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用结构性投资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

当前，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5年末，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实际上，在产能过剩的背后是整个经济供给结构的失衡，即主要以重化工-基建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同时在生态资产、人力资源、清洁能源、科技资产、基础设施、高新产品等广义生产要素与优质产品领域存在着长期短板、严重的供给短缺。

因此，要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环在于用辩证的、积极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将“去产能”和“补短板”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通过“补短板”来“用产能”，从而实现“去产能”。

如何看待过剩产能

什么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又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过剩产能并不是铁板一块，需要加以分类，具体分析。

其中一类过剩产能可以称为“标准性产能过剩”，即在环保、安全、消防、能耗等政策标准上不达标，丧失存在资格的过剩产能。多数“标准性过剩产能”产生在企业滚动式高速增长阶段，设备水平低、管理粗放、环保理念不足、安全措施不够、相关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近年来环保标准、安全标准逐年提高，执法力度逐年加大，这类产能既无法达到国家生产标准，也不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趋势，因此是必然要被淘汰的落后冗余产能。

另一类过剩产能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上述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落后，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大幅下降，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

就规模而言，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很庞大，主要集中在重化工-基建领域，涉及2-3亿吨钢、几亿吨水泥、几十亿吨煤炭、万亿度级别的电力，以及大量铝、有色金属、石化产品、几十万台工程机械和运输车辆，另外还有以存货形式表现的过剩，如约6亿平米的商品房库存。行业人士估计，这些行业过剩产能平均在30%以上；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产能过剩程度也将会进一步上升。

如何看待“相对过剩产能**”**

目前，社会上很多人习惯上将所有过剩产能都视为是负面的、多余的，因而应该被淘汰。这种一刀切的看法十分片面。

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也就是符合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那部分过剩产能，就技术-经济标准而言，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好产能”。它们是几十年来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技术人员、企业家，从无到有，一点一滴，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积累起来的生产性资产。必须看到，这些生产性资产是我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汗水结晶与财富积累。

这些产能都曾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成就与财富；即使在今天，也是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印尼）求之不得的宝贵工业资产。如今，在我国这些“好”产能之所以被当作“过剩产能”、“坏产能”，只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市场有效需求持续下跌所致。如果出现新的市场需求，今天的“相对过剩产能”不就立刻能变成明天的宝贵生产性财富了吗？

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吗

我国国民经济必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但是难道对上述这类过剩产能就真的不存在潜在需求了？

经济学习惯区分需求与需要，如果不谈短期需求，而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国民安居乐业的长期需要，就能发现，上述相对过剩产能都是国家长期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生产资料。

事实上，从长期看，我国有四大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短缺，包括广义生产要素、高新产品、民生资产以及国家安全资产。

1.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

2.高新产品，包括战略性科技产品、优质消费品等。

3.民生资产，包括公共服务能力、社会保障住房等。

4.国家安全资产，包括南海开发，南疆开发，软实力与话语权基础建设，“一带一路”战略设施所需的基础设施，相应军力、投射能力建设所需的巨大先进军备装备、技术与人员等。

上述这些关乎我国长期发展潜力与质量的广义生产要素、民生资产和国家安全资产，我称之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从历史国情与国际比较观察，我国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积累严重不足。对这些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投资，涉及的项目许多都是超越都江堰规模的超级国家工程，而其投资设施的主要耗材就是当前的“相对过剩产能”。当大工程一开动，就意味着将新增加对钢、煤、电、铝、化工、建材、工程机械、运输车辆、建筑工人等的有效需求，直接将“过剩产能”转化成了“有效产能”。

可见，解决相对过剩产能的问题，既要坚定不移的“去产能”，即淘汰不符合政策标准和发展需求的不达标产能；更需要规划与部署对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或简称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通过实行结构性投资，实现有效利用相对过剩产能。“去产能”与“用产能”应当两手抓、两手硬，才能实现“调结构、促增长”的长期目标。

为什么国家基础资产投资不足

当前产能过剩，根子在国家基础资产投资不足。为什么全社会对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不足呢？根本原因在于这类国家基础资产的一些特性，导致投资主体缺位。

1.规模大。属于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项目一般规模巨大，通常以千亿、万亿计，单个企业乃至企业联合，通常都没有这样的投资能力。

2.投资周期长。基础资产工程建设时间以5年、10年乃至几十年计，在企业能够接受的回报期内没有回报。

3.高度不确定性。基础资产投资项目多是超级工程，涉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规划、涉及地区间协调、甚至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磋商，这些项目的不确定风险远远高于一般制造业投资所面临的风险，远非一般企业能够承担。

4.收益排他性模糊。市场型企业的投资要求谁投资、谁获益，要求完全的排他性，而这些超级工程的收益权（定价权）如何实施，历来在各国都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因此不适合市场中的企业投资。

企业不适合作为宏观-战略性的投资主体，国家财政同样也不合适。因此，必须创造一个新型投资主体，我们将其定位为准市场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

如何打造****新型投资主体

实施宏观-战略投资的关键是打造新型投资主体。借鉴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经验，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其要点是：

1.在基金体系下，按不同领域及其同一领域的不同地区，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如国家创新创业引导资金、南海开发基金、塔克拉玛干综合开发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等。

2.基金实行混合所有制（PPP模式），由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在金融市场特许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吸引国内外大机构作基石投资人，吸引社会投资大众作为（优先回报的）投资者，再加上直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牵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

3.市场化方式挑选基金管理人，开发使用那些国家部委办局中包括已退休但仍适宜工作的、具有产业和大型工程/企业工作经验的专业干才，与资本市场的现代专业人才结合，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

4.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合规运行。

5.统一规划布局，分期有序实施。对广义生产要素的投资，不少都是“都江堰式”的超级工程，必须在充分论证、科学决策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而一些则是相对成熟，可尽快立项设立（如解决“去库存”问题的“国家保障房储备投资基金”）。

宏观-战略投资有没有经济效应

就宏观-战略投资的自身项目而言，因其投资周期长，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首先，宏观-战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其特点是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对其需求是长期和刚性的；其次，这类资产的收益具有固定收益的特点，不依赖竞争性行业中所必需的企业家精神；再次，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往往与人均收入水平正向相关，具有资产收益跨时递增的特性，即社会经济越发展、人均收入越高，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就越高。香港公租房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

就投资的外溢性效果来看，这些宏观-战略投资在短期就开始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这是因为，这类投资绝大部分是超级工程项目，能够直接拉动对当前过剩产能的有效需求，把那部分因需求不足而相对过剩的产能利用起来，转变成有效产能，从而通过“减产能”和“用产能”的双轨制，减轻产能压缩的难度；同时，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因固定资产报废的资本损失，减少工人下岗领取社保救济的财政压力，还能获取这部分被宏观-战略投资救活的产能的税收，对国家财政与社会稳定都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其中属于科研投资和劳动力升级培训投资的部分，则能增加收入从而拉动消费及第三产业发展。

总之，由宏观-战略基金对国家长期发展必须的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开发性投资，在当前，可以显著提高宏观有效需求，抬升经济增长的底部；在长期，更是具有良好回报的超级投资机会。

（本文转自《经济导刊》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