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练：发掘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经济增量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举办的，“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研讨会发言稿，感谢主办方和作者赐稿。****】
谢谢主持人，因为刚才前面几位老师主要是从理论上，我这个发言可能会范围广一些，会涉及主要是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用现实中的案例来说明我们面临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这个态势。主要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国际政治经济背景。这个应该我属于班门弄斧，我不是学国际关系，这是根据这几年感受到的变化做了一个总结。中间一个部分主要讲的是经济增量，以及支持它所需要的金融体系，属于现实中的一些案例思考。第三部分我认为是在中国引领的全球治理体系下不可避免的一个东西，是和现有西方主导议程衔接的问题，在当前西方塑造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是“话题之王”，就是气候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我根据个人的一些总结，勾勒了一下二战后的几个国际体系。我认为有三个国际体系，第一个是冷战体系，我们教科书上都说过的。第二个我们教科书没怎么写，但是我认为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而且现在已经结束了，就是华盛顿共识体系，从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一直延续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的一个新的体系，有人称之为中美两极体系（金灿荣）。前两个体系实际上我认为在技术、经济上有相互衔接、因果的关系。在雅尔塔体系下，也就是美苏冷战的背景下，这个时代出现很大的特点，那就是积累了大量基础的科研技术，这是国家支持的，比如美国的DARPA。这些积累事实上为第二个时代，也就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主导的时代的提供了技术基础，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上。但到第三个时代就出现了问题，这便是因为第二个时代由于倾向于大规模的自由放任，出现了信息技术大规模普及和金融虚拟的经济大规模爆炸式发展，但同一时期又没有进行雅尔塔时代那种战争威胁下促发的技术基础积累。所以今天这第三个体系，中美体系下的困局便出现了：我们找不到生产力下一步发展的支点。
当前这个新体系体现为两极多强，其中一极（美国）倾向于收缩，另一极（中国）在尝试性的进行扩张。原来主导的西方世界在技术进步上后继乏力，货币和意识形态方面，全世界都处于迷茫的状态，处于混乱状态。那么这个新时代，除了中国以外，两类国家的特点，我概括为：发达国家统治能力弱化，发展中国家从2014年开始出现分化。发达国家的国家能力弱化体现是它们在国内缺乏创造经济新增量的话题，在国际上表现为从一些热点地区比如中东地区开始退出，我认为这和之前说的20年放任自由，没有新的基础科研积累有关系（DARPA21世纪以来的积累，代表成果是军用无人机，民用不多），精英能力蜕化了，主流文艺化了，新一代保守派领导人还在萌芽，而且和西方社会鼓吹文化多元的政治正确要求不符合。西方国家这种危机自发催生新现象，比如前沿的基础设施、基础科技的创新，正在转移给一些自由派的企业，比如说谷歌、facebook等，和当年的贝尔实验室、DARPA不同，它们是超国家的，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西方左派（Liberalism）。
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分化，这和我们很有关系。因为这正好发生在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分化表现为几大地区往不同方向走，其中大部分趋势不好。中东地区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多家竞争会把油价拉在低位。拉美左翼时代，即“资源红利-福利发放”时代已经结束，这两天阿根廷、委内瑞拉都已经发生问题，未来巴西大变也是大概率事件。独联体国家，包括俄罗斯和哈萨克，将更加深度的依赖于境外——也就是中国的需求。俄罗斯成为和旧秩序西方主导国家冲突的先锋。那我认为最具有影响力、潜力作为全球经济增量，作为工业化扩大化的增量的，主要是一些人口众多，工业化起飞的国家，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非洲东部，代表是四个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四个国家现在人口是17.5亿，到2030年，人口可能到23亿。此类国家特点是埋头经济发展，以个人发财致富为社会的崇尚方向，另外大部分国家政治上出现强人或强阶层，比如印度莫迪、人民党，埃塞埃革阵等，非常类似于我们九十年代初。但这些国家是被西方忽视的，或者混淆于出现麻烦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印尼的货币贬值，其实和俄罗斯、巴西的货币贬值性质不同，是有利于本国的（促进出口），差别就在于两印是工业化起飞的，越来越多东西本地产，而俄巴则浪费了十多年机遇期，很多制成品要进口，西方分析师没有分析这一点。我们“一带一路”要在审慎思考保证中国引领地位的前提下，顺势而行。这就是当前的国际秩序变化背景。
在这个新的背景下，我们谈一谈经济增量。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不景气，我们需要寻求一个新的经济转型模式，这就涉及到经济增量，没有增量的话是找不到投资方向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预测未来是有很大风险的，今天只举一些观察到可能意味着中国国内、国外新一轮经济增量的产业案例，另外说说要实现它们需要什么样的。
先说国内。
第一个例子是天然气产业上下游基础设施。大家都知道欧俄之间今天在天然气上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上下游格局，这其实是前苏联时代，苏联用西德提供的贷款和技术造了几条管道（主要是1984年的北极光管道），而后奠定了今天的欧俄天然气经济格局基础。那么，在今天中国中亚天然气ABCD管道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等多条通路建成之后，也会形成类似的格局。在下游，比如管道末端，中国可能会复制欧美发展的路径，可能会出现一批投资，像储气站、调峰电站等等。城市燃气会大应用。现在天然气板块正在静悄悄的发生很多大事情。这是一块市场乐意参与的经济增量。
第二个例子信息基础设施。我不是说信息消费本身，而是说移动互联网迅速扩展的时候，所有人们终端在进行简单操作的时候，背后都是一个巨量的存储和通信的需求，它是要消耗能源的。而现在人们出于用户习惯及互联网界的怂恿，信息形态对应数据是越来越大的，从文字到图片到语音到视频。华为就是看到这个趋势，在通信、存储上发力，“太平洋那么宽的铁桶”就是说传输能力。举个例子，存储方面，从大城市的郊区到北方偏远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需求将迅速提高。数据中心能耗，2009年364亿度，2012年660亿度，占当年全国工业用电量1.8%。这几年估计绝对量又在提高，占全社会能源消耗比例估计提高的更快，以后还会升，到5%乃至10%不是没有可能性。
上述两个说的是社会资本可能愿意参与的增量，还有一些社会资本不愿意参与的经济增量。比如说主要是一些没有能力和无利可图的增量，我这边提出一些事关根本经济学理论的看法：有些东西是不可能按照商业模式来进行的。国内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个模式叫PPP模式，但事实上在社会上反馈不是很积极的。我觉得原因是在于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新型的模式还没有很充分的理解。第一，如果是可行的项目，搞PPP，只有财政部等政府主推者自己承担劣后级LP，社会资本承担优先级LP，至少这么保证一段时间，PPP才可能推得动，否则社会资本是逐利的，对于这种大型项目（PPP通常比普通商业项目设计金额要大），风险未知，企业家又不是傻子谁会参与，只有做好了一些，看到劣后级PPP也有的赚，还不错，政府亲身示范了，这时候企业家来参与，机制才转的动。第二，可以适用于PPP的项目也是有限的，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美好，目前来看，城市出租车、城市燃气、核心地块的道路基础设施（一定要有商住地块补偿）比如市政府搬过去的新城市中心，这是可以PPP的。其他项目是难以PPP的，有一类典型项目我称为巨型基建项目，比如说港珠澳大桥，它在物理上和技术上具有必要性，因为它能够拉动中国技术能力的提升——全人类也需要这种“练手项目”，但在经济上它是不太可能有盈利。前几年知名的杭州湾大桥，这么核心的地区，浙江一些民营企业被忽悠进去，投入几个亿，能分红的时候每年50万，还有大量不能分红的年份。所以这一类东西不宜搞PPP，不能陷入PPP模式的迷信。目前国内这种巨型基建，比如在建的几座跨海大桥，主要是地方政府担保的特殊平台公司+商业贷款，其实是不可能还本付息的，连付息都难——结果都是新债还旧债，债务存量越增加越大，中间形成的一些货币就通过信托等过桥窗口漏出去，又去玩纯金融虚转了。应当预见到这种结局，把巨型工程改成“货币注入窗口”，定期销账转化成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德国三十年代是有这个经验的，他们搞过Mefo Bills。搞出来的经验，因为当时依靠这种经验造了120亿马克的货币，修建了世界第一个全国的高速公路网。
如果说新巨型工程及金融方法是增量。现有存量债务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当前国内重型工业过剩产能的消化和相关金融债务的处理问题。在实业层面，过剩行业一定会发生行业重组，水泥快一些，钢铁慢一些，会有四五年时间。金融层面则是金融债务的消化问题。需要意识到，现代货币体系跟债务是紧密结合在一块，如果简单的消除债务，有可能导致货币连环的消失，这会导致一个经济上的“黑洞”，日本90年代后就深陷这个麻烦。如果“黑洞”产生——经济自发倾向于收缩，表现为挣扎着“还债”，越还债社会货币越紧缩，越不景气，这对我们中国摸索新的国际秩序，搞“一带一路”都是非常危险的。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九十年代末到21世纪初金融体系的改革可能对下一阶段处理债务问题会有借鉴作用。这个经验需要总结，而且要再次使用。现在低估了当时金融（银行）改革的意义，其实这次改革对人类的启发意义应该要记入世界金融史书的，是很经典的高明操作。从90年代末四大行“技术性破产”到2005年完成改革，2005-2007年陆续上市造就世界前几大银行，本质就是两步：第一步，充分抓住现代货币的特点，空手造出来一批货币形成新的银行股本；第二步，所谓剥离不良贷款，事实上没有剥离，是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隔离”，然后通过经济的扩大，一边扩大分母，一边有些资产比如煤矿、装备机械厂就变活了，债务就轻松还了（或可周转了），不良贷款就迅速下降了。有个美国人，在90年代末在中金公司干的，参与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写了一本我们业内称之为“奇书”的《红色资本》，这本书忠实记载了每一个操作细节，但他的每个解读都是错的，因为他是按照美国今天的标准去理解我们中国模式的操作，所以他的理解都是错的。
再说国际上的经济增量。
可能可以从技术进步、经验平移两方面来说。技术进步可以从近期一个案例看出未来端倪，2015年10月公告，中国联通和喀麦隆电信开始参与西非-巴西的跨大西洋海底光缆的建设，华为海洋参与，这个案例代表着国内运营型企业开始成为全球企业，带动国内酝酿多时的装备制造业在新的挑战性环境下去建设、运营。
经验平移，主要是顺应时代潮流，在上面提到的那种工业化起飞地区有所作为。但要成功，一些基础性的制度问题我们是必须要弄明白、解决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货币创造问题。我们今天提出“一带一路”，其实这种跨国设想有很多历史上的先例，主要集中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他们的经验总结，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可能是通过贵金属货币完成的，都要依靠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的金融创新来实现。以前说列强在全世界扩张，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铁路，一个是银行/债券。美国南北战争后两洋铁路，俄国搞西伯利亚大铁路，前者有债券、股票、银行，后者搞了俄亚银行。铁路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银行是金融创新的代表。放到今天，我们不可能靠所谓“3-4万亿的美元的外汇储备”去建设“一带一路”的，这如果对标19世纪末，那就是拿着贵金属货币去建跨国铁路（当然现代外汇储备没有近代贵金属货币档次那么高）。而且今年以来的动向，证明外汇储备是非常脆弱的，一年就减少5000亿美元以上，海淘、出国旅游、一些有钱人恐慌转移资产、中国企业拿着外汇去境外投资，都是形成趋势的，快速消耗外储的。真的要走一带一路，只能是我们用自己创造的货币——各种层面的人民币去操作的，我归纳了四个层次货币金融方面要实现的突破。
（- 人民币成为跨境（实体）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周转流通货币，成为永不枯竭的货币创造源泉
- 开发性金融引领的跨境人民币贷款大规模出现（目前主要是跨境美元贷款）
- 部分国家（主要是人口众多且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国家而非资源型国家）的货币与人民币形成稳定汇率关系，带着有潜力的国家飞而不是被注定要沉沦的国家拖下水
- 中国的银行在东道国参股、控股一些本地银行从而形成本地货币创造实体，复制中国本地银行的商业模式）
这四点突破概括起来是实现人民币主导金融体系。举个现实例子解释上面的四点，比如第四点，现在提出国际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中国有丰富的经验，但缺乏总结。协会的青年会员董筱丹写了一本书，《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年总结》，这本书我概括起来一句话，那就是建园之初，1995年，新加坡认为的吸引加工型企业投资，然后进行工业生产，靠工业地产地租进行滚动开发是不可能运转起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是只有由国开行进行系统支持之后，用商住和工业地产双重驱动，才可能把它做起来。国内的典型公司如华夏幸福，就是这个模式。这放到海外，就意味着只凭非银行的实体经济企业比如开发区公司，去海外——即便地理位置很好——开发，是独臂难支的，只有工行在当地有一个落脚点比如兼并了一个银行，然后搞开发贷款，在合适的时候当地城镇化又起来，银行有个贷产品，这样就能滚动了，这时候工业园区也能搞好，配套商住地产也自然起来，人口汇聚，市场活力就起来了，中国制造型企业也乐意进去了，群聚效应的良性循环就启动了。
需要强调国家选择问题。如前面所说，未来世界经济在工业化横向平移上的主要增量是在人口密度高、政治稳定、全民追求财富的国家。这些国家会呈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三化”同时爆发的趋势。当然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包括潘维老师提到的青年人崇尚抽象民主的概念弥散化，带来社会动荡的情况，这会给在工业化过程造成一定的不稳定，但是我认为这些国家总体还是以发展为主导的，要不稳定也是先在沉闷的发达国家和有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先爆发。“三化”起飞型国家还是机遇大于风险，举个典型的案例，从2014年年中开始，印度互联网行业开始爆炸式的发展，未来很可能成为互联网领域全球第三极。未来很可能发展中国家会充斥印度式英语互联网文化和中文互联网文化，前者是文化呼应，后者是好找工作。印度现在趋势、气势非常好，估计要挡是挡不住了。不能带着意识形态化的老眼光（包括公知无知的崇拜印度民主和网友反弹的一味认为印度落后）看印度。中国未来最大的问题是印度，30年后，可能中印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迫切需要“知印派”。
最后一个话题，我想说一个中国今天政策上比较重要性的一个命题，就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命题。我们提出“命运共同体”，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其实正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典型话题，必然会涉及一些国际公共命题。这里面明辨真假命题是很重要的，你不知道，瞎做，风险很大。你提出要建设新型全球治理体系，那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的命题是什么关系？简单接受可能会很危险。现在西方塑造成型的“国际治理体系”，命题之王就是“人类活动会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这是一个大杀器，因为这是一个“末日模型”，封杀掉你人类希望的。全球变暖、气候变化说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这和因为我们今天说国内环保关注焦点——雾霾还不一样，雾霾治理和碳减排是两回事，如果只是治雾霾，那还是加一些环保装置把颗粒物降下来，还可以发展，成本高一些。要是说二氧化碳是坏东西的话，那就不要工业化了，中国要退化，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都不要搞了。所以这里面隐含的政策含义是非常危险的。但今天这是西方主导的，在全球搞政治正确，压制任何反对声音的超大型社会运动。这里我想快速的勾勒一下它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核心要害在哪里？
首先是这个命题、这个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在八十年代之前，是没有全球变暖这个公共命题的，七十年代的时候人们主要谈论的是全球变冷。自西方有系统性温度记录以外，世界的温度大概有25-50年的单边变化，先暖50年，大概从1890年到1940年，再冷30年，从1945年到1975年，再从1978年开始变暖直到1998年，21世纪后是颠簸，2009-2014年冬天很冷。那么这个命题怎么冒出来的呢，原来是70年代讨论“全球变冷”的几个主导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开始转向全球变暖。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末世论色彩的，只不过70年代说天气变冷，认为是西方工业化的烟尘挡住了阳光，会“扰动自然界”带来小冰期。同样的方法论在80年代就成了人类的二氧化碳会有温室效应带来变暖。到1988年的时候，这个运动正式成形，成立了IPCC组织，通过1992年召开联合国里约大会，形成了一股全球性运动，主要核心是美国和英国，美国是以戈尔为核心，主要是民主党。PPT上这个人叫汉森（James Hansen），这个人是戈尔的最核心的骨干。这是戈尔，戈尔并不是2000年总统失败才改行干这个的，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主力，是整个民主党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塑造的主力。这个人叫霍顿（John Houghton）,是英国的核心，是英国80年代末气象局的局长，他的骨干是英国的东英吉利亚大学的气候研究中心（CRU）。然后他们搞了很多的宣传工作，但这个宣传工作再浩大不能证明人类历史上近代以来温度在系统性升高。左下角这个是第一次IPCC报告所还原出来的过去一千年的气温的变化，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高的中世纪暖期和很低的明清时期的冷期，这个我们国家竺可桢说的物候学是一致的。所以这个运动它科学基础是缺失的，80-90年代古气候学就那么些科学家，大部分是不赞同他们这种草率的运动的。也因为它没有科学基础，所以美国就敢不签，美国共和党这一派说你这个东西是有争议的科学，我不承认。
那么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呢，1998年的时候冒出来一个博士，美国宾州的新任教师，叫曼恩（Michael Mann）。我们中国人要认识气候变化，一定要知道谁是谁（Who is Who），这个曼恩就是气候变化运动里的核心人物。他怎么成了整个运动科学的核心的，关键在于他“科学拟合”出来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叫曲棍球曲线。说全世界千年以来，到1900年都没有波动，上下起伏不大，自一到20世纪就往上走，然后在和记录的实际的温度结合在一块，看起来好像挺贴合的，所以得出结论：世界温度从20世纪快速上升，人类的工业活动会导致气温的系统性上升。这个东西一弄出来，所有核心人物都在用，这个是霍顿2001年在上海公布曲线成果，然后这个东西就作为IPCC第三次评估（2001年）报告最核心的部分放在最开篇，说这个是全球变暖的系统性论据，主将戈尔在2006年搞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相》纪录片，他在里面也用这个作为核心道具，搞碳运动，姿态是很重要的，宣传是核心。
结果这个事情就引发了专业人士的兴趣，这个曼恩做拟合，核心是统计学。于是2002年冒出来一个加拿大的工程师麦金泰尔（Stephen McIntyre），要到原始数据，他发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曼恩是用一些原材料数据（时间序列）是把1000年来的温度给“拟合”出来的，他把所有的拟合样本标准化量纲后一加总，发现它基本是一个噪音，不是下面回归出来这个曲线。统计学的尝试：原始样本大部分是什么样，拟合出来结果也大概什么样。你曼恩怎么就把一堆没规律的东西拟合出一个曲棍球出来呢？所以这个事情，概括起来可谓“巨大的社会运动需要一个能够说服人的科学基础，而这个科学基础的细节是一个魔鬼细节，而这个魔鬼细节是让人发笑的错误”。我们通俗的说清楚这个魔鬼细节，拟合的“历史温度曲线”是拿一些叫做“相关变量”，比如说古树的树轮的宽度的时间序列来作为原始材料的，此外还有些泥层、冰层层次宽度序列等。这些作为原始材料的时间序列因为单位、量纲不一样，就需要标准化，也就是要减掉平均值，再除以标准差。所谓拟合，就是让标准化后的各个样本，各个样本给一个对应权重，比如1%（不同样本权重不同，有一个确定它权重（重要性）的统计方法，英文叫PCA，专业名词叫主成分分析法），然后加起来，得到一个权重加权结果，就是拟合出的温度曲线。
在标准化的过程中，按道理应该当然是减掉整个序列的平均值，曼恩这里就是1000年的平均值，结果曼恩只减了最近近一百年（1902-1980年）的平均值，这么一个技术性的序列值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曼恩这个原始样本池子里面，大部分是噪声或“几”字型的（就是八九百年前有一个大突起的，如果认为和温度有正相关那就是中世纪有个大暖期），有极少部分是翘起来的曲棍球曲线。结果这么一剪就使得这极少一部分的曲棍球曲线赋予的权重特别高（编者注：为什么会这样见注释），比如说90%，剩下的几百条样本，总共只有很少的权重，比如说10%，这么一加，那肯定是曲棍球型样本的形状支配了最后拟合结果了，自然就得到一个最后曲棍球曲线。
这里举一个调查中发现的例子，说明上述“魔鬼细节”的影响严重到什么程度，上面这个样本属于曲棍球曲线，下面是噪声形状，按照曼恩的加工方法，上面样本的权重是下面的的390倍。支配出这样曲棍球形状的样本，有15个，这15个样本全部采样自于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一座山的山坡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这个气候变化的核心科学证据是严重错误的科学笑话。所以这个东西就在美国引发了学术战争，美国众议院在2006年做了一场学术辩论，然后做了一些调研，发现这个气候圈的核心是高度紧密互相连接的几个小集团组成的，中间有很多系统性打压的事情，尤其是打压这个曲棍球问题的真相披露。国内基本没有报道，除了2010年，在潘维老师的杂志上，刊登了搞地质科学的黄为鹏博士的文章，叫《曲棍球杆曲线、气候泡沫与气候政治的未来》。右边这个图是仍然按照曼恩的原始样本，也按照他的加工步骤（这些加工步骤也是有问题的），但在标准化上按照正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结果，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人类工业化时代开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系统性变暖的现象。喜欢搞社会运动的人，科学一定是不严谨的。统计学家评价这个事情就是个伪科学，和19世纪颅相学、优生学差不多。所以我们说中国人要接触全球治理体系，不了解对方在说什么，争什么是不行的。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前，爆出一个“气候门”，说的就是曲棍球杆曲线为核心，曼恩和东英吉利亚大学这美国-英国的运动内学术中心如何打压另一边的学者的邮件。如果你不知道曲棍球杆曲线来龙去脉，那气候门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自然而然就被气候运动的主导者牵着鼻子走了。因为这个事情在西方是政治正确的，曼恩是要保护的，尤其是英国。
不过2009年之后，由于世界出现了很多其他事情，比如欧债危机等，西方的气候变化运动是进入低潮的。但是到2014年开始又出现高潮，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有要自己要搞碳减排的意思。气候变化这个事情总体是压制经济的，只有一个利益点，就是碳交易。2005年-2009年，碳交易尝试搞过一阵，但后来崩盘了，碳交易者作鸟兽散，最近一年多，原来的碳交易从业者又开始云集北京，准备开始中国国内的碳交易。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变得非常复杂，核心是中国的态度。前几天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搞了个胜利大会的结尾，其实是自我安慰，因为协议是各国要努力完成自己承诺的减排。现在欧美下一步很可能是保守派（美国是共和党）执政，会对这个事情有保留，印度莫迪已经公开说了，这对印度就是一张废纸，现在印度成了世界发展中国家要争夺发展权利的代表了。中国从大会代表表现来看，有点我发展就双手赞成碳减排的意思，这是不好的，因为如果有机会主义的心态，那就意味着你迟早要陷进去——而你自己跳到坑里去的时候欧美根本就不搞了，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坑了。我预期，未来这个命题，焦点不会在中西之间，而是在中国内部出现，有人想推动碳交易，这对下行中的经济当然是个大负担。
另外一些优质企业，比如国家电网、比亚迪，现在被气候变化运动NGO依附，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特高压传输的电、混动汽车用的电，也是火电为主，分分钟NGO就会翻脸说你是“伪环保”。而在境外，你跳上这个规则，“一带一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可行的就是火电和大型水电，你要接过西方这个命题，这些都搞不了了。我认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量，一定是要需要突破西方设定的天花板的。西方的全球治理体系理论是有问题的，这几十年他们自己停滞，发展中国家也不让发展就是证明。我们中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成为唯一亮丽的增量。我们的经济转型升级也不是去工业化，尤其不是按照西方命题来搞“去工业化”。最后，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真理，对西方形成全球治理体系话语进行去伪存真，复活一批被压制领域的技术，解放生产力。我的讲话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编者注：因为曼恩拟合的方法叫做“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这个分析的方法论很简单，凡是波动大的样本就被认为比较重要（计算波动大以标准化后整体方差大小来判断），要赋予较高的权重，所有标准化后的样本乘以权重然后再加总记得到拟合结果。现在假设几百个样本都是1000年长，如果标准化程序出错，只减去最后100年平均值而不是减去1000年平均值，如果最后100年和整个1000年的平均值差不多，算出来的整体方差和正确的差别不大，那么，但如果有样本最后100年和整个1000年差距很大（比如最后100年系统性“翘起来”的曲棍球杆曲线型），那么它在错误的标准化下计算得到的方差就比正确标准化下计算得到的方差大得多（因为前900年都成了高度偏离平均值的部分）。所以，曼恩的这个处理错误就会让那些最后100年比整个1000年平均值有重大差别的样本的方差一下子增大，重要性增加，被赋予的权重就很高。曼恩总共有三百多个样本，其中有20多个样本是这种类型的，其中15个还是同一个山上的狐尾松，就这些样本获得非常高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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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摹解读：
视野开阔，点面精分，切中现实，观点建设性充足。作者还是青年学人与亲身实践者。非常棒的文章，看了颇感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