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印度政府还真拿这个预算当小李子的小金人了？

近期，印度财政部长阿伦·贾特里（Arun Jaitley）向议会提出了2016-17财年预算案。作为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的又一次重要风向标，新财年的预算案甚至在印度媒体中引发了“预算狂热”，涉及预算案的报道和评论数量远超往届。在预算案相关讨论中，涉农话题无疑最为吸引眼球，因为贾特里提到农村、农民、农业将是下一财政年度预算重点关注的领域。对此，印度经济时报甚至在其头版显要位置宣称“农民简直是印度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用小李子在多年煎熬之后终获奥斯卡奖的段子影射印度农民“久旱逢甘露”。

某种程度上说，莫迪政府对于农民施加的空前关注与优惠恰恰反映出印度版“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尤其是日益严重的农业边缘化和农村人口贫困化给印度社会带来的压力。虽然莫迪开创性的市场化改革和便利化措施为印度经济带来缕缕春风，然而农民不但没能从这个过程中分得主要收益，反而首当其冲承担了改革引发的阵痛和冲击。与吸收了大量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相比，印度农业部门几乎被遗忘，使得其“三农”滋生出各种乱象和问题。

2015年4月22日，印度新德里，一名来自拉贾斯坦邦的农民在一场反对土地法案的抗议集会上上吊自杀

例如，虽然印度有着势头强劲的高科技和IT部门，但是这些行业极高的准入门槛却排除了大部分贫困且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分享这些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另一个例子则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征地问题。由于印度建国以来的土地改革一直推进缓慢，导致很大一部分印度农民其实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雇农和农业劳工。在这种情况下，当商人或政府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向地主购买土地时，这些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常常无法从中分得任何赔偿。更糟糕的是，由于他们往往受教育程度很低，再加上印度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长期孱弱，这些失地农民也很难在非农部门找到替代性的就业岗位。

由于忽略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建设的必要投资，印度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越发无力，常常沦为反常季风和病虫害的直接受害者。在季风和病害导致的减产歉收面前，印度农民不堪重负导致的自杀和农村生存博弈加剧导致的冲突也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比如在2015年8月，多达25000名来自北方邦的农民为了表达对其绝望社会经济处境的抗议，居然联名写信给印度总统，申请“集体自杀许可”。令人惋惜的是，还没等总统慕克吉颁发骇人听闻的许可证，其中40个农民就已经自杀身亡。

事实上，农业部门仅占印度经济总产出的五分之一，但却雇佣了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其影响人口之多，范围之广可见一斑。三农问题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表明，农民长期以来压抑的怒火很可能会反过来吞噬印度来之不易的经济果实，造成的剧烈波动可能对整个经济体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随着莫迪不断深化其市场导向型和产业导向型改革，印度社会同时也承受了越发猛烈和频繁的农民骚动，甚至是骚乱。几个星期以前，以农民为主的贾特人（Jat）人为了获得招工、考学的特殊优惠政策而爆发的抗议风潮，其实就是印度务农人群面临普遍困境的最直观体现。

面对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种种危机和困难，印度政府不得不在需要大规模削减赤字的情况下，还在下一财年整体预算中大幅度增加了对“三农问题”的投入。在20016-17财年的预算中，印度政府计划针对农业和农民福利投入52.3亿美元。针对农民抗自然风险能力降低的现状，印度政府将对农田水利将大幅度增加专项投入，并计划加速现有的农业建设项目的进程，旨在减少反常季风、洪水、旱灾对农业造成的损害。此外，政府也计划加大对农村公路、管网和集贸市场的投资力度，以此降低农民投身商贸的交易成本。此外，为了缓解、应对三农问题积弊所带来的风险和波动，财政部长贾特里还新增了针对穷人的健康保险项目、加强了“圣雄甘地国家农村雇佣保障法（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和针对草根创业的减税计划，可谓多管齐下。

虽然印度政府的这些惠农举措力度空前，值得赞赏，但是却有着致命的问题：所有预算案中提出的方案更像是从一个领域虹吸资源进入另一个领域的“零和博弈”，而不是在多个领域中创造出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一般而言，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常常在发展初期选择“勒紧裤腰带”，搞工农业剪刀差，重点发展国民经济亟需的工业部门。然而，莫迪一方面大张旗鼓声称要搞“印度制造”，一方面却又推出大幅倾向农业的政策，令人生疑。显而易见，当印度经济结构还未达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时，就不分重点大肆强调工农业间、城乡间的“平均主义”很可能会产生不利于长远谋划的结果。

莫迪政府上台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三农问题上一直一筹莫展

印度想要真正处理好三农问题的挑战，也许中国正是值得学习的对象。中国多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产业发展、城市化推进同农民提高生活水平完全不必互相对立，完全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甚至进入一种“自动”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在中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先导的高速工业化成功吸收了农业部门富集的过剩劳动力大军。随着劳动力从生产效率极低的农业部门转入生产效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在促进工业经济繁荣的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得到了非常可观的增长。正是在这种良性互动中，中国使得几亿贫困的农村人口脱贫致富。

与中国产业经济模式大相径庭，印度当前的经济增长难以创造相应的就业岗位，这正是其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问题所在。囿于基础设施、劳动法规、营商环境等约束，印度制造业始终难以获得爆发性发展。与此对应，对基础设施要求较低、对于劳动法规能够灵活利用的服务业，尤其是外包服务业，却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服务业的繁荣反而进一步淡化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并挤占了许多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决策者的政策核心问题也许应该是如何促进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将广大农民囊括进经济发展的受惠群体，使其变为真正的利益攸关方。

虽然我们也许能看到阿伦·贾特里的惠农预算案短期内能缓解印度的三农挑战，但是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化和经济结构变革作为支撑，这些出于好意的政策也会随着“预算狂热”的消退而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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