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桥：西方经济政策应向中国学习，避免激进化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趋于激进。2008年当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时，美国只稍许迟疑，便允许美联储对市场进行干预。此后，欧洲在遭遇希腊等欧盟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时，欧洲央行也以同样的方式应对。

从那以后，量化宽松便对西方国家市场造成了切实影响。所谓“直升机撒钱”在当前市场大行其道；尽管各界对负利率的未知影响心存疑虑，但它已得到普遍接受。当地时间3月9日，欧洲央行将欧元区利率降至历史新低，并扩大量化宽松覆盖面，凸显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盛行。

然而，刺激需求并非全无他法。譬如，西方国家政府为何不愿组建国有企业，以此创造就业？难道国有企业真的比量化宽松、低利率乃至负利率还要糟糕得多？

西方对国有部门顾虑重重。首先，人们普遍认为国有部门不如私有企业高效。然而，当私人投资远远低于理想水平时，国家就应该介入市场，填补缺口。毕竟，国有企业是否真的比福利支出、直接补贴、量化宽松或负利率等政策更低效，这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其次，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否一定会取代（经济学家们更喜欢用“挤出”这个词）私有部门？事实上正反两面的证据都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国有企业为争取融资与私有企业竞争，推高借贷成本，的确可能挤压私有企业的空间。但今天的西方正在滑向零利率环境，所以无需担忧这个问题。

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显示，国有部门不但对私有部门的运营提供支持，甚至可通过提供“耐心资本”、基本的基础设施以及实体设施，来助力孵化新的私有产业。

中国的经济政策并无太多可为世界之师的地方，但该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经验，对政策制定者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1911年，中国终结了封建帝制，但其资本主义实验却以失败告终。38年后，国民党政府被赶到了台湾，中国大陆走上了多舛的共产主义经济道路。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意识形态的钟摆再度向资本主义倾斜，中国最终选择了混合经济制度。

今天，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占三分之二左右。尽管关于缩减国有部门的争论仍未停歇，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很有可能延续下去。

如果今天在中国举行一场公投，让民众根据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优点去进行选择，我估计，尽管许多人对国有企业感到不满，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倾向于国有部门。

其中也存在一个社会层面的因素。国有部门给予职工较高利益，带来的满意度远非福利支出和“直升机撒钱”等方式所能比拟。

坚定捍卫自由市场的人们高度怀疑国有企业会滋生腐败。这不无合理之处，但可以通过控制国有部门规模，增强公众监督，来缓解这种担忧。

另外有一点毋庸置疑：在私有部门占主导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能够起到补充作用，并纠正市场失灵，其效果至少不亚于那些当下受到西方国家政府青睐的政策工具。

（本文原载于英国《金融时报》，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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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头 解读：

难道就因为是国企才腐败？这是不成立的，首先，腐败指的是人，是个人是私人，再者，私人企业就没有腐败？就没有吃回扣？就没有贪污？小公司老板可以看着下边的少量员工，但是大企业一样是看不过来，腐败是制度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人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和同时也是经济条件和经济水平的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腐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个整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