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光：农村“复古”不是出路
近日，一篇名为《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的文章在朋友圈被疯狂转发，文章中指出作者家乡农村出现的拜金主义、人际关系冷漠和留守儿童问题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作者杨仁旺先生曾在2000年以江西永丰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市人大附中语文教师，其身份也为这篇文章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提供了支撑。
笔者在拜读该文的过程中先是对杨先生家乡的变化唏嘘不已，继而不由得皱起眉头：杨先生对于农村凋敝原因的分析多多少少掺杂着对过去农村社会田园牧歌式的美化，对于农村未来出路的展望，又不可避免地因为“留住乡愁”的愿望而扭曲。笔者自觉有必要针对杨先生文中的一些误区进行澄清和探讨。
杨先生在“礼俗秩序崩塌”和“暴戾之气横行”两部分中，多次表达了对传统农村宗族秩序的向往和褒扬。他引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观点说：“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然而我们若是回归这段话的原文，会发现费孝通先生是在分析中国人为何常被诟病贪私利而损公德、“群己权界”为何不明时，才引入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尽管他在行文中始终是中性叙述，但结合语境可以看出，“差序格局”一词至少很难说是褒扬的。不知杨先生引用这个观点时可否真的读懂了费孝通先生的原意？
现在关于“乡绅”、“乡贤”的讨论日盛，杨先生既然推崇宗族秩序，自然不能免俗。他再次引用《乡土中国》的观点说：“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皇权止于县政’，地方事务基本是由乡绅治理，而乡绅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伦理秩序来规范族人行为，调解内部纷争，团结族人力量，捍卫宗族利益。”并指责土地改革导致宗族秩序解体和“乡村秩序逐渐由基层党组织掌控”，甚至认为“乡镇的党委书记及其任命的村支书往往成为乡村最有话语权的群体，一旦得罪了这个群体，原本在宗族内部可以得到调解的矛盾，可能将演变成解不开的死结”。
在杨先生短短的一段话中就有三处暴露出他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
首先，近代中国地主阶级的劣绅化是一个在史学界被讨论过多次的命题，相关的论文著述汗牛充栋，南京大学历史系马俊亚先生的论文《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就对苏鲁地区的乡绅地主辱人妻女、为害一方的行径做了充分叙述。“乡绅”作为维护地方秩序的特殊中间阶层，早就随着近代中国货币经济高歌猛进、小农经济解体而日渐式微，在很多地方取而代之的是与当地百姓缺乏情感联系的土豪劣绅，将乡绅式微归咎于土地改革大可不必——恰恰相反，土地改革和之后的农业集体化铲除了劣绅生存的土壤，对于乡村秩序的恢复起到了正面作用。
土地改革
再者，宗族伦理秩序对人的规范也远不是如杨先生想象般温情脉脉。宗族内部等级森严，主家对旁支、嫡出对庶出的压迫非常严重，文革时期孔庙被破坏，就与孔家旁支报复主家的压迫有关。遑论族规中的“浸猪笼”等种种私刑，更是违背起码的法治理念。宗族的存在，有其在农业社会下团结人心、维持宗族整体生存的正面作用，但时过境迁，今天的我们更应该认真审视宗族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压制。
还有，杨先生将农村中发生冲突的双方拼拳头、拼后台的现象与宗族解体、党组织掌权联系在一起，也是缺乏依据的。他在文中提到的隔壁家依靠乡党委书记耍横的情况，无非是旧中国地方恶霸勾结基层军政人员的重演，是国家权力在基层不够强大的表现，而这种现象，恰恰是在集体化时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此外杨先生也对乡村中的礼俗不再痛心不已，他说：“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除了婚礼之外，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
杨先生曾是当地的高考文科状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结论不可能不熟悉，“婚聘六礼”作为旧的乡村礼俗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和旧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比如“纳采”、“问名”环节的存在是由于旧社会男女无法自由恋爱，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相识结婚导致的，现在青年男女自由结合，互相见双方家长并征求家长意见后即可结婚，自然不需要“纳采”（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和“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等）。
“纳吉”是指将女方姓名和生辰八字等卜于祖庙以定凶吉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与女方订婚，迷信色彩浓重，现在的家长除了对于特定属性相克比较介意，恐怕更在乎对方的身体是否健康，是否有遗传疾病，“纳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至于“纳征”、“请期”、“亲迎”，无非就是送聘礼、订婚和迎亲，早已融入现代婚礼之中，礼仪的名称又何必在乎？
至于杨先生在“拜金之风日盛”和“乡村教育凋敝”两部分中对于年轻人热衷外出打工和学校应试教育的批评，就只能用“何不食肉糜”来形容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全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平均下来每月不过824元，连支付一线城市大学生的月生活费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几乎是必然的选择，结果到了杨先生笔下就成了“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感慨“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
杨先生还指责家乡学校“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有模仿衡水中学之势，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逼得他“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然而根据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的论文《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企业主子女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是农民子女的十倍，再不追求升学率，难道让农村学生到三本乃至大专里感受“素质教育”吗？
在笔者有限的见识里，凡是搞素质教育搞的出色的学校，往往也是升学率高、一本率高甚至“清北率”高的学校。这些学校敢于推行素质教育的原因，不是不在乎升学率，而是生源好师资好，学生大都学有余力，再配合地域优势，使得素质教育影响不了本来就高企的升学率。而“学有余力”的背后，又凝结了城市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良好的家庭氛围、义务教务阶段严格的考试训练等多重因素。杨先生在人大附中推广语文素质教育多年，也算是名师，然而若是没有人大附中对优质生源的“掐尖”和人大附中学生的高升学率，他又如何能获得施展自己教育理念的舞台呢？
尽管杨先生也承认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必然趋势，“时代大潮不可逆转”，他本人也早已定居北京，但他又十分怀念农村宗族秩序和农耕生活的稳定感。考虑到杨先生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他是否真的体验过他所怀念的东西恐怕是要打个大问号的。或许杨先生只是希望在城市忙碌的工作之余能有一片停滞的“净土”供他休养生息？我们不得而知。
至于他针对农村恶霸横行开出的“政治民主化”药方，我只能请他到我们的邻国、“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农村去看一看，恶霸、宗族势力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把国家能力（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民主”与否做了切割，而消灭农村恶霸所需要的恰恰就是国家对基层的治理能力。如果杨先生愿意对中国近代史、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入了解并传授给他的学生的话，自然是善莫大焉，也算对得起网络媒体为他起的“北大才子”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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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页可参阅杨仁旺《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注：原题《故乡农村的裂变，让人不寒而栗》，作者授权的推送方将标题定为《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杨仁旺
北京大学校友，教师
我的老家在江西庐陵，这里曾是欧阳修故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也曾是革命老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于斯，长于斯，出于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从北大毕业后，我曾满怀着一腔热血，顶着巨大的压力返乡从教，算是对这片热土的一点点反哺。后来回京工作，故乡依旧萦绕心头，几乎每年春节我都尽量返乡探亲访友。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最近两年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未能回老家和亲人团聚。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赶回老家，带着孩子走亲访友，共话乡谊，再逛一逛昔日劳作的田野和儿时嬉戏的河流。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惊讶于故乡的面貌变化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有些变化，甚至令我感到不寒而栗。虽然之前我看到过不少“返乡日记”之类的文章，描绘乡村凋敝的凄凉景象，也读过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对中国乡村的剧变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然而当自己回到故乡，直面家乡的面目全非时，心头依然涌起巨大的悲凉。
一、礼俗秩序崩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几天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给已逝的祖辈扫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有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先人的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份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之外，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办了，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了。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已经名存实亡了，也就春节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王宝强的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春节还是为日益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二、拜金之风日盛
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是多少？”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离村子不远的马路边上有一片良田，由于乡政府规划将这片地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基地，这片良田被乡政府以一亩地3万元（平均45元/平米）的低价从村民手中征收，再以4000元/平米的地价对外出售。从征地到开发，工程被层层转包，其中的权钱交易不知有多少。
说起传销，我早就听说过村里有人在外打工时陷入传销组织，最后家人拿钱去赎，才把人救出来。我万万没想到传销居然会祸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被人骗了，要向我借钱，而且开口就要上万，我在问她被骗的详情时，她说得漏洞百出，于是我起了疑心，问她是不是陷入传销了，她就不再与我联系了。后来从家人处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学骗到安徽合肥搞传销，我姑父亲自去合肥把她捞出来，她却执迷不悟，拒绝跟我姑父回家，最后姑父只好强行将她带回。我认为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除非是掉进钱眼里了，否则是不会陷入传销陷阱的，然而当下传销之所以大有市场，可能就是因为掉进钱眼里的人太多了。
高利贷这颗毒瘤在乡土社会本就长期存在，因为通过正当途经贷款对于普通村民而言貌似显得有些距离，对于银行借贷规则的陌生让他们本能地选择相信借钱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高利贷在乡村不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过高利贷发家的人同样受人艳羡。我的一个表亲通过放高利贷一年挣了近百万，买了一辆不错的小轿车走亲访友，他很享受这种体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艳羡。村里买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也许要等到小汽车在乡村也逐渐普及了，不择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会被艳羡吧。
最近e租宝的庞氏骗局被揭露，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心存警惕，然而在乡村，依靠熟人圈子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的一位远亲早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投身房地产，最开始也挣了大钱，然而这两年赶上县城房地产开发过度，库存积压，大量资金难以回笼，于是他动员周边的亲友给他投资，许以高额的利息，只要房子能卖出去，他就有钱还本付息，一旦房子滞销，他的事业将难以为继。我身边的不少亲戚都给他投资了，有的确实得到了较高的收益，因此口口相传，他在亲友中变成了做公益的楷模。我个人出于善意，提醒亲友尽快抽身，见好就收，然而尝到甜头之后，貌似没有几人愿意收手，只有我亲弟弟为了盖新房才把投资的钱拿出来了，确实获利不少，然而谁知道这个泡泡能吹多久，也许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诚然，村里的物质面貌确实大变样了，村间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或搞副业赚了钱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村庄的旧貌换了新颜。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村里近十年的变化可能大于过去几个世纪，不能不说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在乡村创造的成就。然而在物质日渐丰盈的背后，却掩盖不住村民们精神世界的集体迷失，当追求金钱与物质成为社会核心驱动力之时，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价值观的扭曲程度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也许乡村物质条件的迅速改善并未给村民们带来太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群体的幸福感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因此美国空军晋升的速度虽然远比宪兵要快，但因为身边的参照群体中总有比你晋升更快的，因此空军对晋升制度反而更加不满，整体晋升缓慢的宪兵反而认为晋升制度更加公平。同理，乡村的物质条件迅速改善的过程中，总有村民赚的钱比你家多，楼房盖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车比你家的高档。当这些物质攀比愈演愈烈之时，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年复一年的打工赚钱成了无奈的选择，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
三、暴戾之气横行
俗话说“人多好种田，肉多好过年”，宗族聚居的形态是农耕文明自然演化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皇权止于县政”，地方事务基本是由乡绅治理，而乡绅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伦理秩序来规范族人行为，调解内部纷争，团结族人力量，捍卫宗族利益。然而当宗族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改革”中土崩瓦解之后，乡村秩序逐渐由基层党组织掌控。目前，乡镇的党委书记及其任命的村支书往往成为乡村最有话语权的群体，一旦得罪了这个群体，原本在宗族内部可以得到调解的矛盾，可能将演变成解不开的死结。
今年回老家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听说我亲弟弟差点被隔壁的族亲活活打死，事发之后家人一直瞒着我，直到我回老家才得知实情。事情的起因其实不过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由于“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村里，而我家的房子距离新修的水泥路还有几十米远，这段路一下雨就踩得特别烂，因此我家想自费从家门口修一条水泥小路连接上主路。而路边上有隔壁族亲的一小块地，他们家打算用来盖新房，但是由于这块地面积较小，因此他们谋划着占用一些路面来盖房，如果我家提前修了水泥路，他们就占不了路面了，于是千方百计阻挠我家修路，口角越来越多，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发展到他家几兄弟在路上拦住我弟弟，按在地上暴打，甚至举起大石要砸我弟的头，如果不是被路过的村民及时拦住，我弟可能就一命呜呼了，最后仍被打成了全身多处骨折。
古人能够留下“六尺巷”的典故传为美谈，今人却为一点小利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取人性命，而且下手的还是儿时的玩伴，同宗同族，未出五服，我们幼时还经常在一起玩耍，不料长大后却能因为这点小事反目成仇，痛下杀手，实在令我感到不寒而栗。而且遭到他们家暴力殴打的并不止我家，另有几户村民也和他们家结下了梁子。然而为何他们家能够横行村里呢？除了他们家男丁较多，打架较横之外，与乡党委书记的包庇纵容可能不无关系。
现任的乡党委书记与我家也是同宗，与隔壁家血缘关系更近一些，关键还在于我父亲曾与作风顽劣的乡党委书记闹过矛盾，因此主政乡里的党委书记可能乐于看到我家被欺负。当我家将我弟弟被打事件告到乡派出所，要求立案调查时，隔壁四处花钱打点，一番托请之后，派出所居然要求我们私了，不予立案，最后只是由他家赔了两万块钱的医药费和误工费了事。听到此事我倍感震惊和愤怒，我问父母为何不及时告知我事情原委，我一定坚持要为弟弟讨个公道，然而父母说两家离得这么近，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我家里的老小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家甚至放话说还要在我家水井里投毒，要害死我一家，吓得我家不得不安装上监控设备，防止隔壁再施恶行。
令人心寒的是不仅我们村里有这样的恶霸人家，我还听闻其它村子的几起暴力事件，而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后，双方往往会比拼谁的后台更硬，更有话语权，就能主导事件的善后处理。这种以权力为后盾的暴力正在使乡村社会的面貌变得扭曲畸形。如果这种暴力愈演愈烈，乡村社会将出现严重的撕裂，新的暴力逻辑将主导乡村格局，恶人当道，弱者被欺，建设法治社会可能就真的只是个“梦”了。
四、乡村教育凋敝
我上小学时，乡里有中心小学，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村小，乡里的中学每年也有不错的升学成绩，发奋读书成了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我们上学时的条件艰难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见的，晚上点着蜡烛在教室自习，在路灯下温习功课等等都成了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忆。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们村里破天荒的考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本人还有幸成为当年全县的文科最高分，成为村里乃至乡里迄今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然而自那以后，村里的大学生日渐稀少，考上一本的都尚未再出现过。
我也曾思考乡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朗朗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返乡后让子女辍学跟着出去打工，也有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不得不让子女辍学出去打工。乡里的中学只有初中，往往读到初三时，每个班里都有不少学生辍学出去打工了。原本读书上大学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后来发现考上大学未必能够赚大钱，并不比外出打工多挣多少，在这种唯金钱论的价值观推动下，学生无心恋学，教育日渐凋敝就自然而然了。其三可能是留守儿童群体日渐庞大，教育难度也超乎想象，由于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看，离开了父母的陪伴与监管，加上游戏厅、网吧等外在诱惑越来越多，加之应试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观，青少年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其四可能是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的大量流失，由于条件比较艰苦，待遇又较差，乡里的学校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不少优秀乡村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高薪聘走，优秀生源也被城里的学校挖走，加之乡村教育投入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北大毕业后，我曾主动找到乡里的中学校长，提出希望到乡里中学任教一段时间，被该校长一通劈头盖脸的质疑之后不得不转身离开，选择回到县城我的中学母校从教。而在母校任教期间，我看到了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有模仿衡水中学之势，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最终我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
没有了春风化雨的教育，乡村的文脉几近中断，前文提到的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如何拯救价值畸形的乡村，可能从长远来看，还要依靠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功，不在当下，而在未来。然而如何拯救日渐凋敝的乡村教育呢？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下乡从教之外，尊师重教的传统需要慢慢复归，尊重知识、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寻真理、尊重多元价值等等应当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尊重金钱与权力，而这种共识的形成，还有极为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五、一点思考与展望
返乡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令我不禁思考乡村剧变的根源何在，未来乡村的发展将往何处去？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鸿沟，中国的农村一直是被动地接受工业文明的影响甚至是掠夺，不论是统购统销，还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是农民工进城务工潮，中国走了一条“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道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构出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延续了上千年的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变得支离破碎，不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也面临重构，这一切来得太快，变得太剧烈，因此出现价值紊乱和社会失序也许是必然的。
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完了工业化之路，各种矛盾逐渐释放，逐步摸索出解决之道，而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格局之下，仅仅用数十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我们遇到的问题、矛盾和冲突，社会遭受的巨大冲击，自然是集中涌现的。这些难题，西方国家可以借助时间的力量来慢慢化解，而我们却不得不集中面对，也许这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借鉴前人经验以获得迅速发展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如果我们不仅在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上借鉴西方经验，也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话，也许我们会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但中国社会面貌的恶化可能不至于如此严峻。“老虎们”可能不会肆无忌惮地祸国殃民，“苍蝇们”可能不会明目张胆地横行乡里，然而这一切在极权体制下，可能只是个假设而已。上世纪80年代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不仅民主化进程夭折，还加剧了极权体制走向更加极端的方向。
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将走向何方？这完全不是我等小民可以预料的，不过从目前已经在进行的试点，也许可以看出些许端倪。有的地方正在搞土地确权的试点，下一步可能就是放开农村的土地市场，让农民可以自由转让土地。中国的土地所有制非常奇葩，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大搞土地财政），农村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土地后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果村集体要出售土地，必须卖给政府，不能卖给私人或集体，连村集体出资开发的房地产都被冠之以“小产权房”，无法获得合法身份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为政府没有从中赚取土地出让金，这是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
然而与民争利的结局就是地方税收过于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城投债出现巨额亏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中央祭出的大旗是“城镇化”，鼓动农民进城，拉动地产消费和其它消费行业。而农民要进城，乡村的土地就势必闲置，因此先搞土地确权，再放开农村土地市场，让农民能够带着卖地的钱到城里去安家置业。
我无法想见如果这一政策在全国全面推行之后，乡村的面貌会发生怎样的剧变，资本大鳄们会如何鲸吞农村的土地，之后又会如何使用这些土地，能平整的土地可能会进行完全的机械化耕作，山沟里的梯田则可能要么抛荒（村里已有一个山沟的梯田整体抛荒了），要么进行特色开发。村里这几年建起的一栋栋新房可能将随着村民进城而人去楼空，越来越多的人向城镇聚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可能难以寻觅了。
不管乡村往何处去，儿时记忆中的乡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有些说不出的眷念，但是时代大潮不可逆转，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替代农业文明可能是大势所趋，虽然按照王东岳先生在《物演通论》中提出的“递弱代偿”理论，文明的演进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个体的弱化和依存度的增强，也有一些人选择逆潮而上，离开喧嚣的城市，在偏远山村觅得栖息之所，但是更多的个体可能不得不被时代大潮所裹挟，走上这条前途未卜之路。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倍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之外，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乡，吾乡之面貌会变成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