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节后招工难不完全是坏事

近年来，每到春节过后，都会引发“招工难”话题。记者深入采访了解到，今年春节后这一现象特别突出。福建泉州一家民企老板说，从2008年到2016年，工人工资从1800元涨到了4000元，还包食宿，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却不好招人了。这位老板还说，现在已经不太敢随便开除员工，公司制度有时成了口号。据了解，广东多个城市、成都、上海等地都存在突出的招工难。据浙江官方分析，流入当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占比下降，特别是一些年轻打工者选择就地发展，不愿再当“候鸟”。（中国新闻网2月23日）

约在2012年前后，中国迎来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人口红利尚未完全消失，但已不如过去那样显著。出现在劳务市场上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很可能没有减少，却没有像过去那样继续增加，加之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因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引资项目、城市化服务业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些因素都使得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减少。

在过去，“招工难”一直与“找工难”并存，一方面，企业等用人单位找不到合格、满意的员工；另一方面，以40-55岁年龄段人员为代表的择业者，面临较大的择业难度。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但绝对意义上的“招工难”已经变得很突出。

这种变化带来的冲击是非常迅猛的。上世纪70年代之后，肇始于欧美国家，从工业产业到辅助性的配套产业，以及服务业，都经历了劳动力去技能化这样一个进程，加之同期许多企业开始将非核心职能外包，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借助工会力量曾拥有的相对谈判优势丧失殆尽。大多数劳动岗位呈现出高度的可替代性，劳动者不得不忍受被严重压低的薪水和公司的苛刻管理。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书中所指出的，这之后，在财富分配中，劳动者所占据的份额便不断下降。

劳动岗位的去技能化及因此导致的高度可替代性，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长达数十年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变得格外显著。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也是中国各地的老板在打工仔面前会那么横，过去会有所谓“潜规则”、还有加班不给加班费这种事存在，民企老板早就习惯了“随便开除员工”的原因。

当“招工难”成为现实，很多专家、官员和资本界人士都希望尽快启动“机器换人”，来避免遭遇用工不足的损失和尴尬。“机器换人”这是未来不可避免的预期，但在目前，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普遍替代思路和方法。

回避不了，只好面对。首先就是要加工资。一个制造业企业，为工人开出4000元的保底工资，这究竟算高得离谱，还是说只是接近于（尚未达到）合理水平？这个合理性，其实要看企业能否将岗位、流程、产能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协作配套水平不亚于中国的地方。一些中资企业因为听信了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印度、越南等国家迎来了朝阳时期的观点，把企业转移到当地，结果深陷泥潭。就目前来说，劳动力价格、配套水平等因素形成的综合性价比，能够跟中国竞争的国家和地区，真的不太多。何况，大部分国内企业并不具备外迁产能和岗位的条件。

再说了，用工成本提高，在企业总成本、挤压的企业总利润中，又能占到多大份额？决定企业生死的更关键因素，恐怕是融资困难，以及高昂的物流成本，还有频繁变动的产业政策。

现在，很多企业还必须考虑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宿舍设施，把WiFi等配套条件搞好。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从国企时代，到后来的民企、合资企业、外企，之所以会给员工提供宿舍，无非是便于组织加班——从富士康的例子来看，此举还有效屏蔽了本企业员工与企业之外的信息往来。还有一个因素是，在过去，以广州、东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员工可以就近在企业周边租住城中村“握手楼”、“接吻楼”，但也在这几年，各地都开始盯上了过去城市化开发遗忘的这些角落，纷纷启动改造计划，拆除城中村盖起了高端商场、别墅、公寓。你难道让工资只有4000元的农民工去租住公寓？

“招工难”很大程度上逆转了劳资谈判地位。低薪+苛刻管理本来就不具有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讲是放大企业家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人性罪恶的基石。“现在已经不太敢随便开除员工”这种话真好意思说得出口，至于所谓“公司制度”，有几个企业是依照法律，通过职代会制定制度，那些以讴歌老板为主旨、以压榨员工为目的、以奖轻罚重为根本特点的管理制度，早就该废除了，“成了口号”说明某些企业老板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招工难”还促使过去一边背诵自由市场经济无限好教条，一边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装失明的某些官员，开始重视社会保障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方才获得务工地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相对平等待遇。

总的来说，“招工难”现象及因此冲击实现的转变，在很多方面体现为正面效益，可以认为是市场对过去以来存在严重缺陷的市场化的一种纠偏。

需要指出的是，春节过后的“招工难”，现象上带有很强的冲击性（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皆存在这种现象），但除了过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的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在其他地方未必能够成为常态化的普遍问题。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将务农农民从农村释放出来，而中西部不少城市除了房地产业，其他产业的基础并不坚实，尽管经过扩张变得更大的城市，新创造出大量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却仍具有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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