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洋：这么大丑闻，日本传统媒体为何集体噤声

根据朝日新闻报道，1月28日，安倍内阁成员、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甘利明在记者会上宣布辞去经济再生担当大臣一职。甘利明是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以来，第四位因政治资金问题宣布辞职的内阁大臣，之前则有原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原法务大臣松岛绿，以及原农林水产大臣西川公也。

抛开甘利明辞职对今后“安倍经济学”的影响不谈，仅从日本媒体的舆论监督来看，不难发现将甘利明拉下台的并不是像读卖新闻、朝日新闻这样拥有巨大发行量的报纸，相反却是一本名叫《周刊文春》的八卦杂志。这确实令人大跌眼镜。

把甘利明拉下马的不是日本传统大报，而是一份八卦杂志

事实上，甘利明并不是被《周刊文春》拉下马的第一名内阁大臣。2015年2月因率先揭露时任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的政治献金丑闻，最终迫使下村于当年9月引咎辞职；2015年10月，《周刊文春》报料内阁复兴大臣高木毅在30年前是偷窃女性内衣裤的惯犯，而使得高木在国会受到在野党的追责，同时也对安倍晋三的人事安排进行批判。

除了《周刊文春》外，拥有相同报道风格的《周刊新潮》也同样“战绩显赫”。2013年2月，《周刊新潮》因报道时任国土交通大臣政务官德田毅的性丑闻，最终使得德田引咎辞职；同年7月，因曝光日本众议院运营委员会委员长佐田玄一郎“情人旅馆买春，4万日元援交20次”丑闻，使得佐田辞职；2014年10月，《周刊新潮》揭发时任经济产业大臣、前首相小渊惠三之女小渊优子公款私用，使得小渊不得不宣布辞职，而此前小渊优子曾被认为将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

虽然《周刊文春》和《周刊新潮》在舆论监督方面看起来收获颇多，但却并非是日本的主流媒体。首先，与日本报纸动辄上百万的发行量相比，周刊杂志的发行量不过九牛一毛，因此传播范围极为有限。其次，从传播效果来看，电视、广播能够将声音、表情等更为直接地将信息传递给日本国民，而经过编辑整理的周刊杂志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最后，根据日本通信调查会在2014年10月发布的媒体信赖度调查显示：受访者对报纸的信赖度为69.2（百分制），对杂志为44.3。日本人对于杂志的信赖程度极低。这样就使得战后至今，只有小泉纯一郎时代将周刊杂志纳入了首相外访随行记者的范围中，其他历任首相均没有。

那么，为什么将甘利明大臣拉下马的是《周刊文春》这样的八卦周刊杂志，而不是传统大报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新闻界与政界特殊的采访关系。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留记者俱乐部采访制度的国家。在日本的国会、首相官邸、内阁以及其他中央机关均设有记者俱乐部。只有经过复杂冗长且不透明的审核，才能有资格进行采访。现在，日本主要权力机关记者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来自NHK、5大全国发行报纸、主要民营电视台以及两大通信社，而周刊杂志的记者则无法进行采访。

因为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们一旦失去了该身份将不再有机会进行采访，所以主流媒体的记者们为了保住饭碗，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不敢深入追究，这样也就不会深挖内阁大臣们的丑闻。但是，周刊杂志的记者则不同，因为被记者俱乐部排除在外，那么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因此能够深度“扒粪”。

甘利明的辞职虽然可以说是日本媒体舆论监督的一次胜利，但也展现出了日本新闻界对于安倍政权的妥协。事实上，如果梳理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至今日本新闻界的状况，笔者将其概括为“有大众传媒(Mass Media)，没有新闻学(Journalism)”。

之所以“有大众传媒”是因为，诸如NHK、朝日新闻、共同社等主要的新闻媒体机构在信息传播、监测环境、监督权力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从甘利明受贿丑闻不难发现，虽然进行曝光的是《周刊文春》，但NHK、朝日新闻等媒体机构在信息扩散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新闻学”则是因为不偏不党、恪守中立、客观报道这些新闻职业规范正在不断缺失。同样以甘利明受贿丑闻为例，NHK、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这些掌握庞大采访资源的媒体是真的没挖到这样的丑闻吗？笔者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不仅有媒体机构自身的屈从妥协，也有来自安倍政权的打压。

2012年至今，日本民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右翼团体。比如，成立于2013年的“慰安妇的真相”国民运动、2014年10月的追究朝日新闻责任国民会、2015年1月的纠正冲绳时报/流球新报国民会、纠正“南京大屠杀”历史捏造国民会、要求遵守放送法观众会等等。虽然这些新成立的民间右翼团体与安倍政权没有直接关系，但因为其发起人或与安倍晋三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或与安倍晋三的历史观相似，所以它们实际上成为了安倍政权的“打手”。

战后重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强调保障媒体的报道自由，因此日本政府不能够干涉新闻媒体机构，但政治家们可以通过民间右翼团体来间接插手新闻媒体的报道。比如2015年11月14日，要求遵守放送法观众会在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上先后刊登意见广告“我们不能放任违法报道”。这则广告旨在批评每日新闻社旗下TBS电视台新闻主持人岸井成格。

岸井成格在去年9月16日（即安保关联法案通过前一天）的节目中强调“安保关联法案是违宪的，即使作为媒体的我们也应该朝着将其变为废弃法案的方向不断努力。”日本《放送法》规定，电视节目要坚持政治公平，对于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应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报道。因此，岸井的一番言论迅速成为众矢之的，并获得不少右翼日本网民的谩骂。事实上，自由派的TBS电视台并不是第一次卷入这样的舆论漩涡。2014年年末众议院大选期间，安倍晋三在参加岸井成格主持的News23新闻节目时，对于街头受访民众均对“安倍经济学”持负面态度而批评TBS“选择性采访”。之后自民党就罕见地向包括TBS在内的主要民营电视台发出要求公平公正报道的意见书——这实则是政党干涉媒体的报道自由。

根据年初的消息，岸井成格宣布今年3月后不再担任News23的主持人。除了岸井外，去年还有两名日本电视主持人宣布辞职，分别是朝日电视台“报道站”主持人古馆伊知郎和NHK“Today’s Close-up”主持人国谷裕子。这两档节目在日本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且均是以对安倍政权批判为主，特别是“报道站”在去年平均每天(周一至周五)的收视率为13.2%。然而，因2014年和2015年年初两档节目在播出过程中有违反《放送法》的内容，所以去年4月这两档节目的制作人及电视台高层均被自民党召见。同时，也受到了民间右翼团体的攻击。

长久以来，日本电视节目中产生的问题均交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BPO（Broadcasting Ethics & Program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进行裁判，政府和任何政党均不能介入。虽然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召见电视台相关人员的行为是越俎代庖，但因被定调为违反《放送法》，所以即使批判安倍政权或自民党打压媒体的声音也显得无法服众。

对于一档电视新闻节目而言，主持人无疑是居于核心的灵魂人物。因此，从古馆伊知郎到国谷裕子的辞职，再到岸井成格的离去，不仅极大削弱了这三档节目的影响力，而且也压缩了日本的公共言论空间，而这既是日本民间右翼团体的胜利，也是安倍政权钳制媒体报道自由的延伸。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安倍政权下，日本的新闻报道自由将进一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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