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慕尼黑安全会议观察：欧洲反思为何不彻底？

【春节期间，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召开，“无限的冲突，有限的能力”——现有全球战略环境和秩序的种种弱点，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作者王义桅应邀参会，为读者呈现会场内的点点滴滴。】

大年初五，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在慕尼黑最著名的庄园饭店（Hotel Bayerischer Hof.）召开。一个传统饭店会议厅挤满了两百多名正式代表，其中30多位元首、政府首脑，70多位各国外长、防长，一大批随从及三十名青年领袖、众多记者等只能在二、三楼入观察席，恰似剧院看戏。入场拥挤不堪，像春运火车站。

笔者参加过数百场各种国际论坛，如此情景尚不多见。慕安会多是各国现政要、外长、防长参会，外国智库领袖也是一票难求，中国学者参会更是罕见。

观察之一| 西方的宣传秘诀：不经意中的经意

不同于香格里拉对话会（香会），慕安会的层次更高，欧洲元素更浓，民事色彩也更重，其风格正如海航的广告词——不期而遇，提倡自由交流。

其实，这只是表象，不经意中的经意，才是慕安会的本质，也是西方宣传的精髓，体现于“三讲”：

——讲政治：不同于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美国国防部长一定是第一个发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德国国防部长开篇演讲，反映出跨大西洋、跨太平洋联盟中，欧洲有相当自主性、平等性，不像亚洲盟友成为美国附庸，也因此不像香会那样成为围攻中国的鸿门宴。但是，西方性丝毫不减。

开幕式上邀请约旦国王、阿富汗总统、伊拉克总理发言，讲的都是如何感谢北约、西方，以及表态为解决欧美关切的反恐、难民问题做贡献之类西方人爱听的话，主持人——慕安会主席旋即表态，下次还请你来啊！当伊拉克总理后来话锋一转，声明任何外国军队没有伊拉克政府同意今后再也不能驻扎伊拉克时，会场骚动起来，稀稀拉拉，走人的走人，交头接耳的交头接耳，表示不满，演讲者不得不调整腔调。

——讲规矩：尽管挑选西方爱听的外国领导人上台演讲，但慕安会还是讲民主程序的，发言时间都一样，并无主场、客场之分。这一点也不同于香会。欧洲人重程序，讲规矩，但尊重美国，毕竟对美国倚重，这才是最大的规矩。笔者想问欧洲人对难民危机根源反思到什么程度时，工作人员让笔者写下问题，但主持的美国人没有念。

在欧美情报头子谈反恐的专场，对此感受更深：1928年美国总统指令PBD，已经开始跨大西洋情报分享。1941年为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美英情报分享秘密协定签署。迄今，欧洲人反恐、打击伊斯兰国多依赖美国情报，避免了恐袭。终于明白为什么欧洲人对斯诺登事件的反应如此奇怪。中国舆论往往一厢情愿地看待欧美矛盾，缺乏对跨大西洋关系中价值、工业、信息纽带的历史、系统了解。指望在欧洲人面前揭骂美国，只能是不懂规矩了。

——讲意识形态：开幕式上法国防长第二个发言，大谈恐怖主义是民主自由的公敌，捍卫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约旦国王演讲，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价值观而战，已经打响。到了沙特外长发言，则强调区分社会与宗教的必要性：3K党杀的人比IS还多，为什么没有人把3K党与宗教联系起来，而要将IS冠以“伊斯兰国”名称呢？！伊斯兰教教义说，与一个人的战争就是与整个人类的战争；爱一个人就是爱整个人类。可见，暴力、恐怖不仅与伊斯兰教无关，更违反伊斯兰教义。当美国人问沙特的妇女人权时，沙特外长答复：美国的妇女权在美国建国后经历了多少年才获得的啊！对沙特要有耐心。伊朗外长更慷慨激昂，称伊核问题达成协议表明抛弃零和思维多么重要。

笔者感受此气氛，深深领悟到，慕安会提供这种场合，不正是借人之口，表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吗——要区分伊斯兰教与暴力恐怖，不能陷入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还借人之口反思过去的外交失误。会上，人权观察组织主席每场必问，也是想宣泄民意，寻求理解。不方便自己说，请人家现身说法，是更好的宣传！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会议期间的闭门双边会见，更是经意之举。当然，这都是给德国送上门的情报，美欧分享大餐，不亦乐乎。

观察之二| 欧洲反思为何不彻底？

“动荡”（turbulence）、“混乱”（turmoil）、“不确定”（uncertainty），这是欧洲人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上描述当今欧洲安全所普遍使用的词汇。慕安会主席开幕式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与大家分享，好消息是这个会议厅更拥挤了，历经52年慕安会的影响力不降反升；坏消息是我们处在一个“害怕的年代”（an age of fear）。

害怕什么呢？害怕难民涌入，害怕恐怖袭击，害怕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害怕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如申根协定）得而复失。慕安会东道主德国代表，从防长到外长，从媒体到学者，只谈难民危机；法国则只谈恐怖主义与吉哈德伊斯兰极端主义。慕安会第二天的总理辩论、外长辩论则把俄罗斯因素拉进来，又增加了欧洲的乌克兰与叙利亚之痛：内战。从近年的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到难民危机、恐怖威胁，欧洲可谓危机重重，欧洲人的反思为何停留在面上？

慕安会上的辩论揭示出欧洲人为何反思不彻底：

一、大众与精英的矛盾。自从欧洲最后一位智者——施密特去年去世后，欧洲没有政治家，政客充斥欧洲政坛，只能讨好选民利益，由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引导社会而不是去引领时代，对问题的看法必然是短视而感性。慕安会全程直播，人权观察组织表现活跃，嘴巴由媒体引导，脑子也不得不跟着转。因此，欧洲精英越来越倾向于闭门谈，公开只能演戏。其结果，受制于“民主赤字”，好的想法也往往难以实施。

大众与精英的矛盾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纠结。会上，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回顾冷战史，语重心长地说，俄罗斯只是卷入而非制造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并无挑战欧洲秩序之意；平等尊重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才能改善西方与俄罗斯关系。但是现场看，西方人根本听不进去。

二、价值与利益的矛盾。会上，乌克兰总统激动地哭诉俄罗斯入侵导致国破人亡，与会者有些不耐烦，纷纷质问：为什么苏联解体时乌克兰与波兰的经济状况类似，而危机爆发前乌人均GDP却只有波的1/4？西方给乌克兰那么多援助都用到哪里去了？如何消除腐败？但是，当欧洲想与俄罗斯和解时，乌总统又大声疾呼：普京在分裂欧洲，而我们要团结应对！那种原谅俄罗斯，想翻过入侵乌克兰那一页，让乌克兰吞下丧失克里米亚苦果，准备与俄交易的想法是危险的，公然违背欧洲价值观。乌克兰相信欧盟，相信欧洲团结。就这样，欧洲被扼上了。

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在北约，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往往把美国和北约拖入与俄罗斯无休止的对抗中。

欧洲不能摆脱祥林嫂现象，超越情感与理智的纠缠，是无法反思到位，实施战略的。传统的力量、大众传媒的影响，让精英反思只能停留在政治正确表层，在慕安会上讲一些正确的废话。

三、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二战后，欧洲人对美国感恩戴德，意识形态上向美国看齐，到了今天，形成依赖美国老大哥的思维定式。会上，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最后一次以奥巴马政府国务卿身份参加慕安会的告别演说，攒足了人气。克里表示，美国支持一个强大的英国留在强大的欧盟。美国对欧洲的难民危机感同身受，绝不会坐视不管，加紧推进叙利亚、阿富汗问题和谈，就是明证。对欧洲人关心的打击伊斯兰国、TTIP谈判涉及的劳工、环保、监管高标准不能降低的问题，也信誓旦旦做出承诺，赢得掌声一片。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想当然认为欧洲会反思跟着美国搞阿拉伯之春的外交政策，至少面上没有发生。历史上形成的对美依赖，是欧洲反思现实问题时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和像乌克兰那样拼命想加入北约的欧洲国家，让欧洲无法走出历史惯性，脱离美国战略轨道。欧洲历史资产丰厚，也让欧洲人常常向后看。会上，德国外长阐述德国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想法：秉承1975年赫尔辛基文件精神，在主权与人权间寻找大欧洲共识，实现欧俄和解，可惜现场反应冷淡。

上述三重矛盾，让欧洲人无法彻底反思，尤其是与俄罗斯无法和解，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无法做到实事求是，难以扔掉意识形态和历史包袱。也因此，当笔者的《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英文版在欧洲发行时，欧洲朋友讲，此书从制度入手，反思欧洲文明，给欧洲人很大启发，因为我们欧洲人是“当局者迷”！

欧洲人无法真正反思，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会上，笔者问美国参议员考克斯，朝鲜曾对美国提出暂停核试验的两个条件：一是停止美韩军演；二是谈判和平条约。为什么美国没有回应，导致事态恶化？他十分尴尬，会后交谈中得知，美国私下给朝保证过不会进攻朝鲜，不搞政权更迭，但当朝要求落字为证时，美国拒绝了，因为没办法向老百姓交代。

价值观包袱、历史包袱、美国包袱，让欧洲无法正视自己，也无法正视世界。这使得我们不能对欧洲抱有过高期待。

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解读：

让我们看看慕尼黑安全会议还能开几届？没有共识的务虚会，没有结果的清谈会。。。

对欧洲安全的问题走过场而已！！

就如作者指出的：欧洲已经没有政治家了，只有政客和政治投机分子了，这个欧洲还有得救吗？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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