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幸福？中国研究院工作坊研讨中国式“有温度”的居民社区建设之路

“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在中国，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放弃优化社区治理、营造熟人社区、培育社区情感的努力。”

——刘建军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十三五期间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尤其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城镇化成功与否除了在于硬件，软件也十分重要，这就是社区生活的和谐程度。不久前，一则新闻引发了关于拆不拆小区围墙，建不建开放式小区的全民大讨论。不过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中，还有更值得关心，更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事情。2016年2月29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举行了题为《社区与国家——研究居民自治的体会》的讲座，提出了打造有温度的社区，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目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副院长苏长和出席并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

刘建军教授表示，社区治理是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国家建设与治理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区分劣政与良政的界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线基层调研整整4年，刘教授不无感慨地说，许多西方学者跟随他调研时，都惊讶于中国城市社区的“温度”，认为比许多降至冰点的西方社区好太多了。**刘教授指出，一种好的社区治理，不仅能大大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也能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以极低的成本缓解社会矛盾和压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没有放弃过优化社区治理与营造熟人社会的努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

刘教授认为，打造一个好的社区，不光是要提供诸如开锁、保洁、医务、食堂等服务功能（中国居民区的这些配套服务已经很令西方人羡慕）；还要完成自身的社会建构，打造熟人社会，比如说能让老年居民重建社会关系；最终，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给予自治社区提出的项目补贴的方式，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和理想，避免了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风险。

刘教授特别以成都为例，认为老旧院落居多的成都，居民的幸福感却很高，其中院落自治和63亿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的投入功不可没，63亿对一座城市的GDP而言是非常小的一笔投入，却真的拯救了这坐城市，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当然，新时期的社会治理也需要新的理论自觉与手段创新。刘建军教授通过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提出了四点理论主张：

1、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修正：西方是国家与市民社会（阶级社会）的结合，是立体社会。中国是国家与由家庭组合起来的平面社会。基于此，这是两种类型的国家：结社国家（state based on association)与社区国家(state based on community)；

2、权利理论的修正：以“财产权”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和以“居住权”为导向的社会治理；

3、治理理论的修正：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4、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从单位社会主义向社区社会主义的转变，社区成为保存社会主义精神的温床。

这四点理论修正和主张，每一点都意味着社区治理方式的创新。比如第二点，刘教授认为，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社区治理会形成一种“隔绝性治理”。因为过分强调所有权，在西方，这会导致社区组织和设置越来越科层化、商业化，族群分裂与阶级分裂等问题；在中国，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社区治理也无法解决大量租客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问题，导致租客和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融入社区；而“隔绝性治理”普遍地会导致交往活动和人际关系支离破碎，降低人们对于社区的依赖度和依存感，更不要提家园感，物业公司的存在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导致许多困难和矛盾会溢出社区之外，导致解决这些问题所投入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以“居住权”为基础的社区治理则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刘建军教授特别强调“关联产权”（介于私有与公有之间的概念）的思想，提出关联产权是优化社区治理、营造社区公共空间的基础所在。关联产权的奥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相关，二是联动。“联”字特别重要。以关联产权和居住权为基础的社区治理，不仅可以将所有人纳入到社区治理中来，也能通过社区联结，构建熟人社区的方式解决老人、孩童等具体问题，使许多居民面临的“急难愁”问题得以拥有解决之道和治理之道。

刘教授表示，他的工作一方面是从社区治理出发重新探索国家治理等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他本人极为看中的，是给从事社区治理的工作人员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比如说，居民对社区的依赖度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这一依赖度有的是显在的，有的是需要开发的。社区治理要想尽办法开发这种需要，增加居民与社区的关联度。社区治理有其独特的原理与方法，如过程导向原理、多远协同原理等。刘建军教授强调，社区治理与企业治理、学校治理等其他组织的治理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如，在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中，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过程取向优先，效率取向次之。这显然是与企业治理不可同日而语。

刘教授精彩的演讲激发了与会者的思索，在提问环节，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苏长和、文扬、余亮等都提出了问题，刘教授在回答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治理的一些基本问题。

比如在回答居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时候，刘建军教授说，要避免两者完全对立的思考模式，恰恰相反，两者是互为补充的。政府治理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和衔接程度越高，基层社会也就日益充满活力，我们党的执政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就越稳固。

在回答城市居民自治与社区治理对农村基层自治有无借鉴意义时，刘教授说，两者存在很大的不同，农村的村民自治涉及一本经济账，即社区经济，它关系到每个农民的收入问题，而城市社区的治理与社区经济关联性不大，它与社区公共生活和社区服务等议题紧密相关。

此外，刘建军教授还指出了一些习惯性的对社区自治与治理的误解：比如白领群体参与度低；年龄越小，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士对社区的依赖度越低等，这与他本人的调研情况并不相符。关键问题还是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主动发掘居民对社区的需求，激发居民的参与愿望及参与行动。

虽然只是一次简单的称述和介绍，但刘建军教授讲座的内容还是引起了在场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兴趣与讨论。刘建军教授表示，经过四年深入基层的调查和研究，最终写作了一本《居民自治指导手册》，全书17万字，将于4月底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目前除了相关领域内专家学者的关注之外，许多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也非常期待此书的早日问世。

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例行工作坊之一的中国话语工作坊主办。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以“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为宗旨推动原创性中国话语的研究。中国话语工作坊拟邀请国内外认同中国道路，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的知名专家学者，在小范围内（10-15人）进行深入切磋探讨研究，其主要形式是：每期由一名专家学者做主题演讲报告，向与会者介绍其中国话语研究中最具原创性的概念和思想，之后与会者与报告者进行深入的讨论交流。

吴摹解读：

看了，令吾振奋。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特定含义，有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西方窄框。大有作为的方向，非常棒的方向，怒赞。1、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修正：西方是国家与市民社会（阶级社会）的结合，是立体社会。中国是国家与由家庭组合起来的平面社会。基于此，这是两种类型的国家：结社国家（state based on association)与社区国家(state based on community)；2、权利理论的修正：以“财产权”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和以“居住权”为导向的社会治理；3、治理理论的修正：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4、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从单位社会主义向社区社会主义的转变，社区成为保存社会主义精神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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