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怎么理解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从新常态到供给侧，习大大所提出的经济学概念很多。两会在即，十三五开局，理解中央政策，首先得温习弄懂这些概念。英国人罗思义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层源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了解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很多真知灼见，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推进供给测结构改革。
本文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最新统计研究，均支持习近平的上述理论结论。“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学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供给经济学。因此，我将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两个层面论证，“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学派是错误的。
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的民族复兴只能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完成。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正确的，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是由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及他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来主导的。
而不愿意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则会得出不同的战略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经济研究印证习近平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应是供给经济学，这对中国的战略路线至关重要。
（此供给经济学非彼供给经济学，此前，笔者拙文《世上有两种供给侧，一种是里根的，另一种是……》曾探讨过中国供给经济学与美国供给经济学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框架的关系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
相比之下，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是**“新古典主义”。这一学派的关注重点是供需关系，最关注的的问题是“一般均衡”是否存在——能否同时在各种市场形式下保持供需平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供需处于平衡，那么经济将会呈现何种态势？我们又该如何发展经济？”**
当然，了解马克思并不主张供需总是必须维持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马克思指出，供需不平衡是实践中的常态，即“微观经济失衡”存在。因而在供需平衡的基本假设上分析经济问题就非常奇怪——按照西方标准的“阿罗•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达到一般经济均衡需要满足很多限制性的假设。
继而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即使我们假设供需在长期内处于均衡状态，或者说短期内的供需非均衡状态，会根据经济学前辈亚当•斯密分析的传统原因自动调整到长期的均衡状态，那么处在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又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呢？
马克思对此问题所采取的研究框架与他的古典经济学前辈斯密与李嘉图是一致的。然而马克思意识到，对经济供需波动而非供需均衡后经济如何发展的研究属于庸俗经济学范畴，即它们只专注于较次要的短期波动和其他经济特征，而非研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尽管现代的“凯恩斯经济学”在马克思在世时尚未诞生，但“凯恩斯经济学”对萨伊定律（Say’s Law）的分析与马克思对此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称，需求普遍不足的经济状况不存在（严格来说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马克思比凯恩斯早75年指出，萨伊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马克思没有重点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即“宏观经济失衡”的情况，而是重点关注经济即没有需求不足又没有需求过剩的情况下该如何发展经济这个更重要的问题。
有必要再次指出，马克思并不是说经济中的需求总是有效的，也不是说过剩需求引起通胀的情况不会出现，他只是在分析需求充足/平衡时经济的发展情况。
马克思的这一分析直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的供给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说，这并非说需求（尤其是短期需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影响，而是说供给因素是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
马克思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在总体内部具有差别。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经济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生产（模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模式）”2
因此，生产（供给因素）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也必须是分析的重点。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性和强调供给侧是不可分开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习近平也强调了这两点。
用术语来说，马克思的分析重点在于微观经济均衡（所有独立市场中的供需平衡），与宏观经济均衡（总体需求并非充足/过剩）时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这反过来明确了马克思与其他经济分析的关系。这并不是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对经济知识毫无贡献，事实上这些学派就供需如何发展作出过有些有趣的具体分析，凯恩斯就发明了影响需求的新术语，比如量化宽松、预算赤字等等。
但他们并没有论述马克思所讨论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假设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中供需都已经处于平衡状态，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何种经济因素最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在此框架下拘泥于教条，而是主张实证检验。他指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不是微观经济中的供需变化，或者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过剩，而是另一种因素，即他所称的“劳动社会化”。
因此，这构成了马克思的基本主张——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是“劳动社会化”，工人阶级则是劳动社会化的体现。
当然，**马克思分析的基本原理也是习近平经济结论的重点：“工人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3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能只当口号喊、标签贴，而要贯彻到党和国家政策制定、工作推进全过程，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4
这样重要的结论受到西方一些分析的辩驳，原因是西方对中国语境中的工人阶级构成的分析有误。
工人阶级是指那些出卖劳动（要么脑力，要么体力）的人，这和“工人阶级仅仅是指那些出卖体力劳动的人”的西方庸俗经济学观念无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是一个高级技术工人——他是大学雇员。同样，屠呦呦也是一个高级技术工人——她是医学研究机构的雇员。
以完全不同于纯粹的科学家的技术专家为例，现代信息技术的创始人全都是高级技术工人，比如世界第一台激光器的发明者西奥多•哈罗德•梅曼（Theodore H. Maiman)，晶体管的发明者约翰•巴丁（John Bardeen）、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与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微处理器的发明者特德•霍夫(Ted Hoff)等等。
尽管爱因斯坦属于工人阶级，正如把人类送入太空和把火箭送上月球的中国科学家一样，但在自己农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或者从事城市房屋装修的个体户则不是。“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定义是视一个人是否出卖劳动而定，而非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其手是否脏。
因此，当中国一些媒体作者把西方庸俗与错误的观念如“中产阶级”视为真经时，肯定会犯错误，也会造成困惑。他们中的大多数提及的“中产阶级”——律师、会计、大学教授等等，纯粹只是高收入的高级技术工人。西方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希望掩盖他们是工人而已。但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并不能界定一个人的阶级地位——这种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无关。
劳动社会化与工人阶级是最大的生产力，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劳动社会化”与工人阶级是最大的生产力，习近平引用的管仲治国名言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5
工人阶级与民族复兴
习近平所指的“工人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反过来决定了工人阶级与中国的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虽然中国的民族复兴不能单纯地靠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6
从无技能的工人到最先进的科学家与技术专家形成的庞大生产力，构成了“劳动者社会化”，也为工人阶级是目前为止社会最大生产力的原因提供了支撑。
这也是习近平指出的作为工人阶级与劳动社会化组成部分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为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因。习近平称，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的原因：“我国工人阶级要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充分发挥伟大创造力量，发扬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的光荣传统，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7
反对马克思 “劳动社会化是最大生产力”观念的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声称，“个人创业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
如马克思的分析一样，这种说法也可以通过实证检验。那么检验结果如何呢？对生产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劳动社会化的工人阶级，还是个人创业？
正如下文所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计量经济学均证明，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是劳动社会化。这是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经济政策基础的原因，**这也说明，马克思理论本身与最现代的西方经济研究是正确的。
这也是习近平要求中国工人阶级要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原因。
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是劳动社会化
到目前为止，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化”观念已深入人心。但要衡量经济发展贡献，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对经济发展分析的正确性，作出量化性的实证检验，劳动社会化也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不同形式。
这就需要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作详细的比较。这种事实比较顺应了习近平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8
要作这样的分析，首先就应该注意到，随着生产周期的推移，生产过程存在两种形式的投入：
• 用于单个生产周期的投入，例如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生产的汽车方向盘，仅用于单个生产周期；
• 用于多个生产周期的投入，例如汽车制造厂的工业机器人可生产很多汽车，经过多个生产周期会贬值；用于多个生产周期的其他形式的投入，比如教育和技能（经过一次培训的工人，可将该技巧应用于将来所有的生产）、研发创新（科学或技术知识一旦创造，可用于将来所有相关形式的生产）等等。
要衡量何为单个生产周期与多个生产周期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就必须对此作出分析。通过详细的量化数据对比，便可明白这种区别的精确意义。
亚当•斯密与劳动分工
要清楚地阐述和实际测算马克思分析的方法，以及最现代的西方研究，印证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性，就有必要回顾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的共同前辈——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
因为斯密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的起源，概述他的框架可以很容易地比较两者。从马克思主义本身与最现代的西方经济研究成果两方面看，有利于了解习近平强调马克思经济分析法具有优越性的原因。
斯密以惯常的清晰逻辑在《国富论》的开篇第一句话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9。
按其一贯说法来看，斯密作品的很多结论都是依据其最重要的结论（劳动分工细化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来源）推导而来，马克思则把同样的过程概念化为“劳动社会化”。
如分析所示，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斯密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部分包含五个部分，分别对应五个经济术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完善且印证了斯密的重要结论，并将其整合进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如果量化斯密分析的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供给因素，那么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按递减顺序如下。
为避免引起混淆，特用马克思与斯密的不同术语分析同样的过程：
(i) 拉动经济和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劳动分工——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化”概念起源于斯密的“劳动分工”分析；
(ii) 劳动分工细化需要扩大生产与市场规模——这是马克思反对“国家保护主义”战略的基础，也是中国开放政策的关键基础；
(iii) 劳动分工细化与扩大生产规模，会导致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上升——斯密的这个结论与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的分析一致；
(iv) 劳动力技能改善，即劳动力质量提高，取决于投入到劳动力培训中的经济资源——用现代术语来讲是属于内生而非外生变量。马克思则认为，所有原来无技能的劳动力需要应用培训与教育等其他资源，成为熟练劳动力；
(v) 技术进步也是劳动力细化的产物，即其也取决于内生而非外生变量。生产力的长期发展使得科研机构日益增加，它们本身也是劳动分工的例子。
应该指出的是，如同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命题一样，斯密与马克思的分析均经过了实证检验。例如，劳动分工增加是否事实上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
马克思的分析Vs. 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更清晰简洁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的分析自动将生产过程的投入，划分为单个生产周期投入与多个生产周期投入。由此说明，马克思的分析比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更清晰简洁。
• 马克思将资本划分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前者用于单个生产周期（例如方向盘），后者用于多个生产周期（例如工业机器人）。
• 马克思注意到劳动力数量（工作时间长度）与劳动力质量（技能水平）的区别——正如他指出，所有原来无技能的劳动力要成为生产技术劳动力，就必须增加投入用于教育与培训等的资源。
西方统计学越来越靠近马克思的分析
与马克思形成明显区别的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框架混乱不清，这导致其花费了较长的时间来纠正增长测算方式——事实上，过去十年西方才正式纠正其增长测算方法。
遗憾的是，西方经济学早已抛弃的观念却继续出现在部分中国媒体，因此有必要对西方经济统计学发展史作一个简单的梳理——戴尔•乔根森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此作了全面的研究10。
研究西方统计方法的改进非常有趣，因为这显示，为纠正分析经济过程，西方统计学被迫越来越靠近马克思的分析。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分析整体经济，但“新古典主义”主导的西方经济学直到1942年才引入测算整体经济的理念，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GDP/ GNP）于彼时应运用而生——美国首次运用GNP估算美国经济的战争生产潜力****11。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分析师不得不采用零碎不全的数据，例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的英国投资数据源自克拉克（Clark）、美国数据源自库兹涅茨（Kuznets）。但克拉克或库兹涅茨的数据均与GDP无关，因为彼时GDP测算方法尚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引入整体经济分析的同时，首次引入GDP的概念测算经济投入——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dbergen）于1942年作了首次重要尝试。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即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是由斯蒂格勒（Stigler）于1947年引入12。
现代西方增长核算方法的基本框架由索洛（Solow）于1957年创建13。索洛的测算框架包括资本、劳动力与TFP三种投入。TFP衡量的是除去资本与劳动力以外的所有要素，包括技术、规模经济、创业、管理技能等一系列因素。
索洛最初的增长核算公式有误
1957年索洛的分析横空出世时，被视为现代西方增长核算方法的标志，但索洛当时犯了两个错误，因此随后不得不作出纠正。框架更为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事实上，这也契合习近平的讲话，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具有优越性。
• 与马克思相比，索洛最初的公式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的分析只包括固定资本的分析，而未包括流动资本的分析。后者用西方术语来讲，就是中间产品——一个经济部门的产出用于另一个经济部门的投入，例如硬盘行业的产出用于计算机行业的投入。
索洛的增长模型忽视了中间产品的投入
如下文所示，体现劳动分工细化/劳动社会化的中间产品，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后来的增长核算公式通过加入中间产品，纠正了索洛的错误。
• 索洛最初的公式没有体现劳动力质量或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打个比方说，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一个韩国非技术工人一小时的劳动质量与2015年的一个具有博士学位的韩国工程师一小时的劳动质量是相同的——但是两者的价值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正如他们的薪酬所示。
不得不再说一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因为其坚持认为，所有原来无技能的劳动力只有通过教育等投入才会成为熟练劳动力。通过区分劳动力数量（劳动工时）与劳动力质量（教育、培训等贡献），索洛的错误在后来的增长核算公式中得到了纠正。通过区分不同形式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服务发展理念，索洛没有体现资本质量变化的错误也得到了纠正。
索洛最初的增长核算方法的所有纠正过程，在经合组织2001年和2009年分别出版的《生产率测算手册》（manuals Measuring Productivity）和《资本测算手册》（Measuring Capital (2009）中有完整的体现，纠正后的索洛增长核算方法现已被纳入美国、联合国与经合组织的官方统计系统——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2007年将其正式纳入《国民账户体系》，作为国民账户的国际统计标准。
令人吃惊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念的上述纠正过程，让其越来越接近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
i. 索洛遗漏中间产品的错误，本质上相当于马克思的流动资本概念被纠正。
ii. “资本服务”（资本在一段期间内对生产的贡献）概念，基本上与马克思的“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对单个生产周期作出贡献”的分析一致，纠正了西方经济思想测算总资本存量对经济贡献的错误。
iii. 劳动力数量（工时）的概念和“劳动力质量”划分开，后者契合马克思的劳动力技能培训/教育的分析，也纠正了索洛仅测算劳动工时（从而未能区分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的错误。
在官方纠正索洛的错误后，被称为“索洛残差”的TFP得以保留，TFP包括诸如研发技术、创业、规模经济等，但不包括中间产品、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实际上TFP不能被直接测算，它是模型的残差，其实是一个遗留问题——用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的话讲，“TFP衡量的是我们的无知”。事实上，TFP包括众多要素，用马克思术语来讲，也包括在“劳动社会化”之内。这些包括：
• 研发——其本身也是劳动分工的产物；
• 生产规模——劳动分工产物的一部分是体现中间产品的推销，但劳动分工细化的另一部分是在生产单位（工厂等）发生，而其必须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生产单位规模来测算；
• 对外贸易——虽然中间产品的贡献可由国内贸易直接测算，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也不存在可比数据，但是众所周知，中间产品占全球贸易的40% 。
由于这些原因，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个人创业仅能部分性发挥作用拉动经济增长，其仅能发挥类似于TFP的部分作用。也即是说，个人创新的作用不及TFP。理论上来讲，寄希望于TFP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会受挫。
而且，TFP无疑夸大了投入而非劳动社会化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即有利于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统计偏见。反过来，如果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分析必然会带来重大问题。幸运的是，TFP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有关其结论也不会带来重大实际问题。
相反，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即使有利于新古典主义分析的统计偏见也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索洛则通过消除他的错误结论——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纠正了错误。
在经济框架内，个人作用不及劳动社会化作用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不同要素的对经济贡献的检验非常切合实际。这也契合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总体思想上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现实、文化或者个人作用。它只是认为，这些东西占经济比重较小，在经济框架内个人作用不及劳动社会化作用。**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不及经济“真实”，而只是说它们对发展不那么重要。
因此，正如习近平对中国不同战略组成部分所作的总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14
现代西方计量经济学结论
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检验，必然要经过量化与测算。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劳动社会化；如果新古典主义思想是正确的，那么个人创业等因素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实证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正确的。因此，这完全证实了习近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中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的正确性。原因如上文所述，这样的结论意味着应重点关注供给经济学。
如下文所述，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印证了马克思（也包括斯密）理念的正确性，具体内容如下：
(i) 反映劳动分工细化/劳动社会化的中间产品与服务，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
(ii) 劳动分工细化需要提高市场与生产规模，规模不仅要延伸至国内，而且要延伸至国外——即现代劳动分工需要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化；
(iii) 固定资本投资增长是继劳动分工细化后第二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在经济发展中，固定投资主要来源于自然资源到技术深化与创新的延伸。固定投资和创新所需的研发本身是反映劳动社会化的直接生产投入；
(iv) 随着发展的需要，由总工时衡量的劳动力数量增长，正逐渐被劳动力质量改善所取代——劳动力投入日益取决于教育和技能；
(v) 创新的关键驱动力——研发和技术进步，主要是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因此也属于劳动分工。
这些实际数据显然证实了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
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
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显而易见：中间产品与服务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这与马克思的流动资本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直接体现的分析一致。如图1所示，乔根森、何民成(Mun S. Ho)、凯文•斯德尔(Kevin J. Stiroh)等对最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全面研究发现，各增长来源对美国各经济行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中间产品为52%，资本为24%，劳动力为15%，TFP为 9%。
此数据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其涵盖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处于繁荣增长高峰期的1977-2000年——按照假定，TFP本应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特别高。
乔根森、何民成与凯文•斯德尔对美国41个非政府、非家庭经济行业所作的更详细研究发现：“在这41个行业中，中间投入年均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资本为0.5个百分点，劳动力投入为 0.3个百分点……此分析显示，中间投入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关键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发挥着第二重要的作用，TFP发挥的作用则较小。”15
从美国早期增长数据看，这种趋势没有改变。乔根森、戈洛普与弗劳梅尼对1948-1979年二战后早期美国经济的分析发现：“中间投入是目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
在我们据以考察的45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我们可以衡量中间投入，且这些中间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远高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产出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是中间投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目前为止，中间投入的贡献最为重要。”16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如下：
• 三位韩国经济学家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Bongchan Ha对原材料中间投入的研究发现：“**韩国经济中，不同要素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依次为：原材料、资本、劳动力、TFP、能源。”**17
• 中国台湾经济学家梁啟源对1981-1999年中国台湾省26个行业的原材料中间投入所作的研究发现：**“除7个行业外，原材料投入对1981-1999年所有行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最大。”**18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和孙琳琳把1981-2000年，细分为1984-1988年、1988-1994和1994-2000年三个阶段后发现：“**中间投入增长是大多数行业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19
鉴于中间产品与服务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因素中劳动分工的发展条件对供给侧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充足的运输系统、通信基础设施到产格的严品标准、准许快速有效的经济交流等诸多实际条件。
正如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在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时指出：
“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20
国际劳动分工
中国1978年后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与国内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相关的重要政策是国际开放，是显而易见和众所周知的。开放带来更大规模的市场和生产发展，意味着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所有重要的西方统计学研究显示，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在此引用所有这些已为大家接受的结论。
开放的事实结果是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重要体现。正如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21 或者用习近平在2012 年12 月31 日讲话时标题“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更贴切。
固定投资
如果中间产品/流动资本是单个生产周期的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的体现，那么固定投资则是数个生产周期的劳动社会化的体现。不过，如果认为固定投资的决定性作用是现有技术数量扩张，那么则是犯了一个低级的经济错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定投资首先需要纳入创新和技术升级。
例如，正如大量的研究分析所示，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迎来爆发式发展，是基于大量的创新技术（微处理器，互联网服务器等）固定投资。
因此，固定投资应重点聚集于新技术和创新的生产升级，这也与习近平就创新的分析一致：“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
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要高度重视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
要积极主动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从我国现实需求、发展需求出发，有选择、有重点地参加国际大科学装置和科研基地及其中心建设和利用。”22
绝大多数国家数据体现了固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图2所示，涵盖1992-2014年间的占全球GDP达94%的103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平均而言，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劳动力投入为29%，TFP仅为10%——证明了固定投资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固定投资对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小经济体——资本投资对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 。正如中间产品一样，固定投资是劳动社会化的直接体现。
劳动力质量
如图3、4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数量（工作时间）和劳动力质量（培训和教育）之间的定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平均而言，发展中经济体27%的GDP增长来自于劳动力总工时增加，仅3%的GDP增长是来自于劳动力质量改善；发达经济体仅15%的GDP增长来自于劳动力总工时增加，11%的GDP增长则来自于劳动力质量改善。
因此，当一个经济体越发达，劳动总工时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下降，与此同时教育与培训改善则成为重要的增长因素。总的来说，当一个经济体越发达，教育与培训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劳动力质量改善是源于教师的工作和培训计划等等，是劳动社会化的经典例子。
研发
事实上，研发进一步构成了劳动社会化最明显的例子之一。现代技术创新不是由孤立的天才创造，而是受益于巨大的资源分配——历史和现代研究证实，研发成功与投入分配成正比。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科技长期保持领先优势，源于对不断增长的研发资源与大规模创建的专业研究机构的应用。在整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美国科技保持领先是源于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研发支出。
正如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美国经济足够大到孕育具有专业管理经验的大企业——庞大的研究预算有助于组织创新过程……美国通过在重要大学建立研究部门与批准特别用地在各大高校进行农业研究增加其领先优势……研发支出纪录显示，美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从1921年的0.2%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的约3.0%。”23
因此，研发成功是源于大量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利用。从现代研发支出规模来看，正如彼得•马什（Peter Marsh）在其所著的《新工业革命》（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指出，2010年世界用于研发的支出达到约1.2万亿美元，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一数据高出25个百分点。
2010年全球至少有7百万人从事科技工作，这一数据比1995年高出40个百分点。2008年，他们为科技记者生产了150万份报纸，比20年前的数据增长了三倍多。
1990 – 2010年间，美国专利办公室收到的年专利申请增长了143%。最近的报纸，三分之一涉及的是不同国家间科技人员的合作。24 当然，这样的资源构成了巨大的间接生产投入——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体现了先进的分工/劳动社会化的有效性。
当然，这源自习近平的总体分析——应全情投入到研发，因为创新是发展供给经济学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要着力完善科技创新基础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大幅提高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水平。
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聚焦国家战略目标，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25
个人创业
上面已全面分析了不同形式的劳动社会化的定量贡献，最后谈谈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所称的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个人创业。个人创业能部分性发挥作用拉动经济增长，但其不是通过中间产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来创造增长，即其仅能发挥类似于TFP的部分作用。
但如上文所述，TFP提高对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对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贡献率均仅为10%。此外，TFP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并不高于对发展中经济体，但个人创业一般是前者高于后者。
退一步说，即使假设个人创业是发达经济体的TFP全部（虽然这个假设很不合理，因为技术、生产规模、研发和其他因素才是TFP的关键原因），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相当于劳动力投入的三分之一、资本投资的六分之一。
结论：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定量因素是劳动社会化
利用现代统计技术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同要素的贡献，我们来做个总结。
• 理想的数据是对所有国家的中间产品、资本、劳动力与TFP作出测算。但遗憾的是，所有国家的中间产品数据并不存在。
但上文所述的研究结果显而易见，中间产品与服务是最重要的增长来源，其对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固定投资的贡献率为2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15%，TFP的贡献率为9%；
• 占全球GDP 94% 的经济体的固定投资投入、劳动力和TFP全面数据显示，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劳动力投入为 29%，TFP为10%。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代表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流动资本/中间产品、固定投资、劳动力投入）投入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0%。
相反，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决定性的增长因素——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10%——确切地说其贡献率尚不及TFP，因为TFP包括不同因素，它们本身就是劳动分工的产物。
因此，劳动社会化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称的决定性增长因素——TFP的九倍多——详细分析TFP会显示，即使9：1的比率也是低估了。显而易见，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定量因素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社会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结果，完全印证了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的正确性。劳动社会化，工人阶级，是发展生产的最强大的力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支持者，即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鼓吹错误的观点时，只能极力避免在其文章与分析中使用精确的数字，用假大空的套话与空洞的公式，或者尝试引用现已被西方正式淘汰的统计方法。
正如习近平指出，马克思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正如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26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生力军，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当然，这样的重要分析也是习近平就工人阶级与中国的民族复兴所作结论的关键：“工人阶级要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充分发挥伟大创造力量，发扬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的光荣传统，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27（完，参考文献附后）
参考文献
1. 引用自胡鞍钢2015年11月30日所著的（The method in Xi Jinping’s Marxism: What’s behind the president’s push for the economic theory?），链接见《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885100/method-xi-jinpings-marxism-whats-behind-presidents-push?page=all
2. 见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二十八卷第36页，由Lawrence and Wishart出版社出版。
3.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59段落。
4.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59段落。
5.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Transition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6.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Study, Disseminate and Implement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第165-448段落，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7.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49-819段落（Kindle版），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8.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Carry on the Enduring Spirit of Mao Zedong Thought）。
9. 见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第13页。
10. 见人大重阳网站链接：http://rdcy-sf.ruc.edu.cn/displaynews.php?id=15011
11. 想要研究GDP发展简史的读者可参考丹尼尔•科伊尔（ Diane Coyle）2014年所著的《GDP简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丁伯根与斯蒂格勒的分析请见戴尔•乔根森2009年所著的《生产力经济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vity），载于乔根森主编的《生产力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vity）第9-28页，由英国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
13. 见索洛1957年8月所著的《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载于同年出版的《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三期第312-320页。
14.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Align Our Thinking With the Guidlines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第1506-1655段落，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15. 见戴尔•乔根森、何民成(Mun S. Ho)与凯文-斯德尔(Kevin J. Stiroh)2005年所著的《生产率：信息技术与美国增长复苏》第三卷第305页（Productivity, Vol. 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 ），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16. 见乔根森、戈洛普与弗劳梅尼1987年所著的《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第200页（Productivity and US Economic Growth.）。
17. 见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Bongchan Ha2007年所著的《Growth Accounting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by 33 Industrial Sectors in Korea (1984-2002)》，载于乔根森等主编的《Productivity in Asia: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第113-145页，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
18. 见梁啟源2007年所著的《Industry-Wid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Growth in Taiwan, 1981-1999》，载于乔根森等主编的《Productivity in Asia: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第146-184页，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
19. 见任若恩和孙琳琳2007年所著的《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ies, 1981-2000》，载于乔根森等主编的《Productivity in Asia: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第76-112页，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
20. 引用自胡鞍钢与杨竺松2016年1月1日合著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Important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链接见《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6-01/01/content_1646781.htm
21.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lways and Ongoing and Will Never End.）第1091-1119段落（Kindle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2.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Transition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23. 见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91年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24. 见彼得•马什（Peter Marsh）2012年所著的《新工业革命》（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25.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Transition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26.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59段落（Kindle版），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27. 见习近平2014年所著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759段落（Kindle版），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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