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玲：韩国年轻人，为何漂在北京

春节假期降至，首尔的大小商街都挤满了中国游客。免税店里，同胞们人头攒动，那场景犹如穿越回了儿时，又看到了腊月里农村的大集。把中国人吸引到韩国的，是光鲜时尚的“韩流”。与此同时，在北京则漂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推动这些年轻人来北京的，是韩国的就业“寒流”。

漂在北京，躲避就业寒潮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曾在韩国大学教授中文和社会学，回国后，圈中也不乏韩国友人。

34岁的知恩是北京一所私立幼儿园的老师，皮肤白皙、身材姣好，穿着低调却非常得体，见了同事和孩子家长总是鞠躬问候，露出殷勤热情的笑容，是典型的韩国女孩儿形象。知恩已经在北京的幼儿园里工作了8年，她不但有着韩国女性的温柔细心，而且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英语。她有中美两国留学的经历，因此深得妈妈们的信任。

知恩的家在韩国一座美丽的海岛城市。在一个灰蒙蒙的雾霾天，我问她为什么不回韩国？知恩打开了话匣子：“**在韩国生活太艰难，比雾霾更压抑。像我这样韩国二流大学毕业的，要找个好工作就像上天摘星星。**握着SKY（韩国排名最前的三所大学，分别是SEOUL-首尔国立大学，KOREAN-高丽大学，YONSEI-延世大学，三所大学的首字母正好是SKY）和美国大学毕业证，会说英语、日语、汉语的人都在拼命投简历。**我韩国的朋友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要运动、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得体，工作之余要上各种资格证培训班，下班后要和同事们喝酒，要保养皮肤还要攒钱整容……**在韩国公司里，女性被瞧不起，被呼来喊去……我也想家，雾霾严重的时候嗓子疼，可想想我的朋友们就不敢回去。而且现在的老板给我的工资太高了……（问：在这儿找男朋友难吗？）是啊，总在中国，结婚是个问题，但我在韩国的朋友们也结不了婚啊。我们是‘三抛弃一代嘛’（笑）……（韩国年轻人由于很难找到稳定就业岗位，就业准备时间越来越长，结婚、生子的平均年龄在不断上升，其中很多人放弃了恋爱、结婚、生子的人生计划，因此被戏称为“三抛弃一代”，甚至是“五抛弃一代”，“五抛弃”指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交友和自尊心。）

知恩自述，韩国的女孩打点完自身形象，下班后要和同事们喝酒维系人际往来。（资料图）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以来，韩国经济停止了高速增长。产业升级、雇佣稳定性下降、学历通胀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年轻人就业环境每况愈下，年轻人“就业难”成了韩国最核心的社会问题。韩国的政府、教育部门不断鼓励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并且寻找个人发展机会，知恩只是这股海外就业潮中的一个。

就业难，人生就无从规划

考名牌大学、就业、结婚、贷款买房、养育儿女，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韩国人的人生规划。无数韩国人踏着这样的节奏从农村走到了城市，实现了阶层身份的上升，韩国社会也由此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流的社会。但是2000年以后，愈演愈烈的就业寒潮让很多韩国人的人生规划戛然而止。

40岁的载硕去年结婚，新娘38岁，美国博士毕业后先后在新加坡、香港工作，去年终于在韩国的一家研究所谋得职位。载硕硕士毕业后就进入公司工作，虽然不是人人羡慕的大企业，但凭借一技之长工作一直很稳定，攒了不少钱。结婚后，正在考虑买下正在租住的公寓。载硕说自己和妻子是幸运儿，虽然比父母晚了10年，但他们还是过上了结婚、贷款买房的生活。现在二三十岁的韩国年轻人，要想有他那样的生活，就需要比他更优秀。

载硕的妹妹36岁，她和她的男朋友因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而很难下决心结婚。**在韩国，结婚时男方要准备房子，即便租房也需要缴纳相当于房价70%的保证金，女方则需要向婆家送一笔价值不菲的礼物。**载硕的妹妹和她的男朋友大学毕业后先后到很多国家旅行和工作，几乎没有积蓄。载硕的妹妹曾经主张“过不上稳定的生活，就干脆享受自由”。但眼看奔四，她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载硕的妹妹有很多体育教练资格证，还曾经在南非的一个小国做过跆拳道国家队的教练，因此最近和男朋友计划着要到北京寻找机会，希望能够开一家面向儿童的体育培训班。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面临阶层下降的痛苦

韩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中产层们更是把大量家庭积蓄投入子女教育，他们理所应当地想象着孩子们会重复自己的人生故事，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但是，就业难导致年轻人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平均结婚年龄不断上升。因为买房人减少，房租越来越贵，年轻人支付完房租后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成了“劳动贫困人群”。人口减少、收入两极分化、消费萎缩，又使得国内经济难以走出泥潭，就业形势得不到改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年轻人只能调整对自己人生的期待值，而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28岁的惠媛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爷爷和父母都是教授，这样的家庭在韩国生活富裕且备受尊敬。**惠媛从小是个明朗活泼又积极进取的孩子。高中毕业时，考上了韩国的SKY大学，并且HSK就考过了8级。大学期间，惠媛到美国学习了一年英语，毕业后到日本学习了一年日语，后来又考入清华大学读硕士，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在清华的三年里，她变得越来越焦虑，甚至经常有轻生的念头。

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备感阶层身份下降的痛苦（资料图）

繁重的课业负担、异乡生活的孤独感是一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对未来的担忧。大学毕业后，就业成了惠媛和她的朋友们最忌讳的话题。**这些名校毕业的年轻人都自尊而敏感，失业的朋友不愿提起自己的挫折，找到工作的朋友不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惠媛最好的朋友选择考公务员，租住在狭小的“考试房”里，一年年落榜、一年年再报名，已经很久不愿跟她联系。已经就业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临时工，不但收入低，而且经常担心合同到期后不能续约。******甚至还有朋友向惠媛哭诉自己在公司聚餐时被要求倒酒、唱歌、跳舞，甚至遭到性骚扰也敢怒不敢言的经历。**因此，惠媛早早就放弃了应聘公司职员的念头，打算进入大学或者研究所工作。

但是，在她即将完成硕士学业时，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却劝她放弃教授的职业规划，原因是教授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韩国要成为教授，不但要有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博士学位，要有多篇SCI论文，还要做几年时间讲师（大学里的临时教员，按小时收取讲课费，以学期为单位签订雇佣合同），竞争率通常是十几甚至几十人里选一个，女性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很多人在竞争中错过了就业年龄。

大概就是从放弃教授梦想那时候起，惠媛仿佛变了一个人，眼睛里少了光彩，体重也不停增长。她经常说自己无法像父母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令人尊敬的生活，自己这一代人是“骆驼一代”（意思是要想找到好工作像骆驼钻针眼那么难），钻不过针眼的，只能走在阶层身份下降的通道上。后来，惠媛渐渐接受了现实，硕士毕业的时候，她说完全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计划，打算在北京工作，几年后凭借北京的工作经历回国找工作，并且希望能早早结婚。

比失业更令人窒息的，是失去梦想

由于适合高学历中产层的新增就业岗位太少**，少数高端就业岗位与中低端就业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大财阀垄断国内经济，中小企业难以成长。这些因素都使得阶层在韩国越来越固化。换言之，**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阶层地位在一代之间的继承现象越来越明显。**因此，韩国人也把今天的年轻人戏称作“勺子一代”，意思是出生时嘴里衔着什么勺子，一生就属于什么阶层。社会阶层论成了“勺子阶层论”，一共分为7个阶层，由上往下分别是“钻石勺子”、“金勺子”、“银勺子”、“铜勺子”、“青铜勺子”、“塑料勺子”和“泥勺子”。阶层身份上升的机会减少，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梦想和活力，而一些年轻人则来到中国追寻自己的梦想。

陈小晨解读：

中产下降倒也没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经济还在发展，社会内部仍能保持流动性就好。像文章说的阶层固化再加上贫富分化，搁在古代实际上就是社会再分配的信号（革命），只不过现在全球化，还可以去周边的国家去寻找机会。

用股市的行情分析，现在全世界是三次技术革命大发展以后，进入盘整期了，这个时候发展可以慢一点，调整一下节奏，但一定要保证有合理的分配机制和内部流动，同时还要准备下次技术革命的储备，至于什么时候到来，就看咱们的科技兔给力不给力了。

30岁的然鹤是韩国年轻人中的幸运儿，他口含“银勺子”出生，爷爷是一家中型企业的创始人，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行长，家庭财富在韩国属于尖端的那5%。然鹤在美国读完大学后先后在新加坡、香港和北京读书、实习。**然鹤说他的中国朋友们总说现在的中国大陆非常浮躁，年轻人总想一夜暴富，但他却非常喜欢这种氛围。**韩国也曾有过“汉江奇迹”，然鹤的爷爷就在那个时代白手起家，从吃不饱饭的穷孩子成了受人尊重的企业家。他虽然从小生活优越，但却非常羡慕用汗水创造奇迹的爷爷。**然鹤认为，今天的韩国消费萎缩、财阀垄断，确实创业变得非常艰难，但更可怕的是年轻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来到中国后，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创业热情点燃了他的梦想。然鹤说“我是快乐的‘北漂’，习大大的中国梦里有我的梦”。

春节后，然鹤打算离开北京去更多的中国城市，为爷爷的公司寻找合作伙伴，也为自己创业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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