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媞：本土派骑劫香港大众，然而说好的新世界呢？

笔者上一篇文章《反对派构建的“香港人”身份究竟存在吗？》中提出反对阵营以制造“香港人身份为策略”，达到“去中国化，排斥内地的目的”，这也引发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反对阵营正以“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战略思路——意识形态上标榜“本土意识”，行动上采取“无底线抗争”，并配合“互联网”作传播平台，影响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日常生活，并将“香港建国”这一分离主义思想推到极致，付诸行动。

大年初一凌晨旺角街头上演的“旺角黑夜”是本土派中“城邦派”为“无底线抗争”打响的头炮，从“城邦派”有关勇武的表述和行动中，我们可以推测“无底线抗争”希望通过抗争者引起警察武力镇压，达致流血收场甚至有人牺牲，好让他们占夺道德正义高地，从而唤起更多港青加入其行列，搞一场翻天覆地的“时代革命”。

反对阵营内近期关于“非暴力抗争”和“无底线抗争”的争论也值得我们注意，两者是反对阵营内两种派系提出的不同策略，这反映出该阵营面临战术思维上的转型，尽管相关的争论还未有定数，但辩论不耽误行动，因为“非暴力抗争”和“无底线抗争”完全可以一起来，通过真刀真枪的实践，让群众自行选择，就如刚刚通过补选上阵的公民党杨岳桥，举起大声公（大喇叭）在议会内发言，便是采用“非暴力抗争”的抗争手法。

杨岳桥

此外，“无底线抗争”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为保卫“本土意识”铸造的双刃剑，由于采用此种方式的抗争者，必须保证每次都给旁观者造成视觉和心理冲击，行动所要承担的风险就是公众道德底线的深浅，而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一旦使用不当，这利器将令“本土意识”破产。

因此，“本土意识”的建构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这个建构过程，必须软着陆，才能洗脑成功。此时，互联网作为传播平台，被广泛应用于反对阵营的舆论战中，并以社交网络Facebook为主要平台，影响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慈化武器最厉害之处，就是将许多温良和平的人、事、物赋予攻击性和杀伤力。

香港近年通过Facebook散播得最快，也最具杀伤力之一的论调便是以“香港建国”为主张的“香港民族论”，即通过建构香港历史、强调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重要性、居住领域和生活方式、建构“香港人”身份认同，然后再与“本土意识”里应外合，为走上街头，来一场“无底线抗争”做群众动员。

继去年初推出“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新一期香港大学校园刊物《学苑》杂志又以“香港青年时代宣言”为主题（下图），推出新刊。《学苑》以香港年轻人为主要受众，因此笔者将其中出现的群众，理解为青年群体，相信是最接近真相的解读。其中的“港独思想”因为太明显而不用再讨论，笔者反而有兴趣知道他们如何引发一场“洗脑风暴”。

《民族意识与群众运动》一文称，“从‘雨伞革命’至今，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新兴一波大众主义（populism）的兴起”，“每项议题所能触发的关注族群即使不同，群众的情绪却是一体的，而且香港策励、合作，然后进击。”

大众主义的别名可是鼎鼎大名的“民粹主义”，而这个概念可以说是社会科学术语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概念之一，这无异于欢迎本土派尽情骑劫，尽情诠释。

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展开讨论的。文章形容，“旺角暴乱”的参与者愤怒且恐惧（恐惧政权），“唯有不断地抗争，我们才清楚感受自己存在”，“我们意识到群众正酝酿一股力量，这可能催生更为激烈、代价更高的抗争，我们也仍不清楚，这股力量会将香港带往何方。”“我们相信有意识地反抗，才是香港最后的出路，这是我们身而为人的基本条件。”

“意识”出现的频率甚高，却没有被清楚地诉说，正如我们不会怀疑他们有意识地发动“旺角暴乱”，他们却希望我们认为这种“意识”来自群众的群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他们说新一代香港人“天然独”，妄称对共产党政权的“愤怒”普遍存在于公众的“基因”中，因此“与生俱来带有浓厚的单纯香港人身份认同”[1]，而这种“愤怒”就“成为构建我们心理性格的元素之一，而我们的政治承诺便是许给香港民族共同体的至善”。

文章进一步说，“群众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群众，我们甚至不确定身边这群人是不是怀有相同的本土意识……”这个群体成员的身份不建立在特定立场的论述，只要“视香港为共同的家园”，就是成员。“群众是我们的伙伴，然而这伙伴关系并不互相制约、折损，我们反而必须要拥有坚实的道德立场，种种动辄诉诸道德却暧昧不清的表述方式”，貌似将“本土意识”的内涵变得宽阔而包容，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本土派用本土意识吸纳群众，却未必能带着群众通往彼岸。

正如他们说，每项议题引起不同的抗争，而抗争者来自不同群体，他们是靠共同的“情绪”来相互合作，说好听点就是“民粹主义”，要玄一点就是“大众主义”，大众是没有主意的，有主意的人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成为运动的发起人，换言之，社运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情绪”而不是被“理念”感召的从众。所以“占中”这类大型群众运动中，发展到后期，生产不出新的“情绪”，只能因过度消耗而草草收场。

该文的作者对此心知肚明，知道“雨伞革命”以来，抗争面对的最大问题，便是群众与运动领导之间无止境的挣拗，但是顺着作者的逻辑，“本土意识”繁衍出的“大众主义”，能否为类似的争拗开出药方？

回到“香港民族论”，它只是“城邦派”为了打一场“香港建国”的仗，而为“天然独”群众量身定造的舆论武器；它和“无底线抗争”这个街头的武器双剑合璧，带领年轻的信徒们走向疯狂，他们狂欢、渴望流血、憧憬死亡，他们想成为本土威权的“英烈”。

我们谈民族大义，对方也谈民族大义，但双方对民族的想象不同，我们应该如何用新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将香港青年越推越远？

笔者大胆预言，本土派真正的危机将在9月当选立法会议员后达到高潮，议会抗争手法的交替使用有可能带来新的混乱。而在那之前，本土派没有退路，否则无法让各路人马尽情表演。只是，香港政府、香港警察、香港人，你们准备好了吗？

后记：

多说两句，香港人心思变，原因很多，不一而足，但这不等于他们会满足于政客随意的承诺和经不起推敲的政纲，已经被骗到过于警惕的香港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小心翼翼。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洁癖”，对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及主张不屑一顾。

随便举一例，本土派政团“青年新政”女神游蕙祯（25岁），去年区选时仅204票输给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后担任党友邝葆贤的社区主任。她近期在网台“花生台”[2]，与民主党区议员区诺轩、伞兵[3]叶锦龙，及一位教授大谈“男男”腐女文化，却被本土派“城邦派”网民围剿，不满她在新界东补选时为本土参选人梁天琦助选，这头又上“自治派”的节目，“食两家茶饭”。游蕙祯后来解释上节目是为“还人情”，并强调“只此一次”，但网民不买账。

或许有点离题，但要知道，《香港民族论》和《香港城邦论》都在做人心的功夫，确切说是“离心”的功夫，他们试图在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心中种下脱离中国的种子，现在已准备开花结果。不认清他们的洗脑路径，就有可能错判批评的方向，中了他们的计。然而，即使如此，又会由谁来承担后果？只能是香港人自己。

注释：

[1]《学苑——香港青年时代宣言》，《我们的二零四七》。

[2]“花生台”，由香港政党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行创办，主持多为社民连及人民力量成员。多个节目以反“双黄”，即黄毓民及黄洋达为主，视本土派“城邦派”为敌。

[3]伞兵，又称为伞后团体，是一个香港政治术语，源于雨伞运动后纷纷成立的各个独立小团体。这些组织不少腔调“重返社区，深耕细作”，继续争取民主。