陈履安等人。蒋经国这样做的目的，意在让这些忠于蒋家的青年精英牢牢把握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与此同时，他又让蒋介石时期就进入国民党高层的一批元老，如俞国华、倪文亚、张群、严家淦等人，无形中形成国民党的中央权力核心。蒋经国认为，有了这样的坚固班底，即便将来因为身体原因猝然病逝，国民党的政权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为这些人都是可以信赖的国民党中坚力量。他自信有了这批乃父在世时培养起来的力量，“革命性”、“忠贞性”、“稳定性”的接班人三原则将可得到更为彻底的贯彻。

在这种全盘考虑之下，蒋经国决定启用毫无人脉基础的李登辉。他认为只有像李登辉这样依附他并受其提携得以平步青云的“平民官员”，才能起到没有蒋家人继位却能让蒋家人放心的作用，这也是蒋经国无法实现“传子”计划之后，唯一可以弥补蒋家的权宜之策。当然，那时的蒋经国绝不会想到，李登辉羽毛渐丰之后，竟成为蒋氏家族的背叛者与掘墓人。

蒋经国与李登辉

追溯历史就会发现，蒋经国启用李登辉并非始于1984年“江南事件”之后，早在1972年蒋经国就任台湾“行政院长”时便对李登辉赏识并暗萌重用之心了。关于蒋经国启用李登辉的经过，港台传媒曾有种种臆测与传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媒体谣传所谓李登辉上台系蒋经国身边重臣蒋彦士、宋楚瑜等人举荐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揣测。真实情况恰如李登辉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所以能进入高层，主要是“事出偶然，恰适蒋经国选人之机”——他只是一个意外的幸运者而已。

从父亲病重不能掌管台湾的实际权力时起，蒋经国就开始考虑扶持自己的党羽，而台湾籍官员更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台籍官员人数众多，蒋经国却均不放心，他不希望麾下部属过多地拥有人脉势力。于是蒋经国开始在中下层台籍公职人员中寻觅目标，此时恰逢有人推荐李登辉，李登辉又非常符合蒋经国的选才标准：既是台籍出身又没有属于李氏自己的小团体和私人势力，同时还懂得治理农业。这两点在蒋经国看来是极为难得的长处。

李登辉当时刚从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归台不久，在台湾“农复会”以农经博士的身份充任“技正”（技术闲职），还在台湾大学兼任教职，那时的他只想搞好农业，确无从政的妄想。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李登辉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一次出席友人的私人宴会，李登辉意外结识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这次宴会的主持者是与李氏关系密切的王作荣，此人与李同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经系毕业，回台后在远东经济学会任职。宴会上还有李登辉的另一位农经方面的朋友杨鸿游，同时他又意外结识了王升（蒋经国亲信，时任台湾政战部主任）和李焕（时任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席间李焕和王升两人与李登辉谈到台湾农业问题，他们都感到李氏正是能助蒋经国解决台湾农业发展滞后问题的可用之才。嗣后，李、王两人分别在不同场合向蒋经国介绍了李登辉。蒋、李因缘由此开始。

不过李登辉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数月之后，突然有台湾警察总署人员约他到警署谈话，而且这种没头没脑的谈话竟然接连不断，警察每次都要谈到他早年在台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李登辉为此大感恐慌。更让李心中不安的是，警总的人约谈不断，有时在“农复会”谈话，有时甚至派警车把李押到警总去进行询查，李登辉无法了解这种审问式的谈话背后究竟隐藏何种政治背景，他甚至以为随着这些无休止的谈话逐步升级，最后也许会遭受牢狱之灾。直到半年后，他才接到行政院通知，蒋经国要李登辉陪同下乡检查台中地区农业情况。这时候，李登辉才恍然大悟，“警总”前期的审查原来是蒋经国将要重用他的一个考查程序。

当时的蒋经国正为台湾农业生产存在的大量问题而忧虑，尤其是粮食产量过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和土地过于便宜等，而李登辉初次见面即能谈清如何解决“肥料换谷”制度的种种弊端，这让蒋经国对他刮目相看。李登辉在当时（1973年）尚不是国民党员，可蒋经国居然破例允许他列席参加国民党的四中全会。嗣后不久，王作荣又受上层之命，主动充当李登辉的入党介绍人。在这些程序走过之后，蒋经国便决定提拔李登辉为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学家就这样在蒋经国的刻意提携下进入了台湾政界，而且还是台湾众多从政者所不敢企及的显赫要职。

李登辉在6年“政务委员”任期内采取的韬晦策略是：从不在公众场合张扬自己，但暗中不断向蒋经国提供“农业调研报告”，因此深得蒋氏的信任和垂青。1978年蒋经国就任“总统”以后，开始经常带李登辉下乡，两人几乎无话不谈。一年后蒋经国又把李登辉提到“台北市长”的要位，要李替他解决台北市区经常堵车的问题。李登辉为此每天乘公交车或在早晚高峰期守候台北主要路口，最终想出办法控制了主干路严重塞车的现象。蒋经国初时对李尚有些不放心，他经常向部下询问对李的评价，还经常亲自出入李氏的办公室或家中，每星期至少有两三天在中午或者晚上亲自来到李家，直接听取他汇报当“市长”后每天决策的重大事情。有时蒋经国来到李家连正在厨房烧菜的李夫人也不知情，蒋便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等候李登辉下班归来。直到3个月后，蒋经国才放了心，告诉李登辉说：“下次我不来了，你做得不错嘛，我很放心。”至此李登辉方明白，蒋经国亲自来他家询问情况，是担心学者从政只会说话不会做事。

蒋经国的失误在于，他在相当长的考察与试用阶段，并没有真正看清李登辉的伪装面目。他所看到的都是表象。而李登辉对台湾农业提出的许多合理化建议在实践中获得的短期效益，则让蒋经国对他的才能与忠诚笃信不疑，特别是李登辉全部脱离农业和教育投身政务后，其事事躬亲的作风颇得蒋经国赞许。蒋经国生前始终无法看清的，则是被李登辉的笑脸和恭维深深掩盖着的政治野心及善于周旋于官场的巧妙为官之道。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然病逝。李登辉爬上台湾最高政治宝座之初，对蒋经国生前的许多重要政治决策尚能维护执行，力图给人以民主、团结和尊重元老派的印象，尤其是对蒋家遗孤的慰挽之情，一度深得好评。对有恩于他的蒋经国，李登辉甚至情愿偕夫人连续为其守灵半月，还大笔一挥给蒋经国的遗孀批了一笔钱，作为养家之资。然而他很快就露出了隐藏已久的凶相：先是为了争抢国民党代理主席，利用一批少壮派人物封杀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致使她为阻止李登辉夺取国民党党权的一封信胎死腹中；接下来，又将蒋孝勇排挤出局，甚至连蒋孝勇求见也屡屡拒之门外，最后让蒋孝勇不得不远走加拿大避祸；1990年蒋经国之弟蒋纬国见李登辉没有丝毫功劳即抢走了国民党的半壁天下，气愤之余联手众多国民党内的拥蒋人士，准备利用台湾“大选”之机重新夺回军政大权。李登辉发现形势对他不利，便集聚身边的少壮派势力和国民党的“八大老”对蒋纬国等人进行围攻瓦解，最后还利用在日本任职的蒋经国之子蒋孝武，演出一幕“亲痛仇快”的“大义灭亲”闹剧，终使蒋家彻底失去了再次问鼎台湾政权的机会。

李登辉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后，暗中联络并指使素与蒋家为敌的陈水扁及民进党，在高雄和台北等地大搞清除蒋家影响的活动。虽然出面拆除蒋介石铜像和摘掉蒋经国画像的人是陈水扁（时任台北市长），可暗地操羽毛扇的人是李登辉。而李登辉对蒋经国身后的重要背叛，莫过于他与“台独分子”的勾结。蒋氏父子在世时对主张“台湾独立”的一伙反动势力始终严厉打击和镇压，李登辉上台不久，就把流亡美国的台湾最大“台独”头目彭明敏礼迎回台，并且单独会见。彭明敏也为李登辉的上台和施政积极出谋划策。两人称兄道弟，一时引起台湾政坛侧目。正如美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题为《李登辉如何继承蒋经国遗志》的文章中所说：“李登辉从前文雅谦和的学者面目，在他执政后逐渐为强悍和霸道所替代了。他对蒋经国反台独路线的背叛，将让台海两岸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波谲云诡。”

在李登辉执政晚期，因其“台独”思想作祟，甚至公然背叛国民党的切身利益，暗中联合与支持陈水扁及民进党的极右分子，致使“台独”分裂势力逐渐坐大直至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1995年，面对蒋氏家族瓜果凋零的凄楚结局，蒋孝勇的遗孀方智怡女士曾向海外传媒透露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信息，即蒋经国在病逝之前，曾对身边家人哀叹说：“我看错了人！”

蒋经国在台湾执政13年的功过是非，世人评说，各有千秋，但晚年提拔李登辉作为国民党的继任人，无疑是他运筹国民党前途的一次重大决策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