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返乡体”再辟谣，乡愁经得起多少反转

【与去年返乡文章获得众多拥趸不同，今年“返乡体”的精彩点却在文章之外。就在大家还未从“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造假新闻中回过神来，紧接着新华社又辟谣《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系虚构杜撰，记者春节甚至并未回家。故乡、亲人、乡愁，这些美好字眼，如今成了另类消费品，写作者不是以揭露农村问题为己任，而是以比谁的家乡更惨为噱头。当然在这些消极情绪中，也并不乏扎根农村、认真调研的“返乡体”文章，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柏峰看来，“返乡体”中“负能量”弥漫，和受众心理、传播规律以及写作者知识结构都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歪曲农村的真实情况。对待“返乡体”，如同“返乡体”写作一样，都应该秉承客观中立的态度。本文原发于《大众日报》，经作者修订，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最近两年，返乡笔记颇为流行，已经成为春节前后微信刷屏的主要内容。返乡笔记在表达乡愁的同时，揭示了农村的诸多问题，引起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热度最高的是去年春节期间上海博士生王磊光描写鄂东农村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和今年春节前夕湖北媳妇黄灯博士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两篇返乡笔记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揭示农村家庭的困顿现状，揭露农村社会的种种问题，表达对乡村未来的迷茫情绪。大量的返乡笔记都有类似的内容和情绪，只是文笔和表达手法上逊色一些。

这种状况引发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返乡笔记中的唱衰论并没有真实反映农村现况，农村社会其实一直在进步，返乡笔记戴着有色眼镜看农村，没有看到农村发展的积极面向。甚至有人以“返乡体”来指称返乡笔记的这种消极内容和情绪倾向。媒体则从不同方面切入，寻找“返乡体”的原因。有人认为，“返乡体”的作者大多是通过高考走出农村的高学历者，在城市辛苦打拼而又不能安身立命，故乡便成为心底寄托，他们实际上对农村十分生疏，却又将过去的农村当成黄金时代，因此一旦看到现实存在问题时便慨叹今不如昔。也有人说，说农村过去崇拜知识，其实是崇拜知识所带来的权力，村里出了知识分子，大家以为他将来会飞黄腾达，于是前呼后拥，如今读书未必能腾达，腾达的也不止靠读书，于是博士回乡也就遭受冷落，从而写出了“返乡体”文章。甚至有人将“返乡体”的渊源追溯到“华中乡土派”，认为其关注、研究乡村问题的传统是始作俑者。

为吸引眼球，大多数“返乡体”写作弥漫着“比惨情绪”，充满“负能量”

上述看法不少似是而非，似有必要予以厘清。目前，返乡笔记的作者主要有三个群体。一是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王磊光博士和黄灯博士都属于这一群体。上海大学文学研究系一直关注乡村文化，间或有相关回乡笔记发表。二是乡村研究者，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为典型代表。乡村调查随笔是华中村治研究中的一种常见写作方式，而大约从2013年开始就有春节返乡笔记陆续在媒体上发表，2014年6月还编辑出版了《回乡记》（贺雪峰主编）一书。2015、2016年春节期间，媒体上也不断可见源自该研究机构的返乡笔记。三是记者群体，散见于不同媒体。例如今年春节期间，《财经》杂志记者连续发了多篇回乡随笔。

不同作者群体所写的返乡笔记针对的都是乡村社会能够引起关注和思考的现象或问题，但由于不同群体的知识储备和兴奋点不同，还是有较大差异。乡村研究者较多从学术视角去关注社会变迁及其机理，在描述能够调动人们兴趣的现象后，力图解释这种现象。如果现象涉及政策的，往往还会对当前政策作出评论，甚至探讨相关政策的改进。当然，既然是返乡随笔，也会考虑受众，力图浅显而贴近读者，而不会完全在学理层面讨论。

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的笔触往往更加细腻，饱含人文主义情怀，关注点大多放在农民的生存处境，以及作者对这一处境的理解。其写作方式和关怀比较契合都市中产阶级的思维偏好，加上文笔细腻，因此往往更具有传播效果，成为市民消费文学的新题材。

记者群体多少受到了这种市民消费文学的影响，其写作方式其实有些文学化。不过，与文化研究者相比，其写作又不够细腻。而且，受记者工作思维的影响，他们的返乡笔记写作往往带有更强的价值性判断，更加容易作出“问题化”的判断。

一篇好的返乡随笔，当然是既能描述现象，又能分析问题，还能有一些延伸，比如提出对策性想法，但这是比较高的要求。大多数随笔，往往只是随想的记录，是一些观感和发挥。如果这些观感契合了人们心理上的某根弦，就可能取得广泛的传播效果，而那些既有现象描述又有深刻分析的返乡笔记传播未必广泛。举个例子，张晓波先生今年的返乡笔记《浙江海宁，一个县城的地产困局》对问题分析极好，不但描述了现象，还通过广泛搜集数据分析了现象。这篇返乡随笔的核心观点在一些圈子内被热烈讨论，得到了很多较为普遍的认可。不过，与那些能广泛触及城市市民心理的随笔相比，这篇随笔的传播终究是非常有限的。

在传播甚广的返乡笔记，大多数似乎是“负能量”的，都是唱衰乡村的，描写农民的困境，揭示乡村存在的问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受众心理和传播规律的作用。在传播上，负面的信息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所谓的“主旋律”，如果没有传播形式的创新很难引起人们关注。如果一篇回乡随笔讲述村里路修好了，人们的打工收入增加了，生活质量有了提高，这几乎不会在自媒体上得以广泛传播。人们想知道这些信息，翻翻《人民日报》，看看新闻联播就可以了。新闻界有个说法，“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虽然是对传媒的批判，但也有其基础，即“狗咬人才会引人关注”。在此情况下，“负能量”的返乡随笔写作往往是返乡者的主动选择。因为“正能量”的写作不会引人注意，也不会被认为有所创新，除非在表达方式上有重要创新，而表达方式的创新比内容的创新更加困难。面对同等分量的积极题材和消极题材，写作者会自觉不自觉的选择描写消极面。正因此，从整体而言，返乡随笔中揭示消极面的篇章更多，“负能量”更多。

“负能量”随笔写作也受写作者知识结构的影响。这在记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其它群体中也有所表现。在城市工作的中产阶层大量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往往自以为自己了解农村。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我老家是农村的，我了解农村；也有人说，我在农村插过队，我了解农村。其实这些人真的不一定了解农村。老家在农村的，虽然村里人他都认识，但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未能深入到农村生活内部，他们对于农村而言常常是浮在水面的油。而且，当前农村正在发生着全方位的变化，与几十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甚至与十年前相比都大不相同了。他们所认识的农村，往往是自己的农村印象基础上不断想象的产物，这种想象可能是媒体强化的，也可能从类似《乡土中国》这种描写农村理想型的著作中得来的。一旦返乡，发现农村现实与自己想象的理想型不同，他们就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进而认为农村病了，需要改造治疗。而且，这种治疗论的写作颇为符合城市小资阶层对农村的想象，因此格外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和点赞，从而在这个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

目前，“负能量”的返乡随笔写作，在某些群体中甚至发展成了一种“时尚”，返乡随笔因此有了这种倾向：“谁能写出更惨的故乡”。文本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形成了负面的反馈和强化，越惨的家乡描述文本越能吸引读者。这一倾向在媒体和新闻记者群体中最为明显，因为琢磨“吸引眼球”本来就是他们的职业习惯。“负能量”的返乡体写作因为有广泛的读者群和传播量，不少媒体甚至给记者员工布置回乡笔记的春节作业。记者的返乡随笔大多对问题并无深入思考，往往一触即跳，抓住一点经验现象即迅速跳入已有的价值框架中，作出符合自己想象却未必符合现实的判断来。

“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被指假新闻

这种写作走向极端，就发展成了作假，编造故事来迎合想象，甚至为了写“惨”蓄意编造各种烂事。正在这一背景下，今年春节期间，出现了两篇影响极大、负能量极足的回乡随笔（和事件），一是《财经》记者高胜科的返乡日记《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二是所谓的“上海女跟回男友家乡过年”事件。作假各有不同目的，记者返乡日记作假，也许只是想写出“无法更惨的家乡”，“上海女事件”作假更可能是为进一步营销服务的策略。这些作假行为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制造了广泛的讨论，也对社会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和伤害，对媒体公信力、新闻记者的形象、网络舆论环境都造成了伤害。

记者的这种思维模式不是一天形成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的农村想象也不是生来如此的，而有长期的累积和濡化。很多年前，网络上、媒体圈就开始延续“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一调门，媒体人和文化批评者对此“贡献”巨大。在长期而持续的这种调门下，一般受众看问题的视角因此受到了影响，逐渐形成了“刻板印象”，他们习惯性的相信那些“沦陷故乡”的描述，反而将正能量的返乡写作视作“宣传”和造假。

其实，在既有的返乡随笔写作中，也有大量不属于“负能量”的写作。例如“华中乡土派”的返乡随笔中，大量篇章都是对农村现状的客观描述，其中有讲述农村一般性现状的，如描写农民婚丧习俗的，刻画农村土地现状的；也有描述如何改良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如2015年杨华就在其春节返乡随笔中记叙了他带领村民集中处理垃圾的故事；当然，也有揭示问题的，这些问题既有政策不当导致的，也有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例如外出务工常态化后农村老年人的照料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自杀问题。

可以说，在传播因素和作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熟知的“返乡体”写作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当前农村社会现实。但这并不是说，返乡随笔的写作就没有意义，而只是说，我们对返乡随笔应该有全面稳健的认识。

田园牧歌式的乡愁该去哪里寻找

“返乡体”写作即使有其偏颇之处，仍然有非常值得肯定（当然，作假的篇章除外），它确实揭露了农村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最近两年传播最广的两篇随笔，其实都映衬了城乡二元结构中存在的深层次社会民生问题。以中国之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阶层分化之广泛，这两篇随笔所揭示的问题在当地都不一定是全面的、准确的。然而，即使这些问题是个别性的、片面的、区域性的，仍然非常值得重视，而“返乡体”写作的广泛传播无疑为人们重视这些问题提供了民意基础和经验基础。更多的人对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就可以引发更多人的严肃思考，导致更全面的调研，进而让这些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关怀天下的传统和志向，而随着社会进步和知识传播的全民化，可以说如今已经迎来了知识分全民化的时代。城市中产阶级返乡，关怀家乡，关心农民，关注乡村问题，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积极的，而且总会有其积极作用。不过，知识分子向来也有不接地气、爱好空谈的毛病，随着社会复杂化，人们对自身工作之外的广泛领域越来越陌生，这种空谈倾向甚至越来越严重，因此难免有人自以为是，基于错误经验对农村指手画脚、发表偏颇意见。对此，应该有理性的认识。“返乡体”写作，其实就是城市知识阶层关怀天下的优点和不接地气的毛病在当下的综合体现。对待这种写作，既不要一味相信，也不要一棍子打死。它只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起点，也只可能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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