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伟：从塞纳河畔到扬子江边——纪念罗曼·罗兰诞辰150周年
一百五十年前，1866年1月29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克拉梅西出生。对于上个世纪的中国，他无疑是带来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当马塞尔·普鲁斯特（18721-1922）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894-1961）以无与伦比的写作风格后来居上地席卷了法国，掩盖了罗曼·罗兰这位曾在1915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的风采，然而他的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在中国读者的记忆里却依旧鲜活。
罗曼·罗兰（资料图）
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名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或是一本书名的记忆，在这本著作中展现的是一种世界观，这本描述成长的小说，得到了上个世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声赞扬。他们似乎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以贝多芬（1770-1827）为原型而创造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面对欧洲即将进入恐怖的第一次世界时的感受。
卓越的体现一个时代的维克多·雨果（1802-1885）也曾经影响着中国，他在颐和园遭洗劫后，曾撰文捍卫中国的尊严。然而，当我们与中国作家、艺术家甚至是政治人物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到中国对罗曼·罗兰（1866-1944）怀抱着一种独特的热情。
鲁迅（1881-1936）带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了辉煌，罗曼·罗兰很欣赏他的《阿Q正传》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鲁迅在将法国作家引入上海文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徐志摩（1897-1931）是一位英年早逝而一生富有浪漫情怀的诗人。1925年，他将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1828-1910）的作品放在同一高度品评，比喻两人的作品如磅礴奔腾的河水。托尔斯泰如穿越寸草不生之土、杳无人烟之境，将亚娜斯亚·博利尔纳与尼罗河所代表的智慧结合在一起；罗曼·罗兰则像是滋润一方土地、哺育万千儿女的悠悠长江。
电光火石之间，徐志摩将罗曼·罗兰从塞纳河畔带到了扬子江边，拉近了他与中国读者的距离。
然而，事实上是傅雷（1908-1966）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罗曼·罗兰文学天地的大门。他是一位卓越优秀的翻译家，对待翻译工作力臻完美，没有他的翻译，巴尔扎克（1799-1850）的作品在中国将绝不可能得到如此全面深入地展现。傅雷的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转换，而是将一种精神从欧洲传递到中国，是一种对普世精神的追求。
傅雷与罗曼·罗兰对文学有着同样的尊敬，除此之外，他们也与历史上伟大的创作家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傅雷还译有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及《米开朗基罗传》等众多著作。这两位灵魂工作者也都同样地热爱音乐，在静心聆听音乐中体会着灵魂的升华。
站在黄河岸堤或扬子江边，每当人们诵读罗曼·罗兰的文字，都仿佛能够听到傅雷带有悲剧色彩的声音。那是在1966年9月3日，在夫人朱梅馥的陪伴下，两人一同自杀，直到死亡都不能将他们分离。自此，他们逃离了文化大革命带给他们的屈辱和暴力.
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中国引起的共鸣有时似乎令人费解，因为他的《甘地传》、《鲜活的印度》、以及他对拉马克里斯那（1836-1886）和维韦卡南达（1863-1902）的一生的描述，都展现了他对印度文明拥有着巨大的热情。而他也从未像他的朋友保罗·克洛代尔（1865-1955）那样，如此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克洛代尔曾经在福州生活过，纵然这个城市给予他无限灵感，让他无比热爱，然而中国与他深奉的基督教信仰却又是如此迴异，于是他与中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以至鲜有他留下的痕迹。
正因为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找到了与其自身形象的相呼应之处，中国才对这部作品格外关注。而克洛代尔信奉的天主教义，不像罗曼·罗兰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样触动中国这个信奉孔孟之道的世界。
纵观清末之后的中国，中华民国、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系列事件都被认为是人民解放进程上伟大的一步。在这个文明全面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罗曼·罗兰的理想主义就被热情地接受了。
世界历史的长河浩浩荡荡，有交汇也有终结，然而罗曼·罗兰是两个文明对话的巅峰，它滋养着罗曼·罗兰在扬子江边永恒的存在。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是一个超越民族主义的欧洲主义者。虽然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曾经影响中国，然而中华文明从古代开始即是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作品。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地经历战争的洗礼，但是中华文明却生生不息，追求和谐，渴望和平。
中华文明的“大同”是一种永恒的世界和平的理想，这一理想与《约翰·克里斯朵夫》颂扬的博爱精神不谋而合。
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寻求世界大同，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体现，而在他的身上，中国又仿如对镜正冠，重拾中华文明中最高尚的传统。
诚然，罗曼·罗兰曾经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分裂、世界几近陷入毁灭的深渊。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逐步地迈向一体化的道路，这证明了罗曼·罗兰指出的人类道德所该选择的道路，更是指引了一条通向欧洲民族团结的光明大道。
新世纪的中国，当她在世界舞台上找回了自身的地位，仍然将继续高声朗读罗曼·罗兰的文字。而西方世界，也将再一次仔细品读这位被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评论为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富有人类道德伦理意义的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
在罗曼·罗兰眼中，没有欧洲与中国的分别，只有灵魂的升华与沉沦之别。正如他在博爱颂歌中写到的一般：“当我们能够感知灵魂达到某种高度时，便不再有国界之分，人们感受着友邻民族的幸福或灾难，就如同是自己的遭遇一般。”
当灵魂随着书页飞扬，歌颂永恒的人性之际，遥想彼时，傅雷满腔热情将这些不朽篇章献予扬子江，心不由得也随之变得更加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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