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后《伊朗十记》：伊朗是观察世界的凹凸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自从去了伊朗后，我深深地被这个国度的魅力所“迷惑”了。去了欧美日多个发达国家，这种感觉还从来没有过。尽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陈旧，也看到过一些处在贫困中的民众，而且它对美国的强硬立场我也很难苛同，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或许应该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内容。

可能是一种好奇心吧。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说过，有时候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国的崛起所激发的。这位生于公元前2世纪汉尼拔征战意大利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曾经记述了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尤其是记述布匿战争而成就了他的学术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种崛起的惊讶的确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着迷。当年希罗多德写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阿拉丁·朱威尼写蒙古帝国的闪电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惊讶与好奇。我这位古代中国史专业的学士、世界历史专业的硕士、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生对伊朗的好奇，应该跟古代前辈历史学家们的感觉时是一样的吧。

自从去伊朗后，很多好奇心引发的疑问一直在“骚扰”着我每天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也在“催促”着我能够早日实现再一次的伊朗之旅，以寻找到解除好奇的归宿。我觉得，我的好奇问题必须要从那些只能从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伊朗人充满着如此深厚的民族自信甚至文明自信？那种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现实基础的，甚至有种超越未来感。比如，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专家会很坦诚地说，中国虽然在崛起，但最多只是一个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毛泽东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难有底气说，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但是伊朗人不一样。

我在首都德黑兰、古都伊斯法罕不至一次听到有伊朗学者反问，中国经济总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么不是世界大国呢？伊朗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伊朗的能源控制与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世界，这样的能力只有世界级强国才能拥有。

在一些务实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或许是某种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导致其目前国际处境窘困、被欧美国家制裁数十年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应该是对的，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讲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上在，不怕没柴烧”，没有任何中国人愿意干像伊朗那样看似鸡蛋碰石头似的“傻事”。

历史应该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同样是1979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没有爆发过战争，坚持和平地发展，与西方国家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迂回博弈，却又不撕破脸面。同年，伊朗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却单向化为连年的制裁与反制裁，还进行了一场死伤无数的、悲烈且残酷、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同样拥有古老文明、地区国土面积最大、号召力一度最强的两个国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了不同的民族命运。

但历史就像一张唱片，不只有A面的阐释，还要有B面的解说。20多年前，中国也曾受欧美国家的经济联合制裁，两三年以后，这种制裁就被彻底突破了，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外交灵活与妥协艺术的表现。但伊朗人却在欧美制裁中恍然间生活了30多年。2012年号称欧美国家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来临时，伊朗朋友却回答：30多年我们都过来了，我们还怕多一次吗？

所以，当我们论述对外来冲击的承受力，中国在伊朗面前是缺乏底气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互联网价值、金融冲击、能源波动、贸易投诉甚至外界舆论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我们的承受力目前也在不断累加，但我们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中，让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关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甚至他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在乎外界反应有时甚至超过对国内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于是，很多时候，中国都有种“内外交困”感。

30多年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如胶似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是如临大敌。但现在的两国处境再次印证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纪初的伊朗与西方关系磨刀霍霍，生怕擦枪走火，而中国与西方之间却是相互依赖，甚至同舟共济。

我问过好几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员老百姓商人，为什么中东那么多国家，只有你们伊朗人那么反美？在回答中，他们的眼神与语调通常充满着坚定、坚持与坚强，“他们那些国家是完全地投降给西方，没有尊严”、“我们需要平等与尊重”、“只有我们是拥有独立外交的国家”等等，听着这些言语，会很容易明白，30多年来当代伊朗史的核心词句其实就是“尊严需求”。

这种需求不正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需求都得以满足之后的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吗？如果可以这么理解的话，那么，恐怕任何人都不应小觑伊朗这个国度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爆发力。因为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正好排在“尊严需求”之后，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够坚持着自己的“尊严追求”了。

相比之下，过去30多年当代中国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却是夹杂着自豪与憋屈、混搭着进取与妥协、揉合着狂放与隐忍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国家发展的一个横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骄傲或自卑、欢乐或愤怒、得意或不满，这种复杂的五味杂陈或许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看，伊朗的发展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这镜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国崛起的成绩、沉稳甚至伟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国现状的痛苦、摇摆甚至窝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镜，大家彼此平视，彼此借鉴。这种平视或许比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平视更容易一些，因为中国人对欧美国家的仰视、欧美国家对中国人的俯视带有差不多200年的历史惯性，不容易纠正。中国与伊朗的相互平视，中国人却拥有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多发掘伊朗人的历史与文明源头开始。

被小瞧的伊朗文明

中国学者姚继德曾统计过，从1900年至2007年的一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各学科出版和发表的伊朗研究论著总量达到了1603部（篇），“在东亚地区各国的伊朗学研究中可能是最多的”。据称，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南大学、中山大学还有五个伊朗学的研究基地，但是真正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中找到一些伊朗研究书籍，并不是那么方便。相比于其他国家，伊朗的文献实在是少得可怜，完全没有面对美国、日本、欧洲研究时那种汗牛充栋、无所适从的感觉。

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还是能找到一些伊朗或波斯方面的书籍，但是整体上看，伊朗研究更像是一门“隐学”，而不是与目前伊朗国际热点地区相称的“显学”。从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经济、社会、对外战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却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就像水一旦不流动，就会发臭，学问一旦与现实脱节，就变成了“文献学”，甚至“死学”。这是我行前在图书馆泡了一段时间后的直观感受。

伊朗研究有可能成为“死学”的最大信号莫过于对伊朗文明的漠视。比如，有一部封面上写着“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世界文明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马克垚教授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世界历史学家，但三卷本数千年文明将近1500页的世界文明史记述，波斯文明只有区区6页。这种现象同样在美国学者的著作中显现，由爱德华·伯恩斯教授等撰写的、60多年来被重新10次左右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对伊朗的文明记述同样在重复着这样的漠视。

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它的大超过城市、超越国家甚至超越一个大帝国。对于文明的淡化，潜在的逻辑就意味着对一个重大群体文化习俗、特征、历史重要性乃至于现实存在感的抹杀。我不敢肯定，对伊朗文明的漠视背后是否有些“学术阴谋论”的味道？最大的“学术阴谋论”莫过于“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历史叙述中的渗透，仿佛整个世界历史都是由西方创造的。而这本身就是西方“学术软实力”、“思想软实力”的隐性基石。

我在之前的各类书籍中，很难找到伊朗或波斯文明的影子。在现代史之前，历史学家阿达·博兹曼曾发现了5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廷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的12种文明中，其中7种已消亡，有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廷文明，还有5种一直延续至今，包括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波斯帝国伟大与雄伟的人，很难想像，波斯文明为什么没有被划入到这些大分类中。

或许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传世之作《历史研究》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认为，波斯文明应归于两类文明：一是卫星文明。为了与成熟文明划出明确的界限，卫星文明是文明系属的分支代表，与“独立的”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汤因比划分的33种文明中，独立的文明有诸如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卫星文明则包括有如密西西比文明、赫梯文明、伊朗文明等。在他看来，伊朗文明先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萌芽，后是叙利亚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其世办诸文明的成长阶段，“波斯文明”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到了公元19世纪就结束了。

二是流产文明。在汤因比看来，流产的文明可以被界定为：其追随者在开始时试图扮演某种特殊的角色，但遭到了失败，后来某个其他文明的追随者却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两个起初竞争的文明头一个便消失了。它要么彻底销声匿迹，要么留下了一点支离破碎的残余。在他看来，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伊朗文明就被彻底希腊化了，然后“试图缔造新的文明时就流了产”。

伊朗(波斯)文明真的是卫星文明、流产文明吗？我曾就这个问题问一位波斯语专家，他推荐我去翻阅一下前伊朗国王巴列维(1919－1980年)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那本书里写满了这位已故的伊朗最高统治者对祖国的真切独白与内心纠结，以及对过去曾经亲密盟友西方的反思。我愿意把这些关于西方人伊朗历史观的话抄写一遍：

西方人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之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西方对伊朗历史缺乏兴趣，不理解波斯(古代和现代的波斯)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个人对历史的回答必须从我的祖国三千年波斯文明史开始。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结果导致了伊朗试图进入20世纪的失败，也许预示着我认为是朋友和盟友的国家更大的失败。

写这些话时，巴列维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开篇就写道，写这本书是“如同和时间赛跑”，“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高烧、发冷和剧痛。在奎尔纳瓦卡，医生最初诊断是肝炎和疟疾，最后才确诊为我的淋巴癌可能复发了。”1979年初伊朗发生了霍梅尼革命。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出走，先后在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和墨西哥等国流亡。9月16日，他在墨西哥完成了《对历史的回答》第一稿。10月22日到美国治病。两周后，伊朗民兵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把50多名美国人扣作人质，要求引渡国王，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接着，巴列维又从美国前往巴拿马，再往开罗，得到了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避难权。1980年7月，巴列维病逝于开罗。

《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不厚，在约10多万中文字的自述中，这位少时曾在瑞士留学多年的老国王真切地记述着伊朗由于天生地理劣势与历史包袱的沉重带来的国家悲情，以及自己纵横捭阖于欧美、苏联以及国内摩萨台政治势力之间、致力于伊朗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艰辛。

正如巴列维所提及的，伊朗地缘政治的优势与弱点在于，位于欧洲和亚洲、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交叉路口。三面环海――北面的里海、西南的波斯湾和南面的阿曼湾；三面环山――厄尔布尔士山脉几乎贯穿北部边界、西边是扎格罗斯山脉，东南部是俾路支山脉，西北－东南的边界轴线上是山地和盐碱沙漠。中部地域是空旷而又贫脊的，人口、财富、文化几乎都集中在周边的省份。这就是为什么波斯那么多年来的首都都建在边缘有大城市的重要缘故，也是波斯在过去2000多年常受到外族侵略却又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的地理护佑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列维感叹道，要保持这样一个国家的统一，领袖要以他的活力、雄心壮志和聪明才智，有时是坚定的智慧。但许多时候，外国与公开入侵伊朗，再与内部阴谋相配合，“所造成的创伤就会非常严重”。

地缘很大程度着决定一个帝国的成败与悲情。伊朗地缘政治的险恶是偏隅欧亚大陆边缘方位的欧洲、以及两面邻海、南北弱国的美国所难以想像的。怀着这种基本的地缘认知，再稍微摆脱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来读巴列维这本小册子，我内心对伊朗文明的敬意与同情油然而生。

（2012年9月15日 在游历伊朗7个多月以后，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