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越共十二大，没有转折点

备受瞩目的越共十二大选出了总书记，现任总书记阮富仲“如愿”当选，而且是等额当选，更重要的是阮富仲已经是超龄服务了。现任总理阮晋勇也是“急流勇退”，不仅没有如外界一开始预测的那样“高升一步”，当上总书记，反而退出了越共中央委员会。“二阮”的政争告一段落。这可能是越共十二大中最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也让具有“线性进步”思维的观察家们有些意外，越南政治改革可能进入了一个盘整期，而不是走向美式民主。

越南自由化的谣言与现实

在越共十二大之前，传言不断，包括越南将放弃越共领导，拥抱美式民主制度等等。而十二大之后，这种预期可能已经脱离了越南的政治现实，至少不适合当下的政治气氛。阮富仲所代表的“北方派”稳住了阵脚，至少在意识形态上不会迈出太大的步伐。南方派与北方派的分野其实也是越南国家整合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长期以来越南南北在历史传统和政治思维上是较大差异，而南北政治派别的对立与竞争也会将这种差异固化下来，最终体现在最高权力当局的路线与方针选择上面，保守与自由也就有了地理的含义，南方派比较自由，而北方派比较保守。

那么，阮晋勇的出局是不是意味着保守派对自由派的胜利呢？也未必如此，越南自1986年黎笋去世之后，开始探索改革道路，逐渐形成了比较具有特色的政治权力架构。

越共十二大投票现场

“四驾马车”是对越南中央分权的形象概括，总书记、总理、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实现了分权，但是，这种分权并不是权力在制度上的分离与制衡，而是人事上的安排，结果看上去很分权，实际更多的是一种越共内部权力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只是在很长时间里，越共在形式上对外界保持了高度的团结。总理主要掌管经济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逐步自由化的过程，如果掌管经济改革的官员都是保守派的话，那也谈不上改革了。

阮晋勇当总理的十年里，越南经济快速发展，最终加入了美国主导的TPP，对9300万越南人来说，这是加入到国际市场的重要抓手。经济自由化是改革的大趋势，无论阮晋勇能不能高升，都不会逆转这一自由化潮流。因此，很难用自由派失势这样黑白对立的话语和思维来理解越共十二大的结果。

然而，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急剧右转，阮晋勇的引退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位强势的总理，不仅在经济问题上频频发声，而且将触角深向了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俨然成为越南的“一把手”。这已经触犯了越共长久以来形成的脆弱的政治均衡格局，另外，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均衡分配，阮晋勇自身的政治口碑并不是很好，他的子女介入到越南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之中，被认为是“太子党”，而他自己也当上了美国的爹（女婿具有美国国籍，且亲家曾是南越的高官），这些都与越共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些不搭调。

在越共中央委员会中，阮晋勇的势力也不够稳固，多数人支持阮富仲继续担任总书记。阮晋勇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所代表的政治自由化的符号也与贪腐自肥联系在了一起。在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制度和法治传统之前，自由化的速度并不等同于快速获得真正的自由。

阮富仲

制度退化与进化

分权与集权，到底哪个更好？这样的问题本身忽略了权力需要制度化的事实。无论分权还是集权都需要制度，“四驾马车”的权力分配形式要比一驾马车更先进？未必如此。现代国家的进化在于权力通过制度予以实现，否则，就是制度的退化。观察越共十二大，也许最大的看点不是“二阮”之间的竞争，而是看越共制度化的水平。

阮富仲当选为总书记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内含着制度退化的因子，如果持续下去，只能让越南的自由化进程缺少制度支撑。第一，按照规定，65岁就要从权力岗位中退出来，阮富仲已经70多岁了，只是因为在越共党的决议中出现了“特殊情况”的条款，为阮富仲等大龄高官继续掌权开了后门，而这样的后门本身就是制度的漏洞，特殊情况变成了某些人的特权。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政治系统中，年龄的严格门槛可能是实现权力代际更替的最佳办法，这样减少了制度的不确定性和人为因素，以此作为各方妥协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越共从1986年开始改革开放事业，政治权威已经难以人格化了，大家都是凡人，已经难以再找到权威人物。换句话说，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发展的逻辑也契合越南经济自由化的大方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培育最终会形成一种自我的秩序，真理让位于常识。阮富仲的连任，不仅破坏了越共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的默识与承诺，也不利于权力的代际更迭。

阮晋勇

70岁，的确已经不小了，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可能这是智慧沉淀的年龄，里根总统也是高龄入主白宫。年龄不是主要的障碍，主要是看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的权力。另外，集权，至少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集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四驾马车的权力架构并不利于制度化，内政与外交脱节，更严重的是因权力斗争使国家的政策缺少连贯性和一贯性。阮晋勇的过激做法，比如2014年越南国内出现的反华行为，缺少来自高层的制衡，结构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阮富仲连任之后若能建立起制度化的集权，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阮富仲上台之后，中越关系是不是可以从低潮中走出来呢？短期来看，至少不会恶化，甚至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毕竟阮富仲被视为“亲华派”，但是2015年7月，阮富仲也曾历史性地访美。中越两党之间的沟通渠道未必可以建立起两国的利益纽带。

中越关系在过去的一千多年来就比较复杂，反华思潮本身就构成了越南民族主义的一种刺激性因素，不要低估了越南捍卫本国利益的自利的做法和惯性。当年中美两国在越南角力甚久，两大国都将越南当作筹码，结果最终是越南把大国给耍了。与越南打了多年交道的基辛格也是深有体会，越南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弱小的棋子。

我们关注越共十二大的时候，尤其是越共的意识形态表述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也不要低估越共其实就是越南的化身，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当年美国就是低估了这一点，多米诺骨牌理论才如此误国，让美国跌落在越南。中越两国之间有政党沟通的便利渠道，但仅仅是渠道而已。两国在南海的现实利益之争，以及历史上就存在的隔阂与分歧，不会因为阮晋勇的下台而结束，也不会因为阮富仲的连任而消除。比较务实的做法是，观察越共的制度化水平以及未来方向，在寻求两国国家利益纽带的同时，也要找到越南的后门与漏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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