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诗伟：自从乌干达引进了西方选举那一套……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16年总统选举电视辩论的现场”。

这熟悉的画面不是欧美某个国家的总统选举电视辩论，而是在媒体常常忽略的非洲。今年1月15日和2月13日，电视直播辩论不仅成为乌干达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还使其成为继肯尼亚后，又一个在总统大选中引入电视辩论的非洲国家。

2016年1月，乌干达总统电视辩论第一场

2016年2月，乌干达总统辩论第二场，现任总统穆塞韦尼（右一）亦为候选人

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各国平均每四到五年便有一次大选。细算下来，平均每年都有十余个国家举行国家首脑或议会选举，今年亦然。从开局的乌干达大选期间各方动向能看出当今非洲国家大选的共性，结合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些非洲国家大选，西方世界在其中的角色与动向亦值得关注。

乌国大选——展现非洲大选的发展趋势

2月20日，根据乌干达选举委员会（The Electoral Commission）公布的结果，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赢得60.75%的选票第五次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反对党民主变革论坛（The Forum for Democratic Change）候选人基扎·贝西杰（Kizza Besigye）和独立候选人、前总理阿马马·姆巴巴齐（Amama Mbabazi）分别赢得35.37%和1.43%的选票。

乌干达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大选结果（官网截图）

细看本次大选，折射出的是一些非洲国家近年大选最为明显的趋势，即执政多年且连任多届的总统谋求再度连任。

然而，谋求连任有风险，抉择需谨慎，不是所有总统都是穆塞韦尼。2014年，笔者首次走访乌干达南部地区，对当地较为良好的治安印象深刻，而最为深刻的是执政党的强势领导与民众对其的大力支持。

1986年1月，穆塞韦尼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组织”（The 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 Organization-NRMO，简称“抵运”）上台后，不仅逐步结束了国内十余年的战乱，还通过实行近二十年的“全国抵抗运动体制”（下称“运动制”），以“允许政党存在但严格限制其活动，吸纳各政党、民族和宗教人士”等政策，弱化族群、政党和族群纷争对社会的破坏力，使党争越来越难得到民众认可。

而最主要的是，“抵运”强化基层管理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赢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在2005年11月通过“取消总统任期限制”宪法修正案后的次年，穆塞韦尼在首次多党派总统大选以高票第三次连任（注：以1995年新宪法公布后的1996年总统大选为第一届）。

不过，这样的强势人物在如今的非洲并不多见，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算是一位。但有些总统便没那么幸运，比如执政27年的布基纳法索总统因试图修宪实现连选连任而被军方赶下台流亡海外。布隆迪总统采用不同的宪法解释为连任寻求法律依据的尝试，不仅令其差点被军事政变推翻，引发的国家动荡至今未能平息。而新生的南苏丹则是因为总统与第一副总统等各派分权不均而大打出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缺少强势领导力量，难以在国内形成较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一些政治领导人长期在欧美生活，其政治主张在母国复杂的环境中水土不服，以至在争权夺利中不仅大打出手，甚至还引入外国力量。比如南苏丹的一些领导人和重要的驻外大使是在美国帮助下回国担任要职，部分人士还拥有美南“双重国籍”。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外国而非南苏丹，旷日持久的南苏丹内战并不会影响到其生活。

社交媒体试水大选，非洲未来选举新趋势？

除了总统辩论电视直播这一最大亮点外，社交媒体的参与更是引起国内外关注。

年轻群体通过社交媒体对候选人提意见，一些候选人亦通过社交媒体同民众互动。比如总统候选人、前总理阿玛玛·姆巴巴齐（Amama Mbabzi）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竞选广告片。而早在其担任总理期间，便通过个人twitter账号回答民众意见，几乎达到逢@必回复。

新任美国驻乌干达大使Malac在其使馆Facebook主页首次公开露面

不过正如硬币都有两面，首次试水乌国大选的社交媒体迅速成为各方博弈的新战场。在社交媒体中，人人皆可成为新闻发布者，几何数量级爆增的资讯极易在短时间内引发舆论的大转向，纵使其中的信息有些偏颇。

比如此次选举中出现的小范围骚乱，社交媒体对此的迅速转发与扩散和一些欧美媒体的发酵式报道，对乌国国内外舆论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乌主流媒体新景报（The New Vision）大声呼吁民众，“不要在社交媒体上散播分裂和歪曲乌干达的言论，这对乌干达来说是危险的事。”实时更新乌国大选的美国驻乌使馆公共号也“意外”“躺枪”，紧急出面对一些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美国下令将其在乌公民撤离”的流言辟谣。

美国驻乌使馆20日就社交媒体上“美国下令将其在乌公民撤离”的流言紧急辟谣

社交媒体在乌国试水产生的各种影响特别是负面化的影响，令人想起2011年北非动荡期间，社交媒体对政局和社会带来的颠覆影响。社交媒体早已不仅是人际交往的平台，更成为不同政治势力角力的战场。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录片《脸书如何改变世界：阿拉伯之春》（How Facebook Change the World: The Arab Spring）中，便解读了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期间，带有不同背景的社交媒体如何左右社会舆论，以及在一些政权垮台过程中扮演的推波助澜角色。

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脸书如何改变世界：阿拉伯之春》（BBC官网截图）

非洲人口中，年轻群体占绝对多数。随着非洲国家特别是一些区域大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年轻一代会更多地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参与到包括选举在内的政治活动。一些国家的政治变化透过社交媒体外溢，也会引起周边国家一些民众的效仿。正如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期间的民众透过社交媒体效仿他国而引发连锁反应。

未来，如何面对社交媒体的巨大能量，将其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降到最低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需要重视的问题。

西方的思维理念在非洲仍需磨合

自地理大发现开启殖民非洲至今，非洲的土地上就充满了不同的宗主国如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这些国家对如民主和人权等政治理念以及治国方式的理解至今仍有差异，而这些差异在其非洲的原殖民地更加明显。

此外，非洲各国国情差异大，在一些国家常常有七八十个民族甚至百余个民族。根据笔者实地走访，很多非洲国家不仅拥有现代化的城市，亦有仍处于传统酋长治理下的部族。单纯依靠西方民主价值很难解决非洲的问题。比如在审理卢旺达种族屠杀案件时，如采取西方的审判方式，卢旺达至今难以在族群和解上取得较大成效，反而是卢旺达传统的“加查查”（注：“加查查”一词源于卢旺达语，“加查查法庭”的意思是“草地上的司法审判”，即民间团体充当“法官”，重建各个家庭因各种矛盾而受损的社会关系，进而最终达成整个群体内部的和解）法庭方式，不仅较快地澄清了事实，快速地完结案件的审理，还极大促进卢旺达的民族团结和全国和解。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中非合作论坛比勒陀利亚峰会上指出的“中方一贯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那样，一些非洲国家也在借鉴不同国家的治国方式，结合自身传统和社会实际，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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