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欧洲难民之殇——三种人的两个世界

**【当地时间昨天（18日）下午，被称为“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英国首相卡梅伦将逼迫欧盟同意4项“改革”措施，赋予英国更大的自主权。英国国内，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有可能提前至今年夏天举行，一旦欧盟今天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被难民问题刺激的保守主义情绪或将借此掀起一场风暴。

5个月前，爱琴海边遇难的小难民曾经戳痛了世界的心，自难民潮爆发以来，欧洲始终未得安宁。据欧洲刑警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有超过一万名到达欧洲的难民儿童失踪。一时间，欧盟各国争议迭起，关于难民政策亦是不断调整。英国此次退欧与否的焦点也是难民和移民问题，汹涌的难民潮之下，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渐次显露，在本文作者看来，关于难民，欧洲的三种人分裂成了两个世界。】**

面对欧洲的难民危机，人们大概持三种态度，这三种态度滋养了三种人。

伪善派

第一种是“伪善派”，他们视难民为瘟疫，内心嫌弃得不了，却碍于欧盟人权公约的压力，不敢一个也不收，只好在难民政策上大作文章。比如在丹麦，政府就颁布了一项最新的难民法案（2016.1.26）：“难民随身携带的财物总值若超过1万克朗（约1000英镑），且不具备实用性和情感价值，那么警方就有权没收其财产”；在英国，难民曾一度被要求佩戴“红手环”，不戴就不予发放食物，导致难民们在大街上被“观赏”和羞辱。直至有人拿它和纳粹给犹太人烙上的六角星标志作比较之后，英国内政部才下令取缔“红手环”；在捷克，警察跳上开往德国的火车，将火车上的难民们拿下，每抓住一个，就在他们的手臂上写下一串数字；在法国，因为欧盟法律允许监禁难民，且只要不超过18个月就不算违法，法国政府就千方百计地把难民关押起来，因此它曾一度保持难民监禁人数的最高记录，其后是西班牙，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英国亦有13所类似的监禁中心；在匈牙利，比如2015年12月1日，警察用高压水枪向一辆从布达佩斯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内喷水，迫使几百名难民下车……

难民儿童

上述行为的主要支持者是右派政府。右派政府历来看重的是垄断集团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难民不会像血汗工厂那样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他们大多数人打心眼里坚信“难民不是为了活命而来，而是为了福利而来”，并以此为由，质疑难民身份的合法性——哪怕是经过联合国难民署确认的难民。在二战大屠杀纪念日（2016年1月27日）的英国议会上，英国首相卡梅伦就火冒三丈地称那些被困在法国加莱的难民为“一群（非法）移民”，指责英国工党主席Jeremy Corbyn慰问加莱的行为是“可笑的”。

右派政府们对这个世界的穷人和难民们充满了鄙视，却又不遗余力地制造他们，也“不善于吸取在中东政策上的失败教训”（见英国学者Peter Mangold的著作《What the British Did: Two Centuries in the Middle East大不列颠在中东的两百年》），把叙利亚许给乐哈希姆家族和法国，把巴勒斯坦许给了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干涉也门内战，出兵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武器……现在又向沙特阿拉伯派送军事援助，在也门轰炸医院和平民区，造成数千名平民死亡，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独立报》2016.1.27）。打着“维护中东和平／打击Isis”的旗帜，这些“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战争，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绝对的，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反正不小心炸死的，也不过只是“一群处心积虑想来欧洲讨福利的潜在难民”。

善意派

第二种是善意派，他们是欧洲近代以来民主思想的承袭者，崇尚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提倡人道关怀。和那些将“弱肉强食”演变成“狭义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之王”不同，他们认为人非野兽，人类社会拥有思想和图书馆，不全是荒芜的丛林，所以人类应该有高于兽类的道德和美德。

善意派大多来自欧洲的左派（注：欧洲左派，不是前苏联的极左派）。欧洲左派并不完美，却是反帝，废奴，选举，工会，女权，福利社会，同性恋，环保，公平贸易，反垄断等各种平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左派知识分子的传统，可以说就是欧洲的人文精神传统。尼采，康德，马克思，马尔库塞，斯宾洛沙，萨特，福柯，齐泽克，巴特勒等哲学家们的思想都对欧洲左派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们对难民的同情心，并非像前一秒钟群发“叙利亚小男孩被海水冲洗”，号召正能量和集体默哀，后一秒钟群发“难民都是强奸犯，小心不要穿得太暴露”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不自量力的“圣母”行为。

并不是每一位善意派都主张将难民接到欧洲来。在英国，左派的难民政策表现在英国工党和绿党的章程上，正如工党下议院院长Bryant Chris所说：“对外援助不能切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难民们源源不断地逃往欧洲（BBC问题时间2015.9.24）”。此外，欧洲左派的难民政策还包括断绝Isis的经济渠道；当务之急，确立一个公平的难民分配额等等。

在英国，YouGov的调查数据显示，希望政府接收（比2万名限额）更多的难民，并帮助他们在英国境内避难的民众占31%，不希望接收的占59%。

这31%，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面对着普通人所面对的一切生活压力。比如在剑桥，就有一个民众自发的，支援加莱难民营的小组。小组成员目前近2000人，每周定期向加莱运送救援物资。这些物资包括米，油，鞋袜，图书，棉被，婴儿奶粉，卫生巾等等……这些物资都是小组成员和其社区居民自行捐献的。小组成员里有大学老师，小学老师，律师，工人，超市员工和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人。

英国皇家部队的退役军人Robert Lawrie，曾是英国利兹市另一个“加莱难民小组”的成员。今年1月中旬，他被法国当局指控“帮助非法移民”而送上了法庭。原来，他在加莱遇到了一位拖着四岁小女儿的阿富汗难民，父女俩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求求你把我的孩子带走吧！让她活下去……”经不住这位阿富汗难民父亲的苦苦哀求，Robert Lawrie铤而走险，把孩子藏在车厢内，企图穿越英吉利隧道。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好心人，因此揽上大祸，面临22500英镑的罚款和五年以上徒刑。法国和英国近18万民众签名上书，求法国政府手下留情，他目前的情况才总算好过了些。

和《每日邮报》等右派媒体映射的被“野蛮人”入侵的加莱不同，在脸书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加莱的义工日记看到一个更全面的加莱。比如这封来自义工Kate Swindlehurst的日记（2016.1.26）：“一个叫Adam男孩说起丛林生活（加莱的难民居住在丛林里）, 他说这里75％的人是正常的，就像你，我一样，都是好人；另外的25%是mafia（黑手党），坏人，拿着刀枪，寻事挑衅，让这个地方入夜以后就变得恐怖危险。”（根据RT2016.1.24的视频报告，持枪者并不是所谓的Mafia, 而是对难民恨之入骨的某法国极右派）。

敌意派

第三种，是那些公然冲着难民吼叫，让他们滚出欧洲的人。他们是以欧洲极右派为骨干的“敌意派”。

极右派对右派媒体的宣传深信不疑，然而他们中不少人的情况并不比难民要强多少，他们被高失业率和无所事事的贫困生活困扰着，坚信只要把移民和难民都赶走，他们就会重获工作机会；他们中有的人不会拼写，更不善于从历史中发现问题；他们拒绝相信1970年代初的英国工党主席Tony Benn曾说过的话：“政府对难民的态度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它如何对待难民，就意味着它如何对待你们这些大多数！”

极右派认为右派政府缩减公共支出，是右派媒体宣传中移民／难民涌入带来的“僧多饭少”的结果，怀着“税收少，国库空，就得省着花”这种个人储蓄意识，他们幻想着右派政府会把救济难民的钱用在他们身上——假如难民都被赶走的话。而据2015年NPI统计，自英国保守党2010年推出一系列缩紧移民政策以来，英国底层阶级的贫困局面并未得到改观，反而不断加剧，贫困儿童数量目前约占29%。

希腊经济学家，前希腊财政部长Yanis Varoufakis曾不止一次地强调：“经济危机的出路既非缩减也非打压移民”，而是如何破解“债务和囤金的双子峰”：“在美国，欧洲和整个世界,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债务的高峰；而另一个，它的双胞胎“囤金的高峰”，却很少有人看到。囤金（Idle Cash），即掌握在富豪和垄断集团手里，害怕赔钱而不敢投资的闲钱。假如这笔闲钱能用在创意生产和绿色能源上的话，它就足以解决人类今天所有的燃眉之急，并改善收入水平和失业状况。

……过去的三个月里，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在工业，机械，学校，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上的总投资是34万亿美元，听上去像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比起51万亿，在同一时期涌入同一区域，除了炒股和抬高房价以外，却无所作为的钱，34万亿并不算多……

这个债务和囤金筑起来的双子峰，给美国，日本和欧洲造成了停滞不前的收入状况和低需求的市场经济，以及25-54岁工龄人员1/4的失业率……市场的低需求反过来又加重了投资商们的悲观情绪（《资本主义会吃掉民主》TED演讲 2015.12）”。

关于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另一个极右派们视而不见的问题是，右派政府显然更乐意让垄断资本家们把就业机会转移到劳工和资源都更廉价，且不受工会阻碍的国家，或干脆从那些国家直接进口低价产品。拿个目前讨论得最热烈，也最悲催的例子“英钢”来打比方，英国Tate钢铁厂即将裁掉1050份工作，因为它正在以每天流失1百万英镑的速度而频临破产。

可见，类似的产业就算雇佣的全是本土员工，一个移民／难民也没有，在一个缺乏政府干预，只有垄断，没有竞争的环境里，也终究逃脱不了破产／失业的命运——即使超级大明星Michael Sheen站出来说话也没有用（Michael Sheen呼吁挽救英国的钢铁业，BBC Newsnight2016.1.18）。

不去反思到底是谁动了自己的奶酪，政治诉求亦得不到解决，极右派们只好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纳粹思想里寻找存在感，于是他们中很多人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地方保护势力的代表。

在德国，2015年1005宗针对难民营的袭击中，90%和极右团体有关（BBC.2016.1.29）；同时，一个席卷欧洲的极右派组织“Blood & Honour(鲜血和荣誉)”正在崛起，为英国的极右派们，比如National Front（国民前线）和National Action（国民行动）带来“希望”。这些极右分子在网上讨论如何杀掉有色人种，如何破坏清真寺等等。其中一个叫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国民社会地下党）的组织，并不满足只在网上过口瘾，目前已经杀害了10名移民和难民。

BBC3的记者Ben Anderson从阿富汗战地返回英国后，拍了一部关于EDL的纪录片《愤怒的英国小青年（Young, British & Angry）》。EDL(英国保卫联盟)是在英国小镇Luton兴起的一个极右派团体，该团体经常在周末上街游行，发表各种针对穆斯林的公开演讲。

纪录片中一个让人回味的细节是，一位EDL的成员一口咬定，当地政府花大量的钱美化穆斯林居住区，却不肯建设白人区域。于是记者找到地方政府发言人，并随其参观了一个刚花10万英镑装修的儿童游乐场。地方政府发言人说道：“EDL的说法是荒谬的谣传。针对Luton镇内大部分的公共设施，我们都会进行不定期的维修和美化，一视同仁，不会以白人区和穆斯林区来界定，哪里更值得美化。”

极右派的偏见扎根于深层的白人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极易在充满愤怒的草根阶层中蔓延起来，演变成极具影响力的民粹势力，以至于近年来，欧洲议会中出现了法国前线党，英国独立党，德国民主党，希腊金色黎明党，芬兰Finns党，丹麦人民党，荷兰自由党等等，各种欧洲极右翼粉墨登场，崭露头角的政局。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的骨干是由前文说到的伪善派和善意派构成的，它会是怎样？它也许继续千疮百孔，但总还不至于绝望；但假如一个社会将善意派彻底赶尽杀绝，只留下伪善派和敌意派，那么它又会是怎样？在此，请记住经济学家Yanis Varoufakis的一句话：“Isis希望建立一个高度极权且完全封闭的世界，我们是否要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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